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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却告诉他，不，现在我只是想过去对他说一句话。在那个片刻，他只想走到街的对面去，向他表达他心中无限的景仰。　

　　而在现实中的那一刻，哥伦比亚人马尔克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语言问题。他的英语是那么地幼稚和可笑，而他又不能确定海明威是否能理解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如果他过去对他说那些话的话）。在这个尴尬和内心剧烈地幸福而又挣扎着的瞬间时刻，他终于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为了不破坏这一刻，我两样都没有做。”他说。然后他突然用双手圈住自己的嘴巴，在街的这一边对着那一边远远路过的海明威大声地喊了一句：　

　　“大——大——大师！”　

　　海明威听见了。在人群中他回过头来，看见一个慌乱而喜悦的二十八岁的哥伦比亚青年。　

　　他举起手来，对他说了一句：“再见，朋友！”然后消失在大街上的人群之中。　

　　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彼此。　

　　四年以后，其中一个人开枪自杀了。因为他的灵魂已经痛苦到无法再承受生命。另一个人继续写作，并且终于在多年后成为了另一位让人景仰的“大师”。多年以后，当马尔克斯在某一天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一刻的时候，他想起在他二十八岁的那一年，那个与他擦肩而过的大师，在巴黎五月天的一个早晨，隔着圣米榭勒大街对他说：　

　　“再见，朋友。”　

　　在阅读马尔克斯二十年后写出的这篇随笔的时候，我不得不愚蠢地惊叹：大师就是大师。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真是一件让人着恼的事情。再怎么羡慕也没用，再怎么学习也赶不上人家。就算我削尖了脑袋钻到大师的肚子里，还是没法从人家那里偷来半点的只言片语。大师在多年后缅怀那个在巴黎春天遇见他心目中的大师的时候说：“永恒不灭而又昙花一现。”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语言。　

　　这恐怕是一个作家在二十八岁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瞬间了：遭遇真正的大师。我可没马先生那么幸运。在伦敦已经生活了三年，我至今仍然没能在哪天哪个热闹的伦敦街头碰到我心目中现在仍然在世的大师，奈保尔。我知道他现在就在伦敦，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天空里，但是我不知道哪天才能在大街上碰到他，如果看到，我不会远远地隔着大街叫他“大师”，我会玩命地跑过去对他说“我爱你”。　

　　他已经七十三岁了。我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还够健康，还可以像五十九岁的海明威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奈保尔刚开始写作还没有几年，就已经出版了三本书：两部长篇和一个短篇小说集，而且其中两本都得到了英国著名的文学奖项。必须承认我对这个印度出生的英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爱，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他写的一个小小的短篇故事都会压抑得自己在房间里哭出声来。我知道我不要说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四十八岁，甚至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小说。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意外。福楼拜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圣安松尼的###》，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写这本长达五百三十一页的小说。由于不能抑制他心中的###和狂喜，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请来了自己最好的两个朋友，马克西姆*杜康（一位记者）和路易*布叶特（一位诗人），在他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他的第一场“诵读会”。这场要命的诵读会举行了三十二个小时，由二十八岁的福楼拜自己朗读。“他一读就是四个小时不歇气，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又从八点到半夜……我们都希望可以尽快结束，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听众之一的杜康在多年以后回忆说。他还回忆到，小说里的主角圣安松尼简直像个“傻子”一样，面对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他所能发出的惟一的感叹不过是：“啊！啊！我的天！我的天！”在每次诵读会的间隙福楼拜的母亲都会在一边急切地问：“怎么样？”——他们俩谁也不敢回答。　

　　三十二个小时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候终于轮到福楼拜本人来询问他们对这个小说的想法了。可怜的杜康和布叶特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最终决定对他们最好的朋友说出真话。“他必须停止，否则，他的天赋就此完结了。”杜康回忆说。这个结论对两个听了三十二个小时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可出于友谊和良心，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对这个可怜的作者说真话。　

　　当小说彻底被读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福楼拜再也受不了了，他一拍桌子说：“坦率一点吧，谈谈你们的想法。”于是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说出了憋了几十个小时的心里话。这个人就是布叶特。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那东西扔进火坑里，永远都不要再提它。”勇敢的诗人说。　

　　杜康回忆：“福楼拜跳了起来，发出一声极其恐怖的叫声。”而福楼拜的母亲则认为这两个人纯粹是因为嫉妒她儿子的天才，她永远也无法原谅儿子的这两个朋友。福楼拜痛苦得直拍打自己的肚皮。　

