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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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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危难关头搭救蒋介石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现在，又轮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出场了。
就在邦德、黄宝贤拿着航尺在地图上计算的时候，美国纽约，被蒋介石以“全权代表”身份派赴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及他的顾问亚瑟·扬出现在四十二街和列克兴街交叉口的克莱斯勒“泛美”总部会议室，战争、一场步步失利的战争让本是风度翩翩的金融才子狼狈不堪，作为一国之外交部长，宋子文根本顾不上和合作伙伴交涉时的“对等”，屈尊就驾和他的航空顾问亚瑟·扬径直来到“泛美”公司总部会议室，与胡安·特里普、哈罗德·比克思等高层商谈，尽快为“中航”增加15架飞机和开辟新航线等事宜。
与邦德、黄宝贤的“计算”惊人的吻合，简直是如出一辙，国内军事参谋部门也认为，即将开辟的新航线在境外的基地应该是缅甸的密*。
作为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从配合陈纳德买飞机、招募志愿队开始，这段时间，宋子文几乎一直停留在美国，凌乱、繁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要协调正在全面抗战中的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错综复杂并且极其“微妙”的关系，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相当麻烦、令人棘手、非常头疼的问题都需要这位哈佛博士处理。
此时他的工作，犹如救火队队长，处理的是邦德曾经在中国处理的事情。出自邦德之手的那份考察新航线的报告是交通部转给他的，增加飞机、提高运量，纯粹是“中航”内部和“泛美”总公司之间的事情，照理是公司内部调剂即可，但国内残酷的战局和中美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他根本不敢掉以轻心，这一次，他必须事必躬亲。
没有办法啊，国内战场连连败退，对外通道也接二连三地被封锁，空军没有了作战能力，招募到志愿队作战急需大量给养，不只是他们，只要是打仗，只要是政府没有投降，还在坚持、还在运作，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需要强大的物质支持和后勤保障做坚实的后盾。而所有这一切，都压在了中国航空公司身上。目前，开辟新航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如果飞机数量跟不上，即使把密*和昆明用一条绳子连起来，也将毫无用处。
为了对未来的新航线有更直观的认识，也是为了更有说服力，他特地把亚瑟·扬也从中国召回美国。
外交部长和“泛美”的高层商谈进展比较顺利，这也和美国政府目前对华抗日态度的改变——由旁观到暗中支持再到公开声援有着直接关系。为此，在商谈前，宋子文特嘱属下为他准备一份“备忘录”。
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几乎是一个详尽的“采购清单”，看来受那次被甩在汉口机场事件影响太大了，被列举在急需调配或购买的18架飞机中，“备忘录”中明确指明，有3架是客机：1架为蒋委员长专机，另2架为“中航”客运所用；其余15架均为货运飞机。
“备忘录”中特别说明，迫在眉睫地需要这些飞机运送中国目前作战所需的紧急供应品。看来外交部长不仅是成功的政客和商人，也是一个“战略家”，他在“备忘录”中的结尾部分竟然能这样写道：“……包括进口有助于最后反击日军所需战略物资……”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2）
外交部长在“备忘录”中陈述到，货运最好的线路是从腊戌的铁路终点站到昆明，两地相距380英里，在这条航线上，即将到货的DC—3每个月可以运送800吨到1 000吨战略物资，如果有日本战机拦截、空袭，再换密*到昆明或密*到叙府（四川宜宾）。
远近不等、条件不一的两条航线都明确写明。战场上变化莫测，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把话说死，实话实说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好有个回旋余地，最后定夺再依“时局”而定。说白了，就是这条航线不行换那条，总要比最后一条线路再被堵死后急得团团转再哭丧个脸子央求人好得多。
战场和商场，商界和政界，宋子文真是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关键人物二：邦德
敬业。
采访很多老人，可能在日常相处中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过节”，但对待工作，所有老人都是众口一词地评介和自己一同工作过的美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老人说，和他们打交道，不用担心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即使是你的顶头上司，只要是你认为对的就坚持。什么穿小鞋啊、整你呀、秋后算账了，从来没听说过。
用老人的话讲，生活上、八小时以外，这些咱管不着。在工作中，几乎每个人都是白求恩。很多老人在谈到这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美国人时都承认，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确学到很多。
