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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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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所以在他看来，中国非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变革不可：“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更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换朝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扰乱杀掠。”516——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其不无期待如此；其无所期待，反而深自警惕亦如此。
不久之后，周作人的立场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话说至此，该接着讲三一八了。“迫压反动的开始”，直接落在他的身上：当时流传一份段祺瑞政府拟予通缉的名单，周作人亦列名其中；及至直奉联军入京，《京报》遭查封，一时只剩下《语丝》可以发表言论。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使得他对广东革命军的北伐寄予厚望。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所作《南北》517，最能反映他的想法：“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周作人身居北方，却与南方同气相求。他这一时期的言论，譬如反对蔡元培“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一说，指出：“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518以及对“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的章太炎公开宣布“谢本师”，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519都是基于这一新的立场。他还一再著文抨击北方军阀的屠杀暴行520，并对《顺天时报》散布有关南方的谣言予以驳斥521。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6）
在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中，这是一段短暂然而不应忽略的插曲。从前他在《碰伤》中说：“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譬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三一八惨案后，他说“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522，言外之意还是如此。将“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与曾经概括的五四两大流弊“有公理无强权”和“群众运动可以成事”相对照，可知周作人之抵制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办法是错的”。而在他眼中，北伐革命大概属于“对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不再“有公理无强权”，他就以为“可以成事”；从而忽视了归根到底这仍是一场“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周作人所谓“自己的责任”之所以独立于群众运动，因为这才称得上“思想的战争”的一方，群众则与此无关，抑或只能居于反动地位；现在以“思想的战争”形容一场实际上的群众运动，说明并未排除“自己的责任”可能借助特定的群众运动得以实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换个说法正是“文艺复兴”、“觉醒”；这样一来，“革命是不会有的”、“赤化也不会有的”之类预言，好像也推翻了。周作人彻底认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尚须时日，或者说，要等到有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之后。
这一天很快到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所作《命运》523，标志他的希望开始破灭：“几年前我有过一句不很乐观的话，便是说历史的用处并非如巴枯宁所说，叫我们以前事为鉴戒，不要再这样；乃是在于告诉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了。见报上载国民党内讧的新闻，令我更确信以前所说的话是不错了。我们不必说明对于所谓左右派是什么意见，但总之觉得‘太平天国’的影戏似乎在演起头了。无论怎样懂得唯物史观，却不懂得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七十年史，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易卜生在他的剧中高呼曰，‘鬼！鬼！’这是何等可怕。嗟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虽然科学家硬叫他曰遗传。”好比把从前所说“今瞻禹域，乃亦惟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重述一遍。两天后，周作人日记有云：“植树节，驼群同人至海淀旅行，在士远处午餐。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八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他著文颂扬李大钊“以身殉主义”524；并偕同友人保护烈士遗孤：“守常的儿子以后住在我家有一个多月，后由尹默为经营，化名为杨震，送往日本留学。”525六年以后，又参与筹划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以及联系出版全集。而在当时，更大的打击继而降临：南方开始大肆清党。对此周作人说：“普通只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这惊异也将消灭，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526他所企望的“思想的战争”或“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被残酷的现实所一笔勾销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并未就此沉默。他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国民性——所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答案就在于此，这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其实是一回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527“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528清党期间“智识阶级”的堕落，尤其使周作人愤怒，先后作《猫脚爪》、《人力车与斩决》、《吴公何如》、《偶感之四》、《功臣》等文，对主谋其事的吴稚晖、参与发议的蔡元培以及置若罔闻的胡适予以谴责。
周作人的国民性批判的对象，“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实际上一总就是他素所质疑的“群众”。如今他不认为其间有任何区别。他的相关思想，也就由“群众观”发展为“阶级观”——讲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思想观”取代了“阶级观”。这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是他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后——所作《让我吃主义》529。该文称：“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在被吃的地位时，安分地让你吃；在可以吃人的时候，便又乐观地让我去吃了。”先前《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说“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其实也是此意。对于构成群众运动之主旨的阶级论的否定，更早还可追溯到“自己的园地”中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不过今昔立意已有不同，现在他一概归结为“重来”。周作人此番思考，完成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所写《文学谈》530一文——虽然仍从文学着眼，所论却已不限于此：“现今弥漫于上下的，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以私产制度为根基的道德与风俗，例如偏重女性贞操，纳妾蓄婢，宿娼等之公认及讴歌，都是明证，同时也有极少数人起来反对，在文艺上可以看出这种‘反有产阶级思想’之痕迹，——我不称他为无产阶级思想，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阶级的问题，虽然这多少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先后发生，但这些人未必以阶级意识为主动，实在只是其思想态度与因袭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反，故出于反抗的举动。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而抱着资产阶级思想！？是的，我相信这是实情。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其间的关系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时的汉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中国资产阶级弄许多婢妾，表面上加上一点圣贤之话做修饰，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无产阶级的妇女观大要相去不远，或者不过说得还要老实显露一点而已。现在如以阶级本位来谈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与有产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语句口气略有差异，大约如白话的一篇《书经》，仍旧是鬼话连篇。正如一个亭长出身的刘邦补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会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从民众口里（或凭了民众之神圣的名）重说出来，也不见得就可以算是文学革命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8）
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这时他写《北沟沿通信》531，提到重读吕滂《群众心理》一书，觉得“可以发人深省”——这话似乎也针对不久前的自己而言：“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不过周作人的思想仍然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北沟沿通信》系讨论妇女问题之作，他始终坚信凯本德所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因而主张社会有一根本变革；这不能不诉诸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绝不可能实现此点。如其所说：“妇女问题的解决似乎现在还不能不归在大的别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芒然了，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办法呢？方子是开了，药是怎么配呢？”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改办京师大学堂，周作人“当然去职”532，一年多后北平大学成立，才重在那里任教。十月，北京北新书局被查封，《语丝》停刊，周作人与刘半农离家避难，——后者有记载云：“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间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533《语丝》改在上海继续出版，由鲁迅主编，周作人仍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前此后两年多里，周作人共有十一种著译面世：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重新出版所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一九二六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狂言十番》。一九二七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园地》修订本，删去全部“杂文”，补入“茶话”一辑，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534；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535一八八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536。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537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下册。两书收录周作人过去九年间所作杂文，前者“略略关涉文艺”；后者则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虽然并不完全：“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538前述批判章士钊、杨荫榆和陈源的文章，均在此列。以后他说，这“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539。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由旧译《点滴》改订的《空大鼓》，篇目略有增减，最重要的是删去了原来作为附录的《人的文学》等三片文章。新撰序言云：“《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Simple 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较之五四时期自是今非昔比。周作人此后对待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即是“明净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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