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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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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水面上，两个黑点急速朝这边移动，惊得水鸟四处飞起。渔船纷纷躲闪，两个黑点渐渐变大，是敌人的汽艇追上来了。郑波对摇船的渔家说：“快，朝芦苇丛里划。”渔家手握船浆，使劲地朝远处的芦苇丛里划去，但敌人的两艘汽艇越来越近了，并朝船开枪射击。郑家父子各掏出短枪，倚着船梆还击敌人。敌人的两艘汽艇并排驶来，艇上的机枪不停地朝木船射击，落入水中的子弹激起一朵朵水花。船家害怕，说：“被鬼子捉住我就活不下去了，早知这样，你们就是给我十万贯钱，我也不带你们。”说完一个猛子扎入水中，逃命去了。小木船在河中打转，父亲郑三清边射击边对郑波说：“你赶快跳水。”儿子郑波朝敌人不住地射击，不肯离开父亲。父亲急了：“再不跳，我们爷儿俩都没命了。”他把枪口对准儿子：“再不走，我毙了你，快走！”郑波在父亲的威逼下，跳入水中。郑波躲在芦苇丛中，见父亲的小木船被敌人的汽艇夹在中间，敌人的汽艇绕着小木船快速开动，小木船被汽艇掀起的巨浪打得左右摇摆。汽艇上伪军得意地狂叫：“郑三清老爷子，投降吧，皇军也学共产党投降不杀。”郑三清站起身来骂了敌人一句：“小杂种，祖宗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想让老爷子我投降，休想。”话刚说完，被剧烈摇晃的船，晃倒在船舱里，引得汽艇上的鬼子伪军奸声大笑。郑三清被跌得头晕眼花，他摸到短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饮弹自尽。一艘鬼子汽艇开足马力把木船撞翻。两艘汽艇掉过头来，开足马力，朝湖西驶去，留下两道深深地水迹。这一切都被藏在芦苇丛中的郑波看在眼里。他一手端着枪，一手的拳头紧紧握住，含着眼泪口中低低地呼喊：“父亲，父亲。”
从运西到运东的百十里路，郑波走了整整四天，穿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最后终于到达保安圩运东县委所在地，人已变成了叫花子，见到县委马林书记互相介绍后，郑波先问：“马书记，有吃的没有？”马林书记叫人端来窝头，稀饭，和一碗咸菜。郑波一路上能躲就躲，不敢暴露，四天时间也不曾吃上几顿饱饭。幸许是饿坏了，也不客气，不洗脸，不洗手，端起稀饭就喝，拿起窝头就啃。吃过之后才说工作。当郑波含泪说出伏击敌人运输船，运西武装遭受重大损失时，在场的马林书记、张英华、苏子安等同志无不静静地听着，深为运西武装遭受的损失表示惋惜。郑波又说起老父和他一起向运东转移，在骆马湖中遭敌汽艇追击遇害的情况。马林书记等在场的同志为郑三清老英雄的不幸遇害深表哀悼。马林书记首先摘下帽子，其它同志也摘下帽子，大家站立起来。马林书记说：“让我们为郑三清同志的牺牲致哀。”哀毕，马林书记握着郑波的手说：“郑波同志，请节哀，敌人再疯狂，也蹦踏不了几天了。我们不要忘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
郑波在运东保安圩休息了几天。县委接到上级领导——淮北工委的命令，调郑波到苏中的扬州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扬州是南京汪伪政府第二方面军总司良臣孙良诚的司令部所在地。孙良诚，又名良臣，字少云。河北静海人。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留东北军长官张学良，又逼迫西北军将领杨虎诚出国考察，肢解东北军和西北军。作为西北军悍将的孙良诚也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抗战初期，孙良诚部数万人马受“河南王汤恩伯”节制，被放在豫东曹县、定陶前线与鲁西南、徐州一线的日军对峙。蒋介石妄图借日军之手消灭孙良诚的这支杂牌武装。蒋的嫡系、“河南王”汤恩伯又处处给孙良诚小鞋穿。受尽国民党中央军的歧视，孙良诚一气之下率部投降了南京伪政府汪精卫，摇身一变成了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上将总指挥。孙良诚率部下三万多人公开投敌，引起国民党重庆政府极大震动，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这支武装杂牌力量。不断派出军统特务、社会名流，图谋再度策反孙良诚。
孙良诚身材高大，看似钝笨，实则狡诈异常。他明里投降日伪，暗地却也和重庆政府往来。孙良诚部队投敌后驻河南开封一带时，曾遭到河南八路军部队打击。八路军一支强悍部队曾深入其指挥部，捣毁其指挥机关，差点活捉了孙良诚，只因孙到开封参加日寇召开的军事会议，才幸以逃脱，所以孙良诚深知共产党部队的作战实力，以后八路军派人与其接恰，他也暗中和共产党人往来。这样孙良诚就脚踩三只船与日伪、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三方面巧与周旋
一九四四年，孙良诚率部