采访7年，不停地和老人们打交道，笔者最大的感触就是老人们的认真、诚信、遵守诺言和做事的一丝不苟。
最主要的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任。
邦德只不过是众多的美国朋友中的一个而已。
撇开那次美籍机长*不表、探求新航线不谈，单就说在宋子文和“泛美”总部这次接洽调整15架飞机这件事情上，邦德就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机敏和才干。
“泛美”总公司对中国外交部长的亲自到访还是热情有加，但在供应15架飞机的交机上却大打折扣——不敢保证时间，每个月只能提供2架DC—3，也不能全怪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厂每周只能生产2架这种型号飞机，除了国内自用，其余都给了和中国一样正在抵抗的英国人。
“泛美”表示：外交部长如果非常焦急，可以选择使用其他型号飞机。在生意场上精明过人，在谈判桌前神情自若、谈笑风生的外交部长没了主意，忙和国内邦德联络，两周后，邦德回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只要DC—3。
或许是想到了外交部长在这方面可是十足的外行，没过多久，邦德一封加急电报摆到了宋子文面前：
……由于所有飞机和供应品都要经过12 000英里从美国运到中国，有效经营的关键是标准化……从发动机、零备件、汽油、翻修维护、训练管理和飞行莫不如此……DC—3的维护要求、业务载量和飞行性能均较理想，适合在中国使用。公司已经在中国飞过多种飞机——虽然没有飞过所有的型号，但可以肯定，DC—3可以有效地运输航空物资。如果把名目繁多的机型送到中国，看起来到货很快，但这种好意是不当和极为无效的，只能使整个计划失败。（注一）
走一步、向前看两步，左右思量，上下权衡，航线尚未开辟，飞机也没有到货，就把“未来”的所有事宜安排、布置得井井有条。“中航”的飞机是由多个型号、多个厂家生产的，零备件相互不仅不能通用，而且也给维护飞机的技师带来不便，既耽误事儿又浪费时间。吴士在叙府迫降后被炸掉一只翅膀的DC—3，后来由另外一个型号的机翼代替，并“创造”了世界航空史的“奇迹”，那纯粹是无奈之举。战争期间，时间是胜利的保证。趁外交部长在自己国家斡旋之机，邦德也要在“中航”来个“统一”。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3）
火都烧到房上了，也没有显现任何慌乱，哪里像个商人，倒更像一个能干的参谋长。
仅仅过了两天，宋子文还在和“泛美”商谈中，邦德又提出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依旧是加急电报：
“中航”公司现在只有14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在1941年2月份平均飞行110小时，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从哪里才能获得更多一些驾驶员。如果明天真的出现5架DC—3，我们将不得不将它们放在一边，并要为此支付待滞费用，而这似乎是和目前的形势矛盾——我所要说是，中国现在生命攸关的是急需更多的运输，而这种运输既要依靠更多的飞机，同样也要依靠更多的飞行员。
阁下应该了解，操纵像DC—3这样的运输机要求的是有经验和技巧的飞行员，同时要求具有负责精神、决断力和个性的人。（注二）
副董事长的话不言而明，能熟练驾驶两个发动机并在恶劣航线上飞行的，仅就目前而言，只能在美军中选拔。那意思等于告诉中国外交部长，还得和华府多多沟通，请他们同意那些“志愿”到中国航空公司工作的现役军人离职。
但何为“志愿”？和对待陈纳德那伙人相同，雇佣。
外交部长的回函未到，邦德又把“雇佣”人员的“工资”计算出来：每飞5架飞机需8名飞行员，“中航”将负责每位飞行员最初的培训，之后，飞行员每月按60个小时飞行，基本工资是700美金，超过基本飞行小时另外结算。
这哪能看出是战火缭绕下的商业航空公司，简直就是和平时期一个精打细算一心期望着日后能有个好“收成”的小业主。
邦德啊邦德。
估计是计算时一时兴起，捎带脚，邦德把“中航”在即将开辟的新航线上飞行“成本”也估计出个大概。
外交部长需要15架DC—3，这和邦德与黄宝贤最后定夺的至少是35架出入较大。在转交给宋子文的第三封信笺中，邦德写道：
35架飞机应该是公司的最低保障，这样，至少，每架DC—3每月能够运载60吨货物进入中国，再运出30吨出口物资。最大运量为运进120吨，运出60吨。如按最低运量估测，每吨运费成本为206美圆，当然，运量达到最大时，这个数字将随之降低——106美圆。（注三）
飞机数量、成本核算、机务维修、后勤保障、飞行员工资、最大最小运力，一切面面俱到。估计连外交部长、连交通部、连黄宝贤都没来得及考虑、没想到的事情，邦德已经作出了估算和安排。
开辟新航线突然间使宋子文、邦德之间的交往如此之紧密。不知道外交部长此时是否还记得，就在一年前的美方飞行员*期间，邦德从千里之外赶回中国，期望能得他的接见，结果遭到冷冰冰的拒绝。此时，如果他长着千里眼能看到邦德在“中航”辛勤工作的情景，保不准他会说，这个美国佬，真够哥们意思！
邦德“够意思”的事情还在继续。
最后交送到宋子文手中的备忘录，不知道邦德是不是那种一遇见“事儿”就特别“兴奋”的人，还是美国人普遍的个性张扬，在这份“备忘录”中，邦德近乎夸夸其谈：
实际上，最理想的航空货运线路是从密*到中国境内湄公河（应为澜沧江。——笔者）大桥以东、云南驿附近。之所以使用密*作为西面终点，基于三个方面：一、它是缅甸北部铁路终点。二、它离日本人的空军基地远，相比之下比较安全。三、此地适宜飞行的天气明显比容易发生浓雾的腊戌优越。 txt小说上传分享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4）
用航空运输货物到云南驿，可将从缅甸铁路终点站到昆明的卡车运输距离从750公里减少到215公里。最重要的是，它绕过了湄公河（同上）上的主要桥梁——这些桥梁更容易受到空袭。换言之，飞机载运货物越过卡脖子地段，从那里再往后，货物可以由地面更安全、更稳当、更便宜地运输。
据我估算，一架DC—3从密*运到云南驿的货物，几乎为运到昆明的三倍，且极其安全！
