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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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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我均一一作答。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回答：“主任这话过奖了，主任这样有名望的人如此看重我，已经使我很荣幸了。”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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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2）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他对我讲身体不适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关照我去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总统府第2局局长陈方来访，二人又谈了一会，客人离去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的车子驶过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车子在湖的南端掉头，朝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了望。
宏伟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了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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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
关于陈布雷最后的时刻，陶永标这样回忆：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匆匆扒了两碗饭，按照他的指示，在楼下会客室里坐着挡驾。好在这天晚上还太平，8点钟，一个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上门求见，被我挡驾。9点半，蒋介石的秘书来电话，通知布雷先生明天上午8点半去中央党部开会，我记在值班簿上。深夜12点钟，我结束事务准备离开陈公馆返家，步出院子抬头朝楼上望，只见布雷先生房间的窗帘布上还透出昏黄色灯光，我几次停步想上楼去劝他熄灯休息，但想起他吩咐过我的话，就默默离开了。
13日清晨，我去陈公馆，想起他昨天没有吃过饭，便到厨房间关照伙夫买些鲜鱼；8点钟，蒋君章秘书等来上班，我说主任还未睡醒，并将昨天夜里值班记录给他看。9点钟，电话铃响，蒋秘书去接，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去开会，蒋朝我看看，我做了一个手势，蒋对着话筒说：“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请转告主席。”
9点半，仍未见他下楼，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上楼在他门外来回踱步，不断地看表，房内死一般沉寂，我愈想愈觉不对，便开始敲门，没有反应，搬来了一只茶几，站上去，从气窗向内窥探，发觉了……
蒋介石大吃一惊前来诀别
发觉陈布雷自杀身亡，特别是他留下的遗书：“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陶永标泪如泉涌，他立刻驾车去考试院、中央社接陈布雷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接到蒋君章电话赶来的有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他们还请来了两个医生，和先来的陈广煜医生3人给陈布雷注射强心针，最后宣告“回生无术”，陈布雷的兄弟和陈方等各自默默地看着他留给自己的遗书，商量后事，第一应尽快去报告蒋介石，决定派陶永标直接去中央党部。
陶永标跳上陈布雷生前用的别克牌轿车，猛踩油门，驶向中央党部，一路上只觉脑子嗡嗡作响，车子在中央党部大门外吱地一声刹住，由于惯性大，右前轮已经冲上第一级石阶，把门口几个守卫的卫兵吓了一大跳，其中两个已伸手准备掏枪，一看是陶副官才嘘了一口气。陶永标也顾不上打招呼，一头闯了进去。军务局长俞济时迎了出来，问：“有什么事？”陶神色慌张说：“有非常重要事要立即报告委员长。”俞已经知道情况不妙，让陶在休息室等候，他进会议室请示。
不到5分钟，蒋介石在俞济时陪同下来到休息室，陶永标立正行礼，刚说出：“报告委员长，陈主任他已经……”几个字便喉头梗住，发不出声来，蒋介石好像知道陈布雷死了，面部立刻掠过一丝惊讶和懊丧的神情。
蒋介石断断续续问：“布雷先生……是怎样自杀的？……”
陶永标：“服巴比妥安眠药。”
“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午10点钟左右。”
沉默了十来秒钟。
蒋介石挥着微微颤抖的手说：“你先回去守候，我会来的。”
蒋介石一回到会议室即宣布陈布雷不幸去世，同时宣布会议中止，他急匆匆赶到湖南路陈公馆去。
蒋介石到了楼上，叫人揭开死者的面巾，顷刻即叫盖上，他又惊又哀，很快下楼去了，陈训慈送蒋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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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妻子回忆（1）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有一些了解他的人，从另一角度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程沧波在《重诉生平》一书中说：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极自杀，以求解脱；亦非有负领袖，有负党国，有亏职守，而一死以###迹的自弃的愚忠者之所为；更不是从政本非所愿而摆脱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实在是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大患又起，而国人醉生梦死，因循苟安，触目心伤，中心抑郁，难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终想替他解忧。后来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他忧天下国家之忧，他忧领袖之忧。天下国家之忧无穷，领袖之忧亦无尽。仁人君子，又岂能有一日之欢？‘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他的忧时忧国，可绝不是消极与悲观。此在他许多遗书中可以窥见。”
陶希圣在《追念布雷先生》一文中说：“布雷先生死于自悲，而他的自悲，乃是爱国的热忱与忧国的伤感，郁结而成。他追随蒋先生20余年，从北伐到抗战，专心致志，为国家服务。他久已忘记了自己。他的思想无有不是为了蒋先生着想。他的筹划无事不是为了国家打算。他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私。为什么他自悲而死呢？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刚直而深于修养。布雷先生的行径是身居政治的中枢而心富客观的观察。他有深远的见解，坚定的主张，严正的批评，强烈的忧愤，但是这一切都郁结为自悲的情绪。布雷先生本于他20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他爱国的热忱，他忧国的伤感，两者郁结而为自悲的情绪，他毅然决然谢世人而去。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我们中国国民党在总裁蒋先生领导之下，25年的奋斗，其成败已与国家存亡结为一体而不可分。党的分崩离析就是国家的衰颓危殆。布雷先生谢世是整整一年了。投降主义者之多，失败主义者之盛，可伤可耻之现象，表现无遗。但是这些现象是党中久已蕴积的各种因素演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年以前，布雷先生早就看出来了。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20年来，布雷先生深感蒋先生中心领导方针，决无错误。这点在他留给家族的信里说得非常正确。他临终的日记中，寄托希望于总裁蒋先生为中心的团结。但是他为国效忠、为抗战宣劳，已使他的心力体力‘油尽灯熄’，他不能再为总裁分劳分忧了。这一念把他的自悲情结强化到了顶点。于是布雷先生便谢世人而去了。”
