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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福尔摩斯:重返"3·19"枪击现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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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眼前十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电话联络：“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
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地往里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料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里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队员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地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腕。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持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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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2）
我用布将手腕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尽管当时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一直强调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他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也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维持秩序，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我们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了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警校学习的3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生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他们除了向我们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3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观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1960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6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睹。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属看到亲人遇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40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8000多宗案件，目睹过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予我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伸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斯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埋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怵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伸冤的证据。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台湾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到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来。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队来领人。谁知道这个大兵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中国人及我的国家，我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握成拳头，气愤地指着他说：“住口，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拳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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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生涯（3）
他瞟了我一眼，用挑衅的语调说：“我就要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样？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战，我在警校学的功夫马上就派上用场，几招就将这位高出我半截的美国大兵制伏。我告诉他：“你可以侮辱我个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国格，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虽然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总是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许多国际性会议上及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时，我都处处谨慎，替我们中国人的形象着想。每遇到有人歧视中国人或贬低中国人时，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反驳，为中国人据理力争。
金门服役
没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门服预官役。我被派驻金门的田埔第一线，在第二十九师的一个连内担任政工官。金门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样，刚到金门，我便马上感受到前线备战的紧张气氛。那时“9·3”炮战刚过不久，隔日发炮，气氛相当紧张。每天天还未亮，我就和几百名军中弟兄一起挑石块建工事，晚上，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时，独自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夜风习习，天高月明，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灰黑色山形轮廓，波涛拍打着脚下的岩石，有时还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我感慨万千。在这样一个宁静却又紧张的环境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刊出后，还收到一大笔稿费。当时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我就到街上买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随后，我投稿上瘾了，从散文到评论文章，我都有兴趣。渐渐的，写作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副业，我用稿费买了双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门前线时，我将自己体悟到的人生哲理写散文，继续投稿。
虽然我是连队的政工官，但是我和战友们都打成一片。不过，也常碰到一些令人头痛的琐碎事情。例如，连队过节时杀猪加菜，一头猪只有4条腿，但是连队里有5个排，怎么分才公平？每个人都想要猪肝和猪腰，连长吩咐要将猪肝和猪腰留给干部，我转将这些猪肝猪腰分给没有拿到猪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猪肉的风波。从这些细微的事情，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或属下才会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旦连队里出现一些状况，处理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一次，有个老班长想不开，手里挥舞着一颗手榴弹，口里嚷着自己有家归不得，年纪又大，后半辈子的生活没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连队同归于尽。连队的长官就叫我前去劝说。这位老哥平时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很信服。我冷静地应付，耐心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鼓励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劝说，他终于放下手榴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连队的一个战友发现房间里的钱包被偷了，战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战友向长官说，李昌钰是警官，为何不让他来查案，弄个水落石出。长官觉得不妨试一试。我马上将被害人的房间封锁起来，细心地将存放钱包的地方周围的指纹取下。然后，我请长官要求所有可能到过房间的士兵都按指纹留下纪录。经过仔细的比对，果然发现有一名士兵的指纹相符。“嫌犯”起初还抵赖死不承认，但当我拿出指纹来对照，他不得不供说是他偷的，而且还供出他将偷来的钱包藏在地雷区中。为了证实其说法，我们来到了地雷区，小心翼翼地越过地雷，才找到了这个钱包。自此之后，弟兄们都知道了指纹鉴定的神奇。
