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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治学·写作-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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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却有了问题。
  我仿佛听到有人责问我:“你不是主张写散文必须惨淡经营吗?你现在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答曰: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主张惨淡经营。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淡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抽绎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不敢居功自傲。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全面。古代的散文大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写庄重典雅的大文章时一定是惨淡经营的,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心加意,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妙文。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有联系的。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拿书法和绘画来打个比方。书法必须先写正楷,横平竖直,点画分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发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浮躁浅薄,急于求成,这样的书法只能成为鬼画符。绘画必须先写生素描。没有下一番苦功而乱涂乱抹,也只能成为鬼画符。
  孔子晚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毕生修养的结果。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淡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的“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
  我忽然浮想联翩,想到了范敬宜先生的祖先宋代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范仲淹。他的名著《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今天许多先进人物的座右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看来,范仲淹之泽,数十世而不斩。今天又出了像范敬宜这样的人物。
  最后,我还想奉劝“夜光杯”的读者们: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怎样写散文(1)
2002年4月
  本文是季羡林为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竺心影》一书写的序。
  我从小就喜欢舞笔弄墨。我写这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已经有 50年了。虽然写的东西非常少,水平也不高,但是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却有不少的感性认识。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宋代伟大的词人辛稼轩写过一首词牌叫做“丑奴儿”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要勉强说愁,则感情是虚伪的,空洞的,写出的东西,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如何能感动别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的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倘一深入体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含义吗?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这样写成的文章,怎么能不感动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细致观察,反复酝酿,然后才下笔。
  创作的激情有了,简练揣摩的工夫也下过了,那么怎样下笔呢?写一篇散文,不同于写一篇政论文章。政论文章需要逻辑性,不能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散文也要有逻辑性,但仅仅这个还不够,它还要有艺术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写散文绝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账,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首先要注意遣词造句。世界语言都各有其特点,中国汉文的特点更是特别显著。汉文的词类不那么固定,于是诗人就大有用武之地。相传宋代大散文家王安石写一首诗,中间有一句,原来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他觉得不好;改为“春风又过江南岸”,他仍然觉得不好;改了几次,最后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自己满意了,读者也都满意,成为名句。“绿”本来是形容词,这里却改为动词。一字之改,全句生动。这种例子中国还多得很。又如有名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原来是“僧推月下门”,“推”字太低沉,不响亮,一改为“敲”,全句立刻活了起来。中国语言里常说“推敲”就由此而来。再如咏早梅的诗“昨夜风雪里,前村数枝开”,把“数”字改为“一”字,“早”立刻就突出了出来。中国旧诗人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在炼字上。我想,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在不同的程度是致力于此。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遣词造句。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好像是读一首好诗。古今有名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中国古代的诗人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理论,有的主张神韵,有的主张性灵。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五花八门,实际上,他们是有共同的目的的。他们都想把诗写得新鲜动人,不能陈陈相因。我想散文也不能例外。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怎样写散文(2)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
  光是炼字、炼句是不是就够了呢?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炼篇。关于炼字、炼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也包括大量的所谓“诗话”,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关于炼篇,也就是要在整篇的结构上着眼,也间或有所论列,总之是很不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文人学士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炼篇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怎样开头。写过点文章的人都知道:文章开头难。古今中外的文人大概都感到这一点,而且做过各方面的尝试。在中国古文和古诗歌中,如果细心揣摩,可以读到不少开头好的诗文。有的起得突兀,如奇峰突起,出人意外。比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开头两句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文章的气势把高塔的气势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让你非看下去不行。有的纡徐,如春水潺湲,耐人寻味。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的一句话:“环滁皆山也。”用“也”字结尾,这种句型一直贯穿到底。也仿佛抓住了你的心,非看下去不行。还有一个传说说,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时候,构思多日,终于写成,派人送出去以后,忽然想到,开头还不好,于是连夜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回,另改了一个开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这样的开头有气势,能笼罩全篇。于是就成为文坛佳话。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几百。这些都说明,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是如何注意文章的开头的。
