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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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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身打的是经济实力
除了新疆和陕北，国内几乎处处是战场，昆明附近也只是相对“安静”而已——日机随时都来袭扰，关键是，巫家坝、呈贡、蒙自、沾益……机场跑道就是泥土经简单的压平，一到雨季就是让人恼火的泥泞，P—40也无法起降，陈纳德和他招募来的飞行和地面维护人员及99架飞机，只能在缅甸仰光附近组装和训练，那里是英属，只需和英国人打个“招呼”即可。在一个被叫做“殖民地”的地方，本乡本土人反倒没有说话的权利。
飞机组装好后就是不停地训练、飞行，陈老头一扫往日之阴霾，这是他在自己的国家无法享受到的心情——在大洋那面无人喝彩的他和他整日“兜售”的理论即将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虽然在飞机数量及性能等诸多方面与日本人此时拥有的“零式”战斗机相比，陈纳德处于劣势，但老头对马上要发生的在第一仗中取胜还是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对即将发生的“空战”的思维是正确的，且又是切实可行的。既然国内空军参谋部对他的论调不屑一顾，那就让事实检验。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5）
第一次战斗尚未发生，但第一次战斗“结果”已经出来了。
和罗斯福蒋介石的心情相同，老头和他的“军队”也在“等”，等待一个狠揍日本人的时机。
“等待”期间，问题接踵而至——无论是一般的训练还是日后的作战，飞机只要离地三尺就要烧油，是必须进口的优质航空汽油。招募来的一百多名飞行员及相当数量的地勤保障人员要吃饭，飞行需要大量的航材和配件，还有那些多如牛毛的弹药、氧气、飞行服、机枪枪管、墨水、墨镜、剃须刀片、药品、复写纸、打印机、卡车……全部要从美国运来。
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很多“物品”不仅可以忽略不计，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但在即将打仗的美国人眼里，所有的物资都是作战必备之品。
是挥霍的心态还是美国人把物质基础看得过于重要，美国人消耗实在太大。
抗战时，曾在美国联络组当翻译的杨保煌老人说，那装备，咱们没法比。美国大兵光是军服就数不清……什么呢军服、工作服、单夹克服、绒夹克服、大小衣及皮靴，雨天有专用雨衣、雨靴，丛林中有专用吊床，冬天有鸭绒睡袋。超过3个人独立作业，只要条件允许（有路），必配一辆吉普车……
抗战后期，王恭曾被派到关岛接收美军物资。老人对我说，他一上岛后，看什么都是眼花缭乱。当时关岛是美军设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补给基地，不说枪啊炮的，光是堆积如山的军用毛毯，就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多，那吉普车停的啊，把一个港口都快塞满了，其他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把肚子里的馋虫都看出来了，恨不得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国，人都看傻了。一看那些东西啊就知道，小日本啊，打不赢！
张义声从美国培训后回国途中经停印度拉合尔（今巴基斯坦。——笔者），老人说，拉合尔机场那里原来是原始森林，没有机场，战争开始后，是美军现修的。由于树木生长时间太久，根子用推土机都推不断，地不平，没办法铺设飞机跑道，美军干脆用船从美国本土运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钢板。整条飞机跑道全是用钢板铺成。夜里躺在宿舍，听见飞机在钢板跑道上起降“哐哐”的撞击声，声声都是撞在心里。
两条气若游丝的“小道”
东西再多、再好也是人家的，而且，都在“外面”，即使是给你，也得运送，战争，后勤补给历来都是首要之首！
陈纳德的飞机马上要打仗。前线，地面部队激战正酣。国民政府每日的正常运作，一切一切，都需要庞大的保障供给。仗打得越大，军需就要成倍数地增长，仅靠“中航”的运输显然就不够了。况且，日本人告诫英国人：不许在这条航线上运输军用物资，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直采取姑息政策的英国政府竟然同意。从1940年6月开始，在香港和重庆的航线上，只能有少量的当地红十字会的医务用品进入。
日本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绞杀、遏制，勒紧系在蒋介石、国民政府脖子上的绳索，而蒋介石、国民政府交通部，就是要殚精竭虑地开辟通道，保证对外联络通畅，缓解越勒越紧的锁扣。
北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自从希特勒东进到斯大林格勒后，苏联自己都已自顾不暇，更谈不上继续帮助中国。通道依旧，但已经名存实亡。
万幸，地面还有两条“小道”——越南、缅甸。虽然运量不是很大，但起码还能进来急需的汽油、枪弹…… 。 想看书来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6）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从外面进来的一部分物资只好绕道越南河内及海防，从那里再到云南的老街，至前线。
还有一条就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千里、崎岖不平的“滇缅公路”。
越南通道条件尚可，但转接繁琐，最高运量也就是在1940年创造——10 000吨。
全长1 146公里的滇缅公路倒是“一路到底”，不需任何的转运烦琐手续，但路况极差，同时又缺乏必要的运输车辆（当时国内连能驾驶车辆的司机都难以找到，以至于大部分驾驶员都是在境外招募的华侨），到了1940年，每月的最大运量也没超过5 000吨。
这等水准的后勤保障，别说“川军”急赴前线时穿草鞋，就是在著名的“湘西会战”中，抗日名将薛岳的部队士兵两个人甚至3个人用1支枪也不奇怪！
靠着这两条“小道”，还能有东西运进，虽然如同涓涓溪流，但却维系前线战事、维系国民政府运作、维系友邦的支持。
整个中国，仅有这两条“路”，就剩这么一口气，也许叫“气若游丝”更确切。
但也还不保险。
很明显，越南在法国人手里，法国人在和德国交战中节节失利，投降只是时间问题，而日本和德国是“友好”国家……
英国和日本没有交手，但和日本的“好友”——德国打得不可开交，就算是不像扶不起阿斗似的法国人那样，能坚持住，那又会怎么样，只要德国、日本穿一条裤子，那就是吃年糕喝凉水——早晚是回事儿！
只要细想，谁都会出一身冷汗。