一九四四年，孙良诚率部移防江苏中部，其指挥部设在杨州，部下发展至五万多人，曾控制苏中十六个县的地盘。孙部手下有一个叫谢庆云的副军长，深得孙良诚的信任，是孙良诚少数最信赖的高级军官之一。谢庆云名义上是副军长，实际上孙良诚又委任他为第二方面军总联络处处长，全揽孙部后勤工作，由他负责向日伪伸手要钱、要枪炮子弹
谢庆云和孙良诚关系颇深。一九二一年，谢庆云投西北军时，正是在孙良诚任营长的那只部队当的新兵。谢庆云没有直接带过兵。他虽然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其自幼聪敏强记，勤奋上进，常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从军后，因其机智果断，稳重干练，而受到冯玉祥和西北将领吉鸿昌的赏识。从第十六混成旅团上尉军需开始干起，他在西北军系统内历任少校军械、第三军上校军务处长、孝义兵工厂厂长、河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山东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公路局局长、汽车管理局局长、吉鸿昌部总参议。抗战爆发后，又任宋哲之部天津造币厂厂长，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四省统税局石家庄分局局长、宋哲元军部参议、孙良诚部总部参议、汪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副军长兼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苏北十六县政务副厅长兼贸易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七年，南京的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武汉的汪精卫又进行“清党”。蒋汪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谢庆云并没有随波逐流。谢庆云在和*党员宣侠父的接触中，就已对*产生了好感。宣侠父，黄埔一期生，受党中央派遣到布衣将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作兵运工作，在西北军中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冯玉祥作为西北军的统帅，一直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多次与将介石公开叫板，并兵戎相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蒋冯阎大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军阀大混战。冯玉祥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联合为一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另一方，双方动用百万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撕杀，战争初期冯阎一方占了上风，西北军有几十万人马，但武装装备不如蒋军，西北军为了弥补武器上的不足，各部成立大刀队，广聘武术教练训练官兵拼杀、近战之术。西北军官兵基本上一手一把大刀片，在与蒋军大战中，杀得蒋军只有招架之功。蒋介石有江浙财阀支持，是财大气粗。他采用分化、收买的手段，不惜动用巨额金钱，收买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部的石友三、韩复渠等统兵大员，纷纷倒戈投靠蒋介石。冯阎联军大败。蒋冯阎大战是一场军阀大混战，作为主战场的中原地区是血流成河，一派惨象。谢庆云作为冯玉祥的得力部下在混站中不是看到谁败谁胜，而且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灾难，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虎视眈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亡我之心。他在与宣侠父的频频交谈中，谢庆云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是改变中国现状的唯一正确方法，在思想上逐步靠近了共产党。*对西北军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之一吉鸿章将军，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九。 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华态势，爱国将领吉鸿章将军率部在绥远五原会师，与西北军将领方振武一起和西上、南下的日军展开血战，屡次重创日军。共产党人员在西北军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加之南方的红军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后声势大炽。