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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李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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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度,我干脆只把握自己这个岗位、这个职位的度——我已经走到桌子边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要掉下去了,然后我停下了。
  记者:央视可以容忍的娱乐底线是什么?
  李咏:在娱乐节目的男主持人当中,你觉得我说话是什么程度?我的自由度又是什么程度?跟别的男主持人比,我惹眼吗?我说话大胆吗?我着装大胆吗?我搞笑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央视娱乐的底线,我就是央视娱乐的底线。
  我主持的几档节目,应该是央视比较典型的娱乐节目,在国内也是领军节目。我觉得,就在央视工作来讲,我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了,想要再突围的话就得再去寻找新的渠道。
  

五、通俗与庸俗,央视的娱乐底线(2)
娱乐节目本应是很有倾向性和针对性的东西,一定要有对象去释放,尤其主持人绝不是在嘻嘻哈哈光闹,要在语言上尽量加一些可能性的联系。在央视这么多年来,我得益最深的就是在这个度上的把握,再多说一句就违规了。比如我说什么叫“痛并快乐着”,我说理解这句话最深的人就应该是蔡伦,你想啊,都被宫了,能不痛吗?但是他发明了造纸术,让这个文明流传下来,他是一个真正痛并快乐着的人。蔡伦就是我的底线,我不能举司马迁,那样就过了。
  记者:你怎么把握这条底线了?
  李咏:《非常6+1》的开播,让我有了这个机会。去年《梦想中国》直播现场,有观众发短信来,说我对帕瓦罗蒂老师说话不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还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怎么了?——但我知道1号厅有多高。很多人喜欢深度报道,觉得娱乐节目不深刻。娱乐节目怎么做是有深度的?我们这样做是最有深度的!《非常6+1》那么大型的节目,90分钟的节目,告诉你的只有一个信息——歌舞升平、安定团结,这还不叫深度报道吗?
  底线如何把握?那便是谨慎的准备,以向善、和平的方向为发挥的准则:“我是‘通俗’主持人,我从言谈到举止都会尽量去适应这个时代良性的东西。男人不能留长发?我就是长发;央视主持人不让染发?我染了。我可以说一些信口开河的话,但这些‘信口开河’得打好底稿,你看我好像是很现场、很即兴地在发挥,其实我早就储藏好了几种办法用来应付现场。”
  要让节目通俗而不低俗,的确需要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过程,按照他的说法:“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有趣的事、看不惯的事——看不惯不是我个体看不惯,而是一个群体看不惯,我都想换一种话语形态告诉别人。”对于低俗化的说法,他认为首先要确定低俗化的定义。“的确有些(低俗化的)节目为了盲目追求收视率,互相跟风,甚至在商业上有不良竞争”,“低俗和庸俗,不能从表象上去简单区分。每个人都有阳光的一面,阳光背后是否有阴暗面呢?谁不想知道明星的八卦,谁没有窥视心态?只不过有人流露有人不流露而已。有些节目迎合或者部分迎合了这种心态,它是不是真的低俗化、庸俗化,臭不可闻必须扔掉?比如说性教育电视讲座,节目也涉及到了两性话题,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节目?看它是堂而皇之的,还是偷偷摸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性取向,国家发生的大小事情,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得看是什么场合。电视上,我觉得真别忙着下结论,先去做个调查,观众想看到什么,电视台迎合观众的又是什么,再去做一个界定。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电视人背后的苦衷,每个电视人都想自己的劳动有所回报。”
  不评论同行是李咏的一贯立场,他只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已,在这个立场下,他不评论王刚认为台湾的娱乐访谈类节目《康熙来了》是否低俗,也不评论《超级女声》低俗与否。
  李咏对于《梦想中国》的信心,很大部分也是对于《梦想中国》所依赖的央视这个平台的信心。处于央视著名主持人这一阶段,为全国观众端上一盘众口难调的大菜,有记者就直接问李咏是否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
  记者:那你会不会感到高处不胜寒?
  李咏:总之《梦想中国》就是《非常6+1》的延伸,一个更大的平台,就像一座楼房,我在不停地盖,我不知道会盖到多少层。当我盖到第6层时,我开始设想顶层的样子,但不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还得继续往上盖;我现在设计到第12层,又会有另一个顶层设计,也许12层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要继续盖到18层、19层。
  记者:但你打了多少层地基呢?
  李咏:我的地基非常牢靠,我的地基要多深就可以有多深,有多重就可以承受多重,我的地基就是央视,就目前来讲,它是“惟一”的。帮我建楼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可能会盖成摩天大厦。
  记者:所以你其实很享受这种垄断?
  李咏:不是很享受,这个词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享受的享,受益的受”,一种是“想法的想,受用的受”,两个词含义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这种垄断给我带来很多的可能,也让我有很多的得益,但是它又会让我有很多的框架,很多的规则。  
  处于这种状态,总是尴尬的,垄断带来了利益,同时也需要有所承担,在任何时候,“享受”都可以转化为李咏所谓的“想受”,成为一种负担,令人沉重。
  记者:那你是“享”还是“想”?