断 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谁都知道谁都懂得的事情，大规模作战，倚仗的是后勤保障，而依目前局势，尤其是陆路越来越狭窄，空中运输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每个“中航”人眼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坏消息果然像从天而降的正点航班一样，“按时”到达。
情报最先是从美国驻重庆总领馆“间接”透露出来的。1940年6月，在一次周末聚会上，一曲结束后，趁着乐队休息，总领事和邦德各自从侍者那里取到一杯酒后，两人互相对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走到室外草坪旁的长廊上。
长廊尽头，显得心事重重的总领事停住脚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别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日本方面要求当局关闭通往内地的航线，并迫切希望众多经此或在此停留的国民政府官员迅速离开那里……他们还说，攻击商业航班，是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证明有政府要员在飞机上，所以要当仁不让地击落！”
虽然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经理黄宝贤及好友在私下里探讨过航线被强行关闭后的举措这类话题，但消息一经总领事嘴里说出，外表无动于衷的邦德心中还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过了，总领事口中说的那个“当局”就是香港英政府，关闭航线，那就是关闭“中航”目前唯一的对外通道。至于要求赶走“国民政府”人员，那倒与他这个“中航”副董事长毫无相干。
总领事又随口问了邦德“中航”还有几架飞机飞香港后，依旧是显得心不在焉地：“英国人告诉我，目前，这个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运！”
领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个身影走进室内，一边回味着刚听到的话，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7）
杯中，一杯苦酒轻轻晃动。
其实，总领事还有一个“情报”并未“透露”给一个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商业公司董事长——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关闭内地通往香港航线并驱赶活动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同时，还要英政府完全切断滇缅公路。
总领事先生不肯把过多的事情讲给邦德，自有道理。政治是政治、商业是商业，一泾一渭地如此分明。如果一个政府里官员的言行过多地和一个企业牵扯在一起，难免会有徇私舞弊的事件发生，即便是没有所谓的“监督”和“制约”，完全靠“自律”，也会让旁人感觉不清不白。之所以要把这个消息先透露一点给邦德，也是非常简单，作为一个驻邦交国家的总领事，他有义务提醒任何一位来自美利坚的公民：邦，你的航空公司快完蛋了，打点行李回去吧。
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那就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域，尤其又是选择了孱弱的一边，若想靠几架飞机折腾出钱，折腾出“黄金”，估计比夜间飞行都难！
除国民政府外，谁都认为这观点没错。
和总领事对“中航”的前景“预测”不同，邦德却认为“中航”未来的“前景”简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没错，“中航”成立没几年，就卷入了一场令人头疼的战事之中，而且，不仅是敌方交战国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麻烦，连合作伙伴都时时发难，但他坚信，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不可能持续一百年，总会有终止那一天，麻烦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块土地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辽阔的国土，无论是做什么，想做不好都难！
据说，一家鞋业公司老总派两个推销员去非洲卖鞋子，不久，一个人打来电报：“此地饥民遍地，无人穿鞋，完全没有希望。吾将留此启迪众生。另外一个人则在电报中这样写道：“此地无人穿鞋，未来预计市场不可估测，我将停留一个时期……”
据说，后来，第一个人在一家国际难民机构做事，第二个人则成了世界鞋业巨头。
政客和商人，不可同日而语。
还没等英国方面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6月22日，谶语不幸再次变为现实——在纳粹的强大打击下，法国政府投降。战火烧在欧洲，远在远东的日本成了大赢家，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占印度*北部，这就等于出让越南，河内与昆明相连的铁路被迫关闭。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拒绝关闭香港——南雄航线，如果仅看这一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一定会举杯相庆，感谢英国人够哥们意思，竟会把小日本的无理要求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可惜，还没说完——虽然没有关闭空中联络航线，但英政府却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实在是搞不明白小鬼子是用何种办法和方式对待英国人，是彻底狰狞面目还是恩威并举似的高举胡萝卜加大棒，也不知英国人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即使是看两桌食客打仗的店小二估计也作不出这样一个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欲做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这么一个尴尬“决定”。
真是死、死不了，活、又活不成。
严峻的现实是，地面和空中通道一堵死，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对于国民政府，彻底断了活路！
找寻通天之路
即使没有总领事“漫不经心”通气，即使没有得知“消息”后的邦德在公司迅速与中方协商，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灾难随时随地会降临，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有想到并不是在与德国交战中战败一方的选择，而是由日本人出面强力压迫。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8）