当然，一切也并不是完美。还有许多麻烦：密*与云南驿之间地势高而崎岖不平，航线以西和以北的地区，即空袭时货机常常被迫飞行的地区，情况更糟——天气经常不好，而且以风大着称——一年大部分时间风速达每小时40—70英里……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飞行高度应为12 000—20 000英尺，此间，目视100英里范围内，山峦高度超过17 000英尺。但是我相信，只要适当注意和训练，所有这些危险可以控制。
而一旦控制，事实上就成为安全因素——在那个地区的上空、那样的天气条件下，日本人的飞机不会对我们追逐得太远！（注四）
这哪是“备忘录”啊，这简直就是讲台上的领导人宣读长篇大论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
详细、严谨、真实、客观也是威廉·兰霍恩·邦德一贯工作作风（所有和美国人共过事的老人都有过这样的评判）。在这份洋洋洒洒的“分析报告”中，邦德从空中讲到地面——面面俱到，这已经超越了他的职责范围，不仅“规划”了滇缅公路，还“分析”了敌情，把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事儿、把军情机关的工作都给做了。
在这篇姑且称之为“空中、地面运输及敌我态势分析报告”最后，个性张扬的美国佬依旧不忘在谨慎的“悲观”中续个“貂尾”：
……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旦飞行后，一切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次飞行都会涉及飞行界所知中的每一种障碍——普遍的坏天气，越过世界上最高和最崎岖的地区。还有，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地面设施！
此外，所有的飞行是在所运送的物资来源于12 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几乎完全被封锁的国家里进行，而且，我预言，每次飞行总会遇到空中攻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即便如此，这样的飞行依旧是可以进行！（注五）
最后一句，不是豪言壮语的豪言壮语。
可能是世界上各色人种都往那个地方聚的缘故，兼容性超强是美国人性格中比较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很快融入当地社会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缺少的是那种你是哪一帮、哪一伙、哪一派、哪一族并一一分门别类我中无你、你中无我的想法，受雇于谁就应该服从谁及为谁说话在他们心中是天经地义之事。邦德是美国公民，但却在中国，为“中航”做事，于是，在美国政府官员心中，一个为“中航”做事的美国公民就是应该维护他所负责公司的利益，笔者和原在“中航”工作过寥寥几个美方员工谈话中，从没听他们认为邦德是“吃里爬外”。后来负责“租借法案”物资分配并在分配中国物资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劳克伦·克里回忆在和中国政府要员打交道中（不知什么时候，这位政府要员已经把自己的同胞归类到中国政府部门中去了），最欣赏的就是邦德的“真实”。后来，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还是宋子文面前，及各种场合，他多次讲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能够，我总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因为我对他们的飞行效率和意义有最高的评价。这，主要是归功于该公司总经理威廉·兰霍恩·邦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5）
“对他，我极为信任。”
还能有什么能比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更让人兴奋的事儿。
一切不仅只表现在“纸上谈兵”。
当吴士驾驶的那架DC—3在宜宾迫降又被小日本飞机炸毁后，“中航”要求“泛美”总公司及时补充，而“泛美”没有做到。事情反映到宋子文那里，宋子文要求克里帮助，此时，租借法案刚刚实施，一切都在千头万绪之中，克里也毫无办法，事情转了一圈又绕回到总公司，无奈之下，总公司决定抽调阿拉斯加分公司一架DC—3分配给“中航”，孰料想，阿拉斯加分公司主任又以辞职相威胁不许调走他的这架DC—3。
远在重庆、焦急万分盼着得到补充的邦德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给总部“泛美”最高主管发电：如果中国航空公司不能得到这架DC—3，我将辞职！
豁出去了。
关键人物三：闷闷做事的“老黄牛”黄宝贤
抗战八年，从性情暴烈的林伟成到温良恭俭让的黄宝贤再到彭学沛、王承黻、李吉辰，再到沈德燮直至最后率领众部下毅然起义回归祖国并引起世界轰动的刘敬宜，“中航”中方总经理走马灯地换来换去，七年时间，很难单独认定和评判哪位老总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又不能否定他们辛勤的工作和在每个人努力下结出的果实。其实，在“中航”除了像邦德这样是因为时局的云谲波诡而位置又注定了他要出“头彩”，有些“独领*”外，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连性情一贯张扬的美国人也不例外，一切缘于工作条件。采访那么多的原“中航”老人，对他们的领导，评介最多的也不过是“头”和“尾”而已。
林伟成是“头”，黄宝贤也是。
军人出身的林伟成性情火暴，和他恰恰相反，温良恭俭让的黄宝贤就是一头默默奉献的老黄牛。
在美方眼中，林伟成是政府从军方派来的，名义上是总经理，但除了“主管”，还兼营其他“业务”，负有“特殊使命”，那意思简直就差直说林伟成是“间谍”了，再加上抗战初期，“中航”美籍飞行员受政府“中立”影响，并在上司默许下不愿意卷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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