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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那些事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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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说，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谨慎，但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没有什么过错，也没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还有，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
要先学养子后嫁人吗
为了选拔栋梁之材，雍正命令文武百官四下寻找、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嫉贤妒能，以尚未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他还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要求面面俱到、经验丰富，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呀。”
何必拘泥成例
清朝用人，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任用官员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成例。
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西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礼提请。雍正指示他，“不必过分计较老规矩”，还说：“如果吏部的那些官儿们不肯批准，朕可以专门下旨给你执行此事。”
只知遵旨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登基后的第一年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牵挂着吏治、兵、民，凡有益于天下的必下谕旨。旨意当中处理得当的，你们就要采纳。但朕一个人肯定难以处理得十分周密，况且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如果颁发的圣旨用在本地不够妥当的话，可以灵活运用，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报告上来就可以了。”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的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云贵总督鄂尔泰面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只可信一半”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点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如此大旱，怎么会有丰收？你这类粉饰太平夸夸其谈的言论，我实在讨厌！”
“这种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欢”
雍正皇帝曾经颁给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一道谕旨，让他认真做事，为政谨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挂在卧室朝夕相对，后又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风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自己“时刻不离皇上的训育，一刻也不敢忘圣训，触目惊心，非常有益”。吴关杰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雍正看了他的奏折后，很反感，教训他说：“你本来就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足够了，像这种迎合奉承的事朕很不喜欢。”
广东巡抚年希尧给雍正写折子说，皇上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了许多的客套话，何曾有你一句真心话。”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事都要踏踏实实干，不在文字语言。”雍正十年（1732）四月，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不要再做这种虚假文章，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
雍正重情义
雍正的皇后，姓乌喇那拉氏，是内大臣费扬古的女儿。这位皇后少年时代即入宫侍奉，当时康熙帝很喜爱她，做主将她许配皇四子，为雍亲王的正室嫡福晋。雍正元年被册封为皇后时已届中年了。雍正帝同她相亲相爱，可惜雍正九年（1731）九月乌喇那拉氏病逝。
乌喇那拉氏之死令雍正帝异常伤心，他自己大病刚好，想亲自去为皇后合棺送行，大臣们竭力劝阻才作罢。于是下谕旨道：“皇后从小就侍奉皇父，与朕结合以来，四十多年孝顺恭谨始终如一。我患病多时，尚未痊愈，若亲临丧事，恐怕会触景生情过度悲伤，致使旧病复发。我未尽到夫妇间的礼数，心中很是难受。大臣们劝我说，没有皇后丧礼皇帝非亲自奠祭不可的规定，因此，我今特令皇子们朝夕奠祭。”言语中流露出莫大的哀痛。乌喇那拉皇后谥号“孝敬”，与雍正帝合葬泰陵。
雍正立储的新法子
因为有感于争储斗争的残酷，雍正即位后首先做的事，便是想出一个立储的新法子。一天，他＇。 ·电子书下载乐园—。ＣoＭ电子书］召集总理五大臣及满汉文武官员去乾清宫商议此事。他坐在龙椅上，对众大臣说：“父皇在世时，曾立二阿哥为太子，后来废而又立，立而又废。父皇晚年，常为此闷闷不乐。朕想到，立储乃国家大计，不立不好，明立又不好，你们有何妙策？”大臣们面面相觑，半晌，齐声奏道：“臣等愚昧，凭圣上意愿定夺便是！”雍正帝又说道：“朕以为，立皇太子与一般政事不同。一般政治须劳大臣们一起商量而定，立太子的事，做君王的理应独断专行。譬如朕目下有好几个皇子，倘让众大臣议定，则众口必不一致，让朕难以定夺。何况，明立太子，免不了兄弟争夺，惹出祸端，因此朕再三筹划，想出了一个变通法子，朕私下拟定皇储为谁，写在诏书上，密封收进匣内。”说到这里，雍正帝把头向上一抬，手朝上面一指，说：“匣子就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你们说这样可好？”大臣们一听，异口同声回答道：“皇上思虑如此周详，臣下岂有异议？”当下，雍正帝便命众大臣退出殿去，只留下总理事务大臣在内，他亲手密书皇太子的名字，封藏在匣内，又命侍卫攀缘木梯而上，把这锦匣安放在匾额后面。从此以后，代代清帝都照雍正的做法，把皇太子名字藏在“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于是清帝传位才避免了宫廷内乱。
雍正眼中的十三弟
雍正即位后在打击政敌的同时，加紧培植发展自己的势力，最好是在兄弟辈中找几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阿哥。无奈徒生凄凉，二十多个兄弟大多是雍正的政敌，只有十三阿哥允祥相交最厚。在争夺即位的生死搏斗中，允祥始终坚定地站在四阿哥胤这边。为此，他失宠于皇父，削爵圈禁，直到皇父去世前，一直生活在灰暗和痛苦之中。胤上台之后，云开日出，他被封为和硕怡亲王，成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最为皇兄信赖。
雍正元年（1723），皇兄又将总理户部的大权交给他，并让他主管钱粮奏销的会考府事务。允祥日理万机，处理了许多繁重艰巨的政务。