　　这是在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二十八岁的福楼拜度过了他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七年以后，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并且终于在杜康的帮助下以连载的形式得到了发表。这一年是一八五六年，而这一本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比他幸运得多的是，比利时的法语作家乔治*西墨农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两百八十篇侦探小说。“他的速度是每个月四篇，还曾经在四天里完成一本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至今为止我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在七天里写完一本书，并且还曾经深深地为此感到心虚和不安，仿佛这么快就写完了有什么不应该似的。其实这件事也就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在我憋了五年没写小说以后突然爆发的那一个星期。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六十万字。两个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老实说，在看到这位速度惊人的比利时作家的写作记录以前，我还在犹豫自己这么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紧接着在下面另一位美国作家的自述中你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作家是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写一部小说的。尽管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九十一部小说，平均每年写四、五部，可那毕竟是巴尔扎克。还好，乔治这个大批量生产侦探小说的天才青年在大半个世纪前被美国人发现。那时候是一九三二年，他的两本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在美国出版。当时有评论说，美国出版商出版英文翻译书的速度，不可能赶上他惊人的创作量。但是他们已经答应尽可能地多出点他的书。　

　　一九五一年元月三十一日的时候，诺曼*梅勒已经二十八岁了。这一年，他告诉报社前来采访的记者：“我花十五个月写完了《###与死者》，刚写完的《巴巴里海滨》长度只有它一半，却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才写完。”然后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写实主义者，那个可怕的字眼‘自然主义’才是我的文学传承。”他还说：“在这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作家时机不对。现在的小说家拾人牙慧。你要花费十年才能累计写一本小说所需要的知识，却常被每天所读的报纸贬低了价值。”我真是完全地同意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意识到，过去的作家可以创作出“世界观”，而现在的作家却已经只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了。这真是一件叫人悲哀的事情，也是这个时代作家们的集体不幸。“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他说。对他的观点我再次完全赞同。　

　　不仅如此，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天才还说出了如此深刻的语言，甚至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掷地有声，如同真理般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闪光。我必须全文引用下面他说的这段话：“伟大的作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和###，他必须有能力加以揭露，而且他必须喜爱这种###和###。作家必须意志坚定，而且必须是他所处时代中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人。此外，他还必须具有伟大的心灵。”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只是因为我现在二十八岁。几个月以后我将成为一个二十九岁的女青年。仅此而已。　

　　
　　
　　
　　2005年4月2日凌晨1：30，伦敦。

阅读判断力批判
前两天看张爱玲后期写的小说，看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心境阴霾，说不出的一种压抑和不开心，就好象中了蛊毒一样，那种感觉怎么样在脑子里都挥散不去。后来为了摆脱这种感觉，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文章，然而写完还是压抑。甚至更加地不开心。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就是连续好几天地不高兴，像阴着的天。

　　中毒太深了，怕自己拔不出来，就想起以前大学系主任的话，找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剧本来看，谁知道一本书看完，里面悲剧###的东西更加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也是活该我找死，看什么不好偏看《哈姆雷特》。都是因为十一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系主任也是国内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给我们上课，中间说到一些不好的文学作品时说，他每次看完一个坏的剧本都必须要回去看两遍《哈姆雷特》。为什么？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谭先生解释道：“老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会对你的阅读审美有不好的影响；要是你老是这么看下去的话，审美能力也会随之退化的。你会慢慢丧失原来的判断力。”谭先生此言一出，底下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立刻爆发出一片哄笑声。

　　那时候谭先生已经五、六十岁了，而我们都还是鲜花一样的年纪，对他的这些苦心良言自然无法理解。一直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老师所说的那种阅读和审美的判断力，真的会不断地受到你后来所读的书的层面的影响。如果再说得浅显一点，就是你后来看的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一种再教育，读一本好书，你的层次就上升了一层，或者是保持在原位不动，而每读一本坏书，你的层次也会相应地减低一层。这就是为什么谭先生要告诉我们说，他每读一本坏书，都要翻回去再看两遍莎士比亚，把受到的不良影响给着补回来。

　　张爱玲早年的小说是好的，虽然傅雷夸得有点过份，说什么《金锁记》是历年来文坛“最美的收获”，但考虑到当年张爱玲才二十二、三岁，前途不可限量，傅雷也是爱才，为鼓励新人才一时激动，没口子夸过了头。结果她这么一出名要趁早不打紧，一出名反而迷失了方位，后来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虽然她此后屡屡想要突破，却终于无疾而终，以致于多年以后写出这些让我看了头疼的作品来，不得不跑去重读莎士比亚。依我看，这都是她早年的声名所累。可怜一世才女张爱玲，全被这些出名趁早的赞歌给毁灭了。