陈布雷体质素弱，髫龄即患头痛。4岁时，“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仿佛忆之”。“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母常叱责之”。11岁从徐氏读，“以作课时间长，常思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这是陈布雷回忆中所记：“二十岁初秋，饮食不慎，致患痢甚剧，先由秉琳患此病，同学传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独余为最剧。入广济医院治疗一星期未愈，院医医术浅薄，态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设备及卫生均恶劣，臭虫满床席间，诘之尚不自承，愤极出院，迁居上城四明颐养庐。秉琳亦未愈，来同寓，最后请大哥友江山聂先生（亦谘议局议员）投中药数剂始愈，然已形销骨立矣。向学校请假归里养病，与朱清奇兄同舟归，以食蒸栗过多，归家又复发，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谙卫生知识有如此者。在家养病匝月，索居读书，暇辄游田野间，生活闲适，病亦遂痊。侍予疾者五妹为最勤，而四姊调护饮食，尤尽心焉”。22岁夏，“杭浙高举行毕业试，身体受气候影响，颇不支”。25岁“依仁公弃养，独负家计，为最痛苦忧患之期，神经不安。37岁秋，恶寒恶热，患伤寒；有时谵语不绝，诊治休养两月始愈。44岁，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绪烦乱，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甚，请假服药调治约二十天始愈，盖体力渐衰矣”。46岁，“出席五全大会毕后，体力心力憔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延医诊治，投剂服药亦无效力，请病假一月”。47岁10月，“忽患腹疾甚剧，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养息”。48岁5月，“以数月积劳，在杭寓旅中忽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书则畏烦。回京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益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鲜”。1939年4月“身体精神，忽大感疲惫，竟日昏昏，作事无力，夜间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态百出，而骨痛腰酸，头脑晕重。赴北碚休养一月”。11月“旧疾又作，百般调治，终不见痊，且胃肠日见薄弱，人亦渐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陈布雷回忆》）。1942年养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还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损，脑力益衰，其秘书蒋君章说：“布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来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医学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经衰弱，他自己叫做脑病。在我记忆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节，尤其以胜利以后为然。每年春夏之间，他总觉得精神不佳，思虑无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现出萎顿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本来非常温厚的性情，要比较的急躁些，本来很轻松和欢喜讲些笑话或遗闻轶事的，要比较沉默些”。
友人和妻子回忆（2）
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张道藩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责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复健康，如果过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进步不显著时，他的忧虑增加了，睡眠受影响了，健康的进步便益无希望了。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至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初离京时，只拟请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仅有两星期可住，因之甚为踌躇，预计非续假不可。故先以近况报兄”云云。函中并有“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等语。陈布雷是“身在山林，心在廊庙”，虽在病假休养中，在给友人的信中，仍无时无刻不以“党国大事为念。党国多事，放心不下，健康很难恢复。”
陈布雷的好友张道藩回忆：“先生淡泊，与世无争。但政治场中，有些事情，书生是看不惯、听不惯的；书生既已从政，自然接触到看不惯的现象、听不惯的事情。心虽泰然，不免总有不快。先生生性不近政治，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以为不数月即辞归。民国十六年在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谓‘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劳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民国十八年‘春，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曾提议党龄不满三年不得当选中委，以绝幸进之风，以保持党的纯粹性。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当选后请辞，以无先例，未许。深忧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心戚戚焉’”。张道藩说：“布雷先生对于功名富贵之淡泊，为人所共知。当民国十八年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布雷、公展两先生及道藩同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吾等非常惶悚，盖当时中委名额甚少，名位亦重，布雷先生认为吾等不应占此名额，且以为不任中委则事无大小皆可担任，更易于报效党国，乃由布雷先生面请介公转达主席团，准予放弃，另补他人。后虽以事无前例，未获允准，但由此一事，足知先生之淡泊于名位及其让德之可风，早在廿年前已昭示于朋侪，更足证其从政廿年来，只求努力报效党国不计名位非偶然了。二十年二月，约法问题起，先生‘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民国廿四年夏先生随侍领袖于成都，‘是时京中政象，以蒋公出外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其间，勉克相安而已。朱骝先、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均曾来川，有所报告。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是年十一月五全大会毕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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