共产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蒋介石一方面抽调大批国民党精锐军队，围剿南方的各地红军，一方面又派出军队消灭、分化瓦解吉鸿昌抗日同盟军，并且派出特务进行暗杀造谣，使吉鸿昌的抗日军队迅速瓦解。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将军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杀害。吉将军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是怒目面对敌人的枪口而牺牲的。枪毙他的敌人面对吉鸿昌将军那双忧国忧民、充满愤怒和心犹不甘的眼睛，有的敌人枪都吓掉了，数次抬不起枪口。这些都是谢庆云事后听人陈述的，他佩服吉鸿昌将军，痛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于是找到宣侠父，要求加入共产党，宣侠父经请示上级，要求谢庆云暂不要入党，以免暴露身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让谢在党外从事秘密工作。抗战爆发，谢庆云又要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但他发现宣侠父已不知去向。他四处托人打听，均无宣侠父的消息。
谢庆云和党的联系中断，直到一九四二年秋天，孙良诚投降汪伪政权后，谢被孙任命为孙部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时，有一次在南京新街口迎面遇到一个二十多岁、西装革履的男子，这男子脱口而出：“你不是谢参议吗？”谢庆云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非常眼熟，瞧了半天才突然想起：“你不是徐大队大长吗？”这个年轻人是谁？
这位年轻人正是共产党地下人员徐楚光。这二人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这还得从一九三二年说起。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兵败，谢庆云随部队被蒋介石调到湖北罗田、英山一带去打红军，地下党员徐楚光早在一九三零年就奉命打入湖北罗田县自卫大队任副大队长。当时罗田、英山两县的国民党地方自卫队，因在追剿红军游击队的过程中，对所俘获的枪只、人员分配问题上双方产生不满和对立，变得水火不相容。徐楚光利用这两县自卫队的矛盾，想办法扩大和激化两方的矛盾，撮使双方多次公开火并，以消弱敌人的力量，借以减轻对苏区围剿的压力。时间一久，徐楚光的活动暴露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正在敌人要捉他之时，他才被迫离开罗田。时谢庆云的家眷住在罗田，在罗田这座小县城里，谢庆云为了家人的安危，就联络县城的士绅阶层、头面人物，这些人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以能巴结到谢庆云这位正规军部队的大人物为荣，故积极和谢庆云结交。在多次互相宴请的酒桌上，徐楚光和谢庆云互相认识了，所以两人并不陌生。此次二人突然在南京街头见面，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觉。
这徐楚光自离开罗田后，为何又突然出现在南京街头呢？一九四二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最为艰苦的年代，日伪顽对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党中央为了配合抗日前线的军事斗争，八路军总部在四二年初抽调几十名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集训后，派往南方工作。徐楚光由八路军情报机关直接派出，经武汉到南京。因徐楚光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所以就以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广泛结交辗转流散在南京的国民党军官。故此，徐谢二人才在南京不期而遇。二人相遇后，徐楚光想问一问谢庆云目前的情况，便说：“谢参议眼下忙何贵干？”谢庆云随孙良诚投敌后，对自己的伪军官身份一直敏感，这可是遭人不耻的汉奸啊。同时他与徐楚光只是偶然巧遇，故也不愿多说，只平淡地回答：“暂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而已。”双方短暂寒暄后，各奔东西。
一九四三年，打入南京汪伪政府的徐楚光，已站稳根基。徐楚光当时仍属八路军总部情报机关直接领导，但北方的总部和南京路途太过遥远，交通联络非常困难，因此，总部就把徐楚光的组织关系就近转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后，从苏中盱眙境内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派人到南京，按照预定的接头方式，找到徐楚光，和徐接上了联系。徐楚光就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上开展工作。