  李咏:我什么都不想想,我只是想受受用就可以了。做电视要做出东西才有成就感,不管大小,只要没白做。《梦想中国》刚筹备的时候,我开过一次动员会,话说得非常狠,这是直播,直播5小时,没有任何延时!你不负责的部分,天塌下来都跟你没关系,但你负责的要是出了问题,我马上让你掉脑袋。第一天直播完了,导演哭了,为什么?成就感。《非常6+1》的每个人都非常自豪,比如我的导播,很年轻,连续7天直播,他还有什么不敢承担的?一件事情影响大影响小,重要吗?全世界皆知,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从这里找到成就感。我们叫《梦想中国》,不就是这个名字大而已吗?我是央视的节目,不叫《梦想中国》叫什么?叫《梦想河南》?叫《梦想北京》?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我们只能叫《梦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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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俗与庸俗,央视的娱乐底线(3)
不论是“享受”抑或是所谓“想受”,都可以放到一边,作为一个电视人,作为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不但要使他人娱乐,也会让自己带来快乐,这种快乐,在李咏看来就是一种成就感。
  从1991年进入央视,李咏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从小接受着一种以国为家,以集体为家的观念,这种群体,它既有家长式的威严,同时又具备了母亲般的慈祥。身在央视10多年的李咏,早已经接受了这种观念,同时作为一个能集万千“特殊”于一身的人,他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关照,自然,对于央视,他抱着感恩之情。
  记者:即使成就感有一部分是垄断带来的,你也不会介意?
  李咏:不是一部分,是绝大部分。没有央视,就没有我;没有央视,就没有这个栏目;没有央视,也没有这个栏目的今天。对于这个平台,我要感恩,人活着就要知道感恩。有时候我录完节目出来,会开着车绕央视大楼好几圈,我看着这个楼,我从1991年开始在这个楼里服务,到现在10多年了,我从一个很普通的人,变成了不普通的人,所谓的不普通,是这座大楼给我的。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我是真的依赖它,它像一个家把你一手抚养成人,你要知道报恩,不能诋毁它,不能给它带来丝毫负面的东西。它有它的苦,它的孩子太多了,操心操得太多了,所以别哭,哭会让它操心,一般哭的孩子缺奶,哪怕我们缺奶也不能哭,给母亲减点压吧。现在对这个平台,有说东的也有说西的,我说你只管低头做你的事,考虑那么多干吗?你认认真真做一分就有一分的回报,认真两分可能有四分的回报,认真4分有6分的回报,认真6分可能有8分的回报。《梦想中国》总共20多个人,就这么疲惫不堪地在一起,大家苦中有乐。梦想,能梦到什么程度就梦到什么程度吧,我觉得人最大的失望就是梦醒。
  正是这样感恩的心态,李咏有意地回避了记者就“垄断”所提出的尖锐提问。他“不能诋毁它”,甚至“不能给它带来丝毫负面的东西。”而不管央视是否“垄断”。
  央视之难,也直接影响到《梦想中国》这类娱乐节目之难,李咏认为《梦想中国》是成功的,因为他不但成功地履过了薄冰,而且给央视带来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收益。《梦想中国》与其他电视台的同类娱乐节目在发挥的自由度上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也引发了他对娱乐节目的思考,虽然有对自己的辩解之嫌,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冷思考”。
  记者:《梦想中国》的梦如果醒了,会是什么结果?
  李咏:《梦想中国》的盘已经放在这里了,一个巨大的盘。今年的收益是去年的10倍,加上去年,《梦想中国》给央视贡献了将近一个亿的广告,这对一个每周90分钟的栏目来讲已经很可观了。我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总结出来就是4个字:如履薄冰,你必须把很多因素都考量进去,你的节目才能被上下认可。今年我们是在走钢丝,我很害怕我一手缔造的这个节目会被摧毁,这种担忧不是来自于对谁,而是来自于对娱乐的担忧。我们不被允许作秀,这是央视的规则,它受到国家电视台这个身份的局限,有些人关注的东西它可能不是很关注,它站的角度高一些,我们得承受这种规则。在央视工作这么多年,我从不理解变为理解,然后把承受变为理解,把理解变为应该。但网上炒得太厉害了。人人都在说打破垄断、打破常规,想法是好,但怎么做?谁不想追求舒适,央视其实想给别人的就是舒适,我们也有如坐针毡的环节,但我们把它全部拿掉了,留下舒适的给大家,但观众不满意,他就喜欢看你如坐针毡、坐立不安,就喜欢PK,我担心的是这个。玩感人还不好玩吗?我在甘肃看到父子两人打工,穿的是露小指的球鞋,孩子吹笛子,我要玩感人随便玩。但是对不起,你只有13岁,我的要求是16岁,我可以送你一把新笛子,我也只能送你一把新笛子。这就是《梦想中国》的规则,谁也突破不了。
  当李咏面对《梦想中国》为何没有去年那么火爆,而《超级女声》今年却声势空前浩荡的提问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商业力量的介入”。基于这样的考虑,《梦想中国》在这一点上似乎乏善可陈,除了胜出的选手有机会签约环球唱片之外,《梦想中国》对于持续的商业推动没有什么跟进:“我们走的是比较传统的规定路线,只是埋头做节目,商业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要得到许可,我们每走一步都必须得到许可。”“我们的任务就是满足大家一个登台的愿望,我们只能提供一个机会,不能创造奇迹。完了之后您说您是工人,那还要回到工厂,您是干部那还要去上班,您是军人那还要继续为人民服务,我们并没有跟一些公司对接,你在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也许会得到一些公司的认可,但那不是我们电视台承载的,而且国家电视台的规矩我们是严格遵守的,也不准许我们制造一些过于激烈、冲动的因素。”
  李咏自己笑着说,他的粉丝(fans)是从4岁到104岁不等,这个说法至少可以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李咏的主持很受欢迎;欣赏他的主持风格的人年龄分布很广。
