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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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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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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头拜三拜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一种有思想和有感情的生活，一种创造的生活。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底，敏子作为北京六六届老高中生，我理所当然地怂恿她报考了，但未被录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遗憾的，因为她的水平本来足以考上。1978年3月，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我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当代哲学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的俄语基础很好，比较有考上的希望。幸亏第一届招生时，报名不需要单位和地方人事部门批准，否则县组织部一定会一如既往不放过阻挠我的机会。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后几届改变了这一明智的政策，因而势必阻挡了一些有才气却不被当地领导喜欢的人的进路，其实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摆脱束缚。复习的时间很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读尽可能找到的西方哲学原著及原著选辑，二是读俄文版《国家与革命》。5月15至17日，全国考生同时在本人所在地进行初试。我感觉良好，后来知道，作为专业课的西方哲学史得了96分，是哲学所考生中最高的。
然而，在初试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经开始绝望了。忽一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据说是来搞我的政审的。晚上，他们到农机厂的破屋子里来，一位是哲学所伦理学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位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希成。薄希成是薄一波的儿子，他把他们在县组织部的遭遇当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诉我：由于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县党校，组织部拒绝接待，他转身重填了一张空白介绍信，才被接待。刘启林告诉我，组织部说了我不少坏话。他接着说：“他们认为是缺点的，我们认为正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他们还告诉我，我考得相当好，要去北京复试，通过应不成问题。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愉快心情。政审从来是一件诡秘的事儿，现在这两个人却坦率地把有关情况连同自己的看法都告诉了我。我在这里一直受着压制，多年来不论哪一级组织都异口同声说对我理应如此，现在我第一次听到也是组织上来的人说这是错误的。忽然之间，一切都变正常了，常识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以后，新纪元的阳光越过重重障碍，头一回直接照到了我的身上。在我眼中，这两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人几乎像救星一般。因此，当薄希成与我下围棋并且把我杀得大败之时，我仍觉得我的破屋子里一片光明。
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在此期间，我到兴安与小玲共度了四天，我们在灵渠划船，我倚在船舷上享受着她的美妙的话音。接着，阿良来资源访问我，他是小玲的亲戚，当时在江西插队，通过小玲手抄的我的诗作认识了我。他在我这里住了十多天，我们天天在小破屋里抽烟长谈，从此成了莫逆之交。9月14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在几天前，组织部的一个干事——一个奇丑的女人，她也是大学生哪——还到处放风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啊，真好，我总算有一件事可以让这样的人不舒服，同时让我的朋友们高兴了。
资源的外地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过了打鸟界，回头拜三拜。”打鸟界是资源公路上地势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资源与临县的交界处，外地干部一旦经这里进资源工作，就万难调出，如能调出就是莫大的幸运，因此要拜了。开始时，我对在哪里生活并不在乎，所以对这句话也就不以为然。可是，现在，当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终于走出之时，我不禁也要回头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三拜，第一拜是为飞出牢笼而庆幸，第二拜是与埋藏在这里的珍贵岁月惜别，最后一拜则是深深的牵挂，敏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了，我许下心愿，一定要回来接她。
一、解冻
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发现从西单到电报大楼的长围墙边聚了许多人，人们在看大字报。观者最多的是一张小字报，那是一封致《于无声处》编剧的公开信，批评这出当时大受赞扬的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话剧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真实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开言论。接着，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势。几天后，我经过历史博物馆，南边是建筑工地，只见高坡下人山人海，马路边停满了自行车。在工棚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份二十来张纸的大字报。第一页是简短的声明：“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启蒙社。”署名是“贵州的几个青年工人”。正文内容为民主和人权。这份大字报因观点鲜明而引人注目，在当时被广泛谈论。
其后，在官方允许下，西单民主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后来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民主墙渐渐萧条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尔还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状者的控诉和精神病患者的梦呓。有时也能看到好玩的东西，例如，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这两种要求在当时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乱语，不少观者报之以惊诧或耻笑。人们很难料到，在若干年后的中国，移居国外的自由和相当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实，受到了法律的承认或默许。
除了思想的活跃之外，艺术也呈现活跃的景象。朦胧诗从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诗刊《今天》在大学生中流传，芒克、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获得了许多青年崇拜者。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谈论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它的广告贴在民主墙上，举办者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展出地点却是中山公园，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在文化禁锢许多年后，它的展品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两只鹅，头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着镜头，旁白是：“别让他们照，谁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两个老太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听，对白是：“听见了吗？”“听见了。”“说什么？”“听不清。”这类巧思令参观者忍俊不禁。
电影包括许多国外原版片暂时解禁了，有门路的单位各显神通，源源不断弄来放映。那些日子里，人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到处看电影，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大多是未经译制的原版片，由懂外语的人客串做同声翻译，但水平悬殊。原版片中常有裸体或色情镜头，遇到这种情况，仿佛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员必定现场作技术处理。一般是改变焦距，使银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挡一下镜头，或者干脆掐断，结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离破碎。
手提式录音机在当时还是新鲜玩意儿，人们纷纷托人从沿海地区买来走私货。邓丽君的歌曲刚刚从香港传入，爱好者们争相转录和播放。商店里大批出售曾经遭禁的喇叭裤。街上奇装异服多了，留长发的多了，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情人们当众搂抱接吻。这是正在解冻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艺术，浅薄的人也在通过追求外表的时髦改变着保守的生活观念。
社会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荡。有一天，我们宿舍里爆发了一场辩论，起因是一个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看到恋人们在长椅上亲热，大受刺激，回来发议论，谴责这是不讲道德。我反驳道：“人家碍着谁了，怎么就不道德了？”在场同学立刻唇枪舌剑起来，新旧两派各四人，势均力敌。争论的焦点是性自由。我陈述我的观点说：我们国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关系均被视为不正当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龄就有性要求，这是自然规律，强行压制的结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闷地度过一长段青年时期，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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