徐楚光和谢庆云的新街口一别，再也没有见面，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直到该年三月份，徐楚光派手下的一名交通员陪一位汪伪中的要员叫祝晴川的去青岛探亲。祝晴川的家在青岛，此人是南京汪伪政府中将常务参谋次长。在青岛祝的家中，交通员见祝家来了一名客人，祝晴川向那位交通员介绍道：“这位就是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谢庆云军长。”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祝晴川介绍完后，把谢庆云拉入密室中交谈，一个多小时后，谢庆云才离开，而那个交通员记住了谢庆云。半个月后，交通员从青岛返回南京，在向徐楚光汇报青岛之行时，特意把在祝家见到谢庆云的事情相告。
交通员的报告引起徐楚光特别注意。他回想起宣侠父离开西北军后，曾赴广西策反李济深和李宗仁的工作。自己在广西曾和宣侠父工作一段时间，宣侠父是他的上级，宣曾和他谈起在西北军工作时谢庆云的种种表现。在广西工作时间不长，两人奉命先后调离广西，宣侠父调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被特务跟踪暗杀。宣侠父遇害谢庆云一无所知，因找不到宣侠父而苦恼了好长一阵子。特别是孙良诚率部投汪时，孙委托谢庆云作为与汪伪接洽的联络官，谢庆云从北平秘密到徐州西的商丘，用秘密电台和徐州南京方面的汪伪政权联络时，思想上的苦闷特别大，孙部几万人马要卖国投敌，作为有血性的军人能泰然处之吗？这样的时刻他想到了视若知己的宣侠父，自己独处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宣侠父你在哪里？他多么想和宣侠父见上一面，大吐心中的苦水。他要告诉宣侠父。孙要投汪，我要脱离孙部参加共产党八路军。他找不到共产党，却记得宣侠父和他谈过的话：“一旦脱离团体，则势单力危；要安心留下来，团结周围进步力量，伺机发挥作用……”谢庆云反复思考宣的这些话，他又想到在孙良诚的部队中有许多和他一起曾经出生入死的同仁尤其是和自己交情深厚、志向相近，又是自己连襟的王清瀚军长，以及孙部赵云祥师长，他们服从孙良诚的投敌命令，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思想作祟之外，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我谢庆云留下来，有责任帮助他们，或许可以做做这些人的工作，一但时机允许，便可以和他们一起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谢庆云在无法找到党的情况下，决定仍留在孙部，团结其他人，寻找时机。
四三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南京办事处谢的副官向谢报告：“报告处座，客厅内有位姓徐的先生要面见处座。”谢庆云走近客厅。沙发里端坐的正是徐楚光。谢庆云快步向前，握着徐楚光的手说：“我看到早上卧室窗前树枝上的喜鹊在喳喳的叫唤，就知道今天准有喜事了。稀客啊！是什么风把徐老弟吹到我这寒舍里来的？”双方落坐，稍作寒暄。徐楚光的话很快转入正题，他向谢谈了一九三二年在罗田别后的情况，接着又郑重提起和宣侠父在广西工作时策动李济深、李宗仁的事。徐楚光说这些话，意在向谢庆云透露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信息，谢庆云明白徐楚光的意思，也就消除了见面时自己投降汪伪的愧疚感和负罪感，认真而又语气平和的对徐楚光说：“去年和孙先生过来时（跟随孙良诚投降汪伪），就渴望求教于宣参议（宣侠父），怎奈多方面联系都是落空，真是遗憾。”徐楚光听到这些话，心中立刻闪出一道亮光：原来他一直在找我们。就说：“谢处长，你苦苦要找的宣参议早在三八年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西安。”谢庆云深坐在沙发里，喃喃地说：“多好的一个人啊，太可惜了，难得的人才，那些国民党特务太可恶了。”
徐楚光的造访使谢庆云知道了徐的身份，也加深了徐对谢的了解。徐楚光感到谢庆云已经做好了与共产党联系的准备。徐楚光回到住处，派交通员秘密从南京回到苏中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汇报了和谢庆云接触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进一步打听和了解华中局对谢的掌握和了解的情况。交通员回到南京带回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密令徐楚光加强与谢庆云的接触，把谢庆云作为重点策反的对象进行工作
一九四四年初，地下党员徐楚光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发展谢庆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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