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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我之节烈观》275等文章，予以讨论。然而对周作人来说，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的全部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重新加以评衡，即如与谢野晶子所说：“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隶，永久只能屈伏在旧权威的底下。这样就同我们力求自由生活的心，正相反对；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掉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周作人随后所写《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都是依循这一思路。《贞操论》使周作人一举成名。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与此篇是在《新青年》同一期上发表，兄弟二人遂一起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旨趣，正与周作人翻译《贞操论》的用意相通。
　　六月下旬，在收到北京大学的续聘书后，周作人回绍兴探亲。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已经从地方的中学教员变成全国著名的大学教授、翻译家和思想家了。赶上曾经任教的省立第五中学以及明道女校学生毕业典礼，周作人均前往参加，并发表演说。直到九月，才返回北京。其间翻译了多篇外国小说，如瑞典斯忒林培克（Johan　August　Strindberg）276的《改革》、《不自然淘汰》，蔼夫达利阿谛斯的《扬尼思老爹和他驴子的故事》、《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显克微支的《酋长》和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空大鼓》等，都交《新青年》陆续发表。他还抄录了一卷儿歌，共七十四首，寄给在北京的刘半农。
　　二
　　《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起开辟“随感录”栏目。周作人为这栏目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中译“英国安得森著”《十之九》的277，略有“欲造‘蒲鞭’”之意；第二篇则正面介绍了英国学者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278所著《爱的成年》（Love’s　ing…of…Age）。文中引用凯氏的话：“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氏认为，这说法“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279。从最早写《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时起，妇女问题就一直在他考虑之中，此后也还写过许多文章，如《北沟沿通信》、《妇女问题与东方问题等》、《刘香女》、《〈双节堂庸训〉》等；实际上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正是凯本德的话。周作人的妇女观进而造就了他的社会观，以后更归结为：“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280他之宣扬“新村主义”，乃至对中国一九四九年发生的变化表示认同，都可在此找到答案。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6）
“戏剧改良”是《新青年》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周作人和钱玄同也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的通信281。钱玄同曾说：“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282较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不无发展，但仍嫌拘泥于形式问题；周作人则进一步深入到内容方面，指出旧戏的要害在于“野蛮”和“有害于‘人心世道’”，而这并不限于这一项，其实统可归为“非人的文学”。继此之后，周作人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宣扬与之彻底对立的“人的文学”，亦即他这一时期的“中心观念”。而在他，实际上是张勋复辟之后——或者追溯得更远，是十几年来——思考的结果。
　　当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新青年》作为月刊，不能适应需要，所以另办周刊《每周评论》，仍由陈独秀主编，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周作人亦参与创办，月助刊资三元。但据他说：“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283自此除几乎每期都为《新青年》撰写或译介作品外，他又有了新的阵地284。十二月五日至二十日，周作人一连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三篇文章，嗣后又作《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再论黑幕》等，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
　　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这批文章中，周作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对“人”的认识或关于“人”的理想。“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进而是关于“社会”的理想。“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构成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最终则落实到关于“文学”的理想。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285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上述关于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上述关于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286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到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287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与当年他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译《域外小说集》时并无二致；只是现在更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文学》等既成就了思想家周作人，又成就了文学理论家周作人。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7）
至于“非人的文学”，在周作人眼中则与实现“人的生活”背道而驰。基于此点，他对于中国的旧文学多所抨击，旨在一概推倒，建立“人的文学”。而当他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288就又归结到几年前所讲的“种业”了。周作人所针对的不是某一文学种类，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他特别强调其间的新旧之别：“凡标榜一种教训，借小说来宣传他，教人遵行的，是教训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289
　　周作人为“人的文学”提供的标本，便是此前此后他翻译的一批外国小说，多发表在《新青年》上。他说：“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有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90以后，当他将这些译作结集为《点滴》一书出版时，还应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请托，在序言里强调两点，即“直译的文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为翻译“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这显然承继了《域外小说集》的“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只不过译文由文言改为白话罢了。而现在强调此点，除求“信”外，也旨在帮助确立属于白话文的“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译作乃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所以胡适称之为“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291；后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体体现，卷末附有《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点更其凸显。《点滴》中俄罗斯、波兰、新希腊、匈牙利等国的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正与从前《域外小说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周作人说：“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因为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与其说周作人通过翻译宣示一种意见，不如说介绍一批类型；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学”并不褊狭、浅薄，而是丰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的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译，另一目的在于介绍小说体式，以资中国作家借鉴。譬如《晚间的来客》293附记所云：“我译这篇，除却介绍库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为要表示在现代文学里，有这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便是那纯自然派所描写，如淑拉（Zola）说，也仍然是‘通过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八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8）
胡适在总结中国新文###动时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294后一方面，即因为《人的文学》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因此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后，周作人自己却有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的浪漫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295其实前述三个层面的想法本身并不错，“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尤其是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性的把握；所谓“浪漫思想”，乃是将“人”、“社会”与“文学”之间视同因果关系，即认为关于人的理想一定能在社会意义上得以实现，而“人的文学”真的对于此种实现有所促进。也就是说，是以“定能如此”取代了“应该如此”。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当时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以后才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云云所质疑的，正在启蒙主义这一点上。
　　一九一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周作人写了两篇短文。晚年回顾平生，他自称这是“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296。其一是《思想革命》297，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当然应该纳入“思想革命”；但若说“思想革命”仅仅指“人的文学”，却未免把他的意思局限住了。这要联系到此前发表的《祖先崇拜》298，其中有云：“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周氏对生物学知识早有兴趣，又受到英国博物学家怀德（Gilbert　White）299、汤木孙（Sir　John　Arthur　Thomson）300和法国昆虫学家法勃耳（Jean　Henri　Fabre）301等人很大影响；据此“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却是他自己的贡献。他说：“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302在周作人看来，所有旧观念旧道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均在重新审视之列，这才是他所谓“思想革命”；以后他的一系列非圣无法的思想与行为，根源即在于此。《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是周氏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足以概括他一生思想的作品。行文看似平和，其实具有非常激进的倾向。所质疑的是通常视为前提的东西。周作人说：“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的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303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9）
不久，周作人有绍兴、日本之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304此种反应，与从前辛亥革命时颇有差别。大概因为先已投身新文化运动，现在总爆发了，他遂认定这回真是“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随即亲身经历“六三”事件。他与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等作为北京大学教员代表，前往第三院法科慰问被政府拘押的中小学生。当日作《偶成》305一诗，将此次事件与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相比：“踏了冰踹了雪，一直往西北，/在那里的旧帐簿上，/却可看到许多这样的事，/用通红的火一般的横行字，/都在那旧帐簿的末页上记着。”两天后，周作人遇到军警马队冲散听学生讲演的人群，归而作《前门遇马队记》306。在他的散文中，该篇可谓新的创体，即如其所说“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的话”307，以后称作“别扭的写法”308。据他讲，此乃受了英国斯威夫（Jonathan　Swift）309的启示，尽管这时尚未读到后者最见风格的《育婴刍议》一文310。
　　三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诗，题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顺便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这两件事情似乎很有连带的关系。”311《小河》是周作人继《两个扫雪的人》之后写的第二首新诗，但发表在前，且被《新青年》列为头题；以后《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等陆续面世。他因此成了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新青年》早在一年前即已登载新诗，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