1年多的前线从军生涯，就这样在紧凑的节奏中过去了。1年以来，我目睹了不少战友受伤或身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命中注定，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为了利，整天做钱的奴隶；有些人为了名，整天奔波不停；有些人为了权势，绞尽脑汁；有些人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势，但是仍不肯松手。为什么人要这样自私？正是因为许多人自私自利，而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知足，都能适可而止，也许人生会变得更美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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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结一生（1）
当完兵后，我回到原来的台北市警察局外侨刑事组工作，负责处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续等事务。在这工作岗位上，我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宋妙娟。
1961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条、容颜清丽的女学生前来办理签证延期手续。我一看她的申请表，发现她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的华侨子女，中文姓名叫宋妙娟，正在台湾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位。与她交谈后，发现她竟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而且只身前来台湾求学，我对她的聪明才智及胆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谈一会，竟然发现她也十分喜爱打篮球，还是师大女篮队的主力队员。
我曾一度渴望成为篮球队员，得知妙娟是一名篮球女将时，我和她的话题自然多起来，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前我没有交过异性朋友，刚好高中同学吴东明也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有空常和我见面，我便经常找他当电灯泡，请他出主意，帮我追求妙娟。渐渐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触机会就多起来，我从未曾对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深厚的好感，也从未发现自己与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多的共同兴趣。我们一起看球赛，看电影，一起吃饭，度过了许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几位警员临时漏夜出动，一起去逮捕嫌犯。当我们撞门时，嫌犯正准备逃走，幸好我们及时将他团团围住，他在黑暗中挥着一把利刃。当他的背朝向我时，我猛地冲上去，将他双手和身体紧紧抱住，其他几位警员趁机将他制伏。一位警员用手电筒在现场查看时，发现地上有许多血迹，他高声问道：“有谁受伤了？”我看了看其他警员，发现他们都安然无事，再看看自己时，我惊叫一声：“糟糕！我受伤了。”我发现手掌上的刀伤仍在流血，赶紧将伤口包扎起来。
我尽量不让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发现了我的伤口。她对我说：“我愿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不愿意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要再被人刺伤或受伤了，好吗？”她深知我对警察工作的喜爱，她的关怀让我心里很温暖。
从金门返回台北后，我并没有放弃写作投稿的副业。在工作之余，我经常阅读海外的报章杂志，接触到不少新知。当时薪资仍很低，家里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将这些英文文章摘录翻译出来，然后向《警光》杂志投稿，没想到稿件经常获选，每1000字的稿费有15元，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丰厚的。结果我越写越上瘾，除科技新知外，我还写评论性文章。不过，由于经常接触外国的各种新知，我发现自己的知识仍远远不足，从而产生了到美国留学深造的念头。母亲立刻举双手赞成，并马上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三姐，请她帮忙办理申请手续。但要到美国留学，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逐渐爱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决定留学的同时，我与妙娟也论及婚嫁。当妙娟将我们的结婚计划跟父母商量时，她父亲极力反对，因为他对警察根本没有好感，觉得当时警察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仗势欺人之辈，万万嫁不得。我妈妈也反对我们结婚，她责怪我当初曾答应过她，要拿到博士学位后才结婚，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谈恋爱结婚？
她爸爸发现女儿意志坚决，便亲自赶到台北。与她父亲见面时，我坦诚地表达了我和妙娟的感情以及计划，我们一问一答地慢慢谈起来了。他对我的表现似乎满意。在停留台北的两个星期内，他对台湾现代警察有了认识，便同意让我们结婚，唯一条件是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再举行一次婚礼。
我妈妈当时在美国，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写信给她，解释说我们结婚并不等于放弃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完成博士学位。不久，我妈妈也答应了这门婚事。1962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办理了结婚手续，虽然双方家长都不在台北，但是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协助我们筹办了一场简单但温馨的婚礼。
婚后，我们租了一个小房子。由于要办案，我经常起早摸黑，有时台风来时，都要加班出勤。此外，当时有许多海外元首到台湾访问，特勤任务也特别繁多。妙娟当时仍在大学念书，功课很紧。两个人都很忙碌，但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却过得很愉快，许多单身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家聚会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这个家天天都充满着笑声。
缘结一生（2）
当时警界高层警官都由军方转调，警校背景的学员虽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升迁困难，前途十分有限。虽然当局有意改革整顿，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再次规划。刚好妙娟大学毕业，我觉得应趁机攻读博士学位，展开人生新页。
就这样，在妙娟毕业后，我辞去了警官工作，告别了生活了近20年的台湾，前往马来西亚沙捞越。妙娟的父亲宋光荣是当地侨领，颇受侨社尊敬，我们首先在沙捞越举办一场婚礼，这次婚礼办得热闹非凡。因为我在台湾也办理过结婚手续，现在又在马来西亚的婚礼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毕竟我两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我们本来计划，在马来西亚举行婚礼后就动身前往美国留学。不过，有关留学的手续仍未办妥，我们便决定先留在沙捞越等候，闲在家里不是办法，我便出外工作。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华人都说广东话或客家话，不过，大家所看的报纸都是华文报。
我便向当地的一家名叫《华联日报》的报社申请工作，结果被聘请为记者。在恶补广东话后我就到社区采访，报道侨社相关的新闻。同时我还写一些短评等，不到3个月，升为助理编辑，5个月后，我被任命为总编辑。真没想到过去我只是业余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养出来的写作技能，竟让我成为专业的编辑……
1965年，我收到住在纽约的三姐李小枫的来信，获知已办妥所有到美国留学的手续。我们马上将所有的钱都汇集起来，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我们刚到美国时居住在纽约，付完机票及房租后，身上只剩下50美元，三姐和姐夫也都是学生，很难在经济上资助我们。我们一安定下来就马上出去找工作，终于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找到一份化验员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样起早摸黑，兼差替别人带小孩，有时到餐馆做服务生。
我在台湾虽然花了很大工夫学英文，并且在阅读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毕竟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刚到美国听到别人叽哩咕噜地说话，我听得都呆住了，虽然听懂一两个字，但是仍难以理解别人说些什么。自己要跟别人讲英文时，也总是在脑中想了老半天，将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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