  “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现在大家需要比较自然、平和的主持人,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儿’,说话没距离感。像在今年春晚离最后敲钟还剩下30秒时,我们的周主持、朱主持、董主持都抒了一段情,我还是喜欢最朴素的‘爷爷奶奶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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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俗与庸俗,央视的娱乐底线(4)
成名之后,李咏开始频繁获奖,这些专业奖鲜少是由李咏自己亲自领取的。作为央视少有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温文尔雅、深沉大方、端庄严肃、真挚感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主持风格中特例独行,李咏未尝没有对自己的怀疑。这种怀疑便是自己是否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主持人:“今年在上海我得到一个主持人的专业奖,它把年度主持人给了一个娱乐主持人,拿完奖之后我就了,当媒体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喝酒了。我那时第一次开始想,从1998年开始,我用了7年时间,终于进入了主持人的主流。”“我是在拿到这个奖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是一直在做主流的事情,大众需要的就是主流。”
  而在此之前,他的主流观念,拘囿于央视主持人风格的那种四平八稳的传统。如果朱军是主流的主持人,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他只是发型和我不同嘛!”他的主流,是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同:“喜欢我的观众是从4岁到104岁都有(笑),上次我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他家孩子才几个月大,最喜欢看的就是广告和我的脸,我一出来孩子就不哭了。”这种认同的结果便是他的走红,他的成名:“是在2001年。上公共场合的时候大家跟我非常亲热,大家能直接呼喊出我和节目的名字,并且还会做我的手势、我的动作,我很兴奋啊。”
  像其他的公众人物一样,紧张与忙碌也与李咏如影随形一般,而成名也同样导致了另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以前我做节目大多是在夹缝中生存,每天就是担心节目会不会被毙。现在可能说一句话的时候考虑得要多了,还有就是像跟媒体说话的时候会有所保留。”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焦虑影响了他的健康,紧张、兴奋,经常使他难以入睡,他的夫人哈文曾笑称,中央电视台医务室里的安眠药除了开给崔永元之外,就是开给李咏的。而李咏在采访时又纠正了哈文的说法:“小崔现在已经不在医务室开安眠药了,现在在医务室开安眠药的挂了号的就是我。”在哈文看来,是频繁获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引起失眠,而李咏却认为不是这样:“我失眠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录制节目本身造成的,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录制工作会排得比较紧,一天两场,要连着录六七场,每天我把观众送走,半天这兴奋劲儿还没下来呢,回来之后怎么能踏实睡觉呢?第二天还要保持一个兴奋的状态,只能借用一些外力让自己睡觉。”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我自己比较‘作’,因为晚上是我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觉得比较安静,相对属于自己。这个书房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以由着性子想很多事情,我会经常半夜一点多钟抓起电话给别人打,第二天他们有时候碰见我夫人就会抱怨,‘李咏怎么回事,半夜一点给我打电话。’这个我也知道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长期下来还是要靠药物治疗。我这个失眠不是单纯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它也是工作性质和我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这样的状况遇到录制节目的日子最为严重,如果是下午录制节目,为了能让自己早点进入睡眠,他只能依赖安眠药的帮助,而且剂量很大,一次需要好几粒的安定,这样的剂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让一个成年人昏睡一整天。
  不用录制节目的日子相对清闲,至少,不必过分担心失眠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李咏总是到了天亮才开始入睡,睡上四五个小时之后就醒来。这样的状况,常人可能很难忍受,李咏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去,一方面是拥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又一方面便是节目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我没有累并快乐着那个境界,我达不到。累就是累,疲劳就是疲劳,我是人,不是铁打的。好在老天给了我比较强的承受力。当然内心还是宽慰的,因为我的投入虽然消耗了精力,但看到节目的收视、收益和节目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不断受到观众的追捧,这时候我是欣慰的,累就累点吧。”
  

六、叛逆的青春,在自闭与逃离之间(1)
出生于新疆,祖籍在山东,正好是中国版图上的东西两端。在新疆出生,也在新疆长大,李咏与山东并没有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日后的升学,抑或工作,辗转于各种表格之中,在籍贯一栏上,李咏也总是填上新疆,而不是山东。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中国的国家观念教育,从山东到新疆,或许并不算是一种漂泊。虽然如此,并不表示李咏就是很喜欢在新疆的生活,“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新疆,我都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我老想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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