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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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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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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
一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85“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86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作“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87，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88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89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2）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90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91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92，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93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94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这时学日本语，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95。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着手译介日本文学作品。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3）
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96当时他据此为《新生》写过一篇《三辰神话》，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国学者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影响很大，以后又对希腊神话和神话学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译《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正是由打这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97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98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99。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逴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100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101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只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102，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4）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104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而《红星佚史》中的二十来首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这两本书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周作人说：“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匈奴奇士录》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105一八七七年所著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 az 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 Nisbet Bain）106。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07林纾译过司各得（Walter Scott）108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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