  开头好,并不等于整篇文章都好,炼篇的工作才只是开始。在以下的整篇文章的结构上,还要煞费苦心,惨淡经营。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有人写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言不搭后语,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在整篇文章的气势方面,也不能流于单调,也不能陈陈相因。尽管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应该加意培养这种风格,这只是就全体而言。至于在一篇文章中,却应该变化多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的秾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中国的骈文、诗歌,讲究平仄,这是中国语言的特点造成的,是任何别的语言所没有的。大概中国人也不可能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现象,一定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摸索出来的。我们写散文当然与写骈文、诗歌不同。但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这样可以助长行文的气势,使文章的调子更响亮,更铿锵有力。
  文章的中心部分写完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难题。我上面讲到:文章开头难。但是认真从事写作的人都会感到:文章结尾更难。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我还是举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例子。上面引的《醉翁亭记》的结尾是:“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以“也”字句开始,又以“也”字句结尾。中间也有大量的“也”字句,这样就前后呼应,构成了一个整体。另一个例子我想举杜甫那首著名的诗篇《赠卫八处士》,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样就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洋洋洒洒数百言,或在天上,或在地下。最后的结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使人有余味无穷的意境。还有一首诗,是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对这句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据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结尾,与试帖诗无关。它确实把读者带到了一个永恒的境界中去。
  上面讲了一篇散文的起头、中间部分和结尾。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而且要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不能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写篇把散文,有什么了不起?可你竟规定了这样多的清规戒律,不是有意束缚人们的手脚吗?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律,没有规律就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一种文学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种文学艺术,就在于它的规律不同。但是不同种的文学艺术之间又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而且是借鉴得越好,则这一种文学艺术也就越向前发展。任何国家的文学艺术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杂。”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炼,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掌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我学习写散文,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如果说有一个散文学校,或者大学,甚至研究院的话,从年限上来看,我早就该毕业了。但是事实上,我好像还是小学的水平,至多是中学的程度。我上面讲了那样一些话,绝不意味着,我都能做得到。正相反,好多都是我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我想这样做,而还没有做到。我看别人的作品时,也常常拿那些标准来衡量,结果是眼高手低。在50年漫长的时间内,我搞了一些别的工作,并没有能集中精力来写散文,多少带一点客串的性质。但是我的兴致始终不衰,因此也就积累了一些所谓经验,都可以说是一得之见。对于专家内行来说,这可能是些怪论,或者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列子?杨朱篇》讲了一个故事: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媪,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我现在就学习那个田夫,把我那些想法写了出来,放在选集的前面。我相信,我这些想法至多也不过同负暄相类。但我不想得到重赏,我只想得到赞同,或者反对。就让我这一篇新的野叟曝言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怀着欣喜或者忧惧,走到读者中去吧!
  

语言与文字(1)
1980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道多端。人类先有了语言,后又有了文字,而禽兽则没有,这是重要区别之一。现在国外有个别的语言学家在研究禽兽的语言,响应者不多。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先不讨论。
  我们每个人,除了哑巴以外,总要经常说话。认字的人还要经常使用文字。这和阳光与空气一样,和吃饭与睡觉一样,是离不开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往往为非语言学家所忽略,这就是:语言和文字,只要还活着,也就是说:还被人使用,就存在不停的变化。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语言亦然,不必细说。为了更轻易地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一个时期内,由官方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文字统一和规范化,这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的。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秦始皇的“书同文”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我们今天汉字规范化,是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的,我们全国人民责无旁贷,遵守是我们的义务,是奉公守法的表现。
  但是,从长期来看,比如说二三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语言和文字都要变化,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除非你把语言和文字都搞成化石。
  世界上最关心自己语言“纯洁化”的是法国。几百年来法兰西学院不断地做出努力,保持法语的“纯洁”,然而法语,同其他语言一样,不断受到“污染”,变得不“纯洁”起来。这件事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最近我收到一位×年(我不知道他是老中青,姑以×代之)学者的来信。他是个有心人,一个有志之士,想努力保持汉语的规范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他有点“食今不化”,不了解语言和文字都不会停滞不变的道理,想使我们今天的规范化字永垂不朽,变成化石。比如在今天的汉语词典上“矇眬”和“朦胧”确实分列为两个词儿,前者的解释是“快要睡着或刚醒时,两眼半开半闭,看东西模糊的样子”。对后者的解释是“月光不明,不清楚,模糊”。其实基本的含义就是“模糊”。如果说“矇眬”与眼有关,而“朦胧”与月色有关,那么,对一个瞎子来说,他既无“矇眬”,又无“朦胧”。如果他写文章(当然是用盲文)他应该用哪一个词儿呢?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中有一篇文章“醉眼中的朦胧”,这确与