关闭航线，等于堵死“中航”的命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设法抗争，“中航”公司中的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抗的结局”，唯一能做的，是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以便香港飞不成后，还可以出去。
这不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高层意图，已经不单单是运送物资的问题，打不开航路，连政府要员出访和国际的互动都成了问题。
几乎是邦德得到总领事传递来的消息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得到了情报，据说，蒋委员长在得知即将被逼上绝路后，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对外联络通畅。3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关闭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缅公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航”总经理黄宝贤还未来得及与美方协商下一步计划，交通部根据蒋委员长命令发给“中航”的密件已经到了。据后来看到过这封“密件”的老人讲，函中就是责成黄宝贤组织力量，迅速开辟新航线。密令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飞出去”。
当一个陆路被接二连三地封锁的国家如果再被逼得连空中航线都没有的话，除了绝望，再无其他。先不说运送那些短缺的战略物资，就是和国际的交往都成了问题，总不能让出去开国际会议、见国际人士的委员长坐在烧炭的汽车里在婉转曲折、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上颠簸一星期吧。
“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炸的炸、毁的毁，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对手的同盟国——此时正在欧洲肆虐横行的纳粹，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整个担子必须全部压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
小鬼子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压让往日里和善可亲的总经理也情绪激昂，在回复交通部的电函中，黄宝贤犹如即将带领士兵开赴前线的将军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开辟“新航线”，但与“中航”总经理不太一样，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目的也不太一样，他要发展壮大“中航”。“泛美”总部派他来中国，要的是利润。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他还是对“未来”的“中航”充满信心！正如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问路的美国人得知离大海还有800公里时，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滩！
此时，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个美国人，面对濒临绝境、山穷水尽的“中航”，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副“美好蓝图”。
中美双方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另外，双方政府高层间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小觑，蒋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驻美全权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
研究新航线、研究向哪飞用了超过半年时间，按战时要求，这个时间长了一些。
但仔细一想，也是可以理解。天空虽辽阔，但不能随心所欲，经邦德、黄宝贤及“中航”高层管理机构多次探讨，一致认为，未来的新航线要符合以下4个要求：
一、两端（重庆、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经是问题了）的基地必须设在海港、河港或铁路终点站。
二、从另一端飞往中国的距离应在飞机最大航程之内，而且必须适合经济运作（此处交代或翻译不清，应为枢纽之意。——笔者）。
三、基地必须是比较安全，以防日机攻击。
四、公司运作必须得到当地许可。（注四）
最后一点，其实那意思是说，我进入，要待你的同意。别等我把新基地设在这里，没几天，你又翻脸不干，那时，无论是对你、对我，都相当麻烦。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9）
1982年，里根政府轰炸利比亚，同是北约同盟国的法国、西班牙竟然不许其飞机从该国上空穿越，那好，我就绕道4 000公里，经过6次空中加油、18个小时长途飞行才达到目的。事后，也没听说美国和哪个国家大怒而断交。
尊重、容忍对方反对自己的权利。
无论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民族，这多少都算是一种成熟。
调配飞行员。
此时，夏普、伦纳德、艾利森、麦克唐纳……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坏的天气里拼命地飞香港——南雄往返航线，看来，只有选择那个倒霉蛋吴士。报务员好配，但副驾驶……本来“海军准将”是不应该停下来，但黄宝贤当仁不让地坚持“新航线”一定要选一位中国人，那就只有陈文宽。
这是中国政府绝对“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线的考察和开辟也理所当然地要由中国人参与，这也是“国家主权”，是“荣誉”。
事关国家“主权与形象”，平日里平和谦让、一直与邦德和睦相处的黄宝贤在选派飞行员上与顶头上司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适时除陈文宽外，“中航”又增加了3位由中国人担当的正驾驶：黄官悦、谭欢在、陈鸿恩，虽然都可以独立飞行，但与那些资深机长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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