为犒赏允祥的忠心和勤政，雍正依照先皇康熙帝时兄弟分封各赐钱粮二十三万两的成例，也照数赐给允祥。允祥坚拒不受，实在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十三万两。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重用允祥的部属，将他们发展为亲信势力。雍正三年（1725）二月，为了表彰允祥对皇上的忠诚和处理国家事务中的突出贡献，雍正帝加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郡王，任他随意指定。允祥再三辞谢，没有接受这份隆恩。雍正帝执意要垂恩于允祥，遂变换方式，于同年八月将他俸银增加万两。雍正四年（1726）七月，雍正帝亲笔挥写“忠敬诚直谨慎廉明”八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赐给和硕怡亲王允祥，还赞誉他“公而忘私，视国如家”；当年十月，雍正帝下旨再给他本已非常显赫的仪仗增加一倍，给予极高评价和荣耀。
喜欢玩狗的雍正帝
雍正帝非常喜欢玩狗。雍正帝让太监在宫内养了许多只狗，常常忙里偷闲去爱抚它们。这些狗有的聪明机灵，有的憨态可掬，确实给日理万机的皇帝带来了不少欢乐。雍正还亲自给他们赐名，其中他最喜欢的两条狗就叫做“造化狗”和“百福狗”，并亲自为他的爱犬设计制作服装。他曾为“造化狗”设计过一种老虎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他又认为套头衫没安耳朵，“造化狗”穿上后，耳朵只能窝在衣服里，非常不舒服，命人在虎式套衫上再加上两个耳朵。他还为“百福狗”设计过一件麒麟式仿丝面软里子的套头衫，做好后，雍正又不太满意，命人在麒麟套头衫上再安上眼睛、舌头。这样一来，“百福狗”的眼睛从麒麟眼中露出来，俨然一个活生生的麒麟了。除了仿丝料的狗衣，雍正还多次下令制作了许多虎皮狗衣、猪皮狗衣、豹皮狗衣等，每件狗衣都经过狗试穿后，由他亲自认真察看，不容许丝毫马虎，稍有不妥，就必须返工。比如狗衣上的纽襻儿钉得不牢固，就要重新钉一遍。有的狗衣做了皮托掌，雍正帝认为不好，就要拆去或重新做一个漂亮的换上。
雍正帝不仅亲自定做狗衣，还亲自为狗定做狗笼、狗窝、狗垫等各种用具。雍正六年（1728），他曾命人制作了一个精巧细致的小圆狗笼。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雍正的爱犬住在如此舒适的安乐窝里，真可称得上是“百福”和“造化”了。
雍正特批“暂住证”
雍正二年（1724），戴进贤向皇帝呈上奏折：“澳门不是外国船只常到之地，如果皇上肯开恩，让外国人能住在广东，那么有回国的就方便搭船了。现在哪里都不允许外国人托足，他们实在是无路可归。”戴进贤是德国人，在清宫中职掌天象观测，较得雍正帝的赏识。以铁腕皇帝著称的雍正，并非不通人情，几个月后，皇上回复：“看在你们苦苦请求的份上，我就先命令广东的长官不再催促你们迁到澳门，等地方官讨论后再决定吧。”不久，经地方官商议，外国商人可留居在对外贸易商馆区（即民间俗称的“十三行”）。
雍正治理乱收费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尤其严重。清世宗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如奉天府，老百姓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有车辆进出，就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十六钱，大车一辆收银三十二钱，每年都收两千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有猪羊贩卖进出也要按照每口三钱收费。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边口地带物价腾贵。
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之后奏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即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非常及时，应该表彰”。在许多地方，给官员送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人民，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危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被裁革。
严禁婚丧奢靡
雍正常常训诫臣工：“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1723）的一份奏折中说，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实际是铺张浪费。多者二三百两，少者也要四五十两。“就算是在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为此，一些百姓家为了娶亲竟变卖房产。如果男家凑不够这些钱，很可能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种种弊端，不可枚举。”
这份奏折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制定了婚嫁礼仪，接着，又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用六盏灯、十二个吹鼓手，庶民限四盏灯、八名鼓乐人。
雍正和“恩人”年羹尧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非常好，并且给予了年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不顾有失至尊的体统，说年羹尧是自己的“恩人”。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
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朕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地待朕；你如果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就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
然而，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觐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在道旁迎送。到北京以后，迎接他的王公以下官员也都跪在路边，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甚至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要求雍正奖赏军功，整治阿灵阿等人。这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回任后，即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作为人臣，建立功业很容易，但是守住这份功劳难；守住功劳容易，毕生持之以恒难。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功臣却倚功造过，结果导致帝王反恩为仇，这在人的性情中常有。”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两年以后，雍正暗示下的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雍正说，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有官职的全部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密折
密折，始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所谓秘密奏折，就是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径直报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示，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了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
这种密折治国术为什么独独盛行于雍正时期？雍正和别的君主相比，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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