　　张爱玲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当作家，最重要的绝不是要出名，而恰恰是需要冷静地面对所有外在的名誉，甚至完全抛弃声名，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来。一个有功利心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实际上，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出名不仅不要趁早，反而应该是越晚越好，甚至一辈子都不要出名才最好。卡夫卡活着的时候谁知道他是个作家？塞万提斯活着的时候别人甚至都不知道他还写过小说，是他死了以后人家整理他的遗物，才在他住所楼梯的角落里发现了厚厚的一摞手稿，后来拿去出版，才出了个《唐*吉诃德》。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再举个极端点的中国的例子：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人知道《###》的作者是谁吗？看看书上的署名，“兰陵笑笑生”，有谁能告诉我这个人又是谁呢？长什么样？多高，多矮？胖还是瘦？哪年生的？是不是美女或者美男？是不是七十年代生或者八十年代后的新生代或者晚生代作家？是不是抽烟或者喝酒，是不是参加什么酒会派对，有没有跳过艳舞或者是看过艳舞，是不是开过什么《###》新书发布会或者《###》新书评论座谈会？再或者，这个小说写得这样###，作者本人是不是经常去妓院，是不是叫过小姐，会不会在现实生活中有过难忘的婚外情或者###？此外，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来看，作者是不是有恋母情结或者极度自恋的倾向？通过书中西门庆的行为来看，作者是不是具有阳物崇拜的倾向，或者患有自我与现实严重不符的深度精神分裂症？……

　　###说，这全都是我们现代人没事弄出来的毛病。平时我们说着这些看着这些的时候不觉得可笑，是因为我们的审美判断力已经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搅得彻底糊涂了，或者说，彻底麻木了。身在这个鱼目混珠、信息爆炸的荒诞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阅读审美判断力，从而彻底沦为了现代文化工业的附属品。我们不需要审美，是因为这套文化工业体系根本不需###们做出自我的审美；我们也不需要判断，是因为这套精确转动的齿轮系统根本不需###们所谓的判断。刚开始还只是麻木，到了最后就只剩盲从了。大众变成了娱乐工业单纯###的消费者，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购买。跟着市场经济的指标，叫我们往左看就往左看，叫我们向右转就向右转。书商找来的评论家大手一挥，说这本书好啊，大家就都蜂拥而上地去买这本书，大大小小的媒体也就蜂拥而上地报道，炒呀炒。而任凭施耐庵哭死，也没人去看他的《水浒传》。大家要看的是什么？是《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

　　这篇文章本来是因为看了一本不好看的书中了毒想洗洗脑，随便写出来发发牢骚，没想到写着写着走了题，倒成了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大批判。题目也起得大了，什么阅读判断力批判，康老先生在地下要是知道了会把我骂死。然而这样一写，才终于吐出了胸中的闷气，也终于从毒蛊中解脱出来，整个人的精神都为之畅快起来。看来文学即大便，这话是不错的。所以结合前面所说的谭先生的名言，我总结出的经验是，要是想保持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和判断力，第一是不要看坏书，即使不小心看了，也赶紧去找两本好书再看回来（倒也不一定非得要莎士比亚，只不过因为谭先生是戏剧家，所以我从了他），以免受到坏书的影响；但是光这样还不够，最好是能在看好书之余再把自己看后的想法记录下来，写成笔记也好，写成心得也罢，总之读一读，写一写，长此以往，才可以渐渐提高你的阅读判断力。

　　
　　
　　
　　钟宜霖

　　2005．5．30．伦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小平你好”到“胡哥挺住”
我觉得新一届政府的领导者真是够倒霉的，先是在国际形势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接下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领导任务，当13亿人的家，做13亿人的主；现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没闹完，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非典型瘟疫这么巨大的考验。天下民生这么重的担子现在全在他们肩上，可以想象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难以想象的压力，我还真替他们捏了把汗。　

　　说实话，我旅居在国外一年的时间，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国内的状况，我发现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爱国之心。也许是因为现在的形势的确已经非常严峻。这场病毒战斗，就像那天看到###在会上发言时说的那样，是一场硬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伊拉克战争还要恐怖。战争死的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行了，可病毒怎么控制？它还在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不是人为地说想控制就控制得了的。###说，我们揪心，他说得没错。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最恐怖的是还在继续死人，继续蔓延，已经到了世界几十个国家，数千人的程度，全世界的人都在为这场莫名其妙而来的瘟疫和死去的生命揪心。　

　　昨天我在网上碰到北京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朋友，刚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就说要走，我说怎么了，他说马上就要封楼了，全楼的人都要撤离，因为这栋北京甲级写字楼里发现了一个SARS病例，所以整栋大楼都要在这天下午彻底消毒。说得我不寒而栗。那位朋友匆匆地跟我说了几句就走了，说也不知道哪天才会回来上班。紧接着今天收到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朋友的电子邮件，叫我近期先不要回国了，说现在学校的学生都已经放假，但老师和工作人员还是按时去上班。看得我真放不下这个心。我没法放心，尽管我自己不在北京，可我的父母都还在那里，他们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年纪，我真担心他们这个年纪的抵抗力，怕他们稍微一碰到病毒就会出问题。我真的很担心。　

　　这几天我连着给家里打电话，先是父亲的生日，我祝他生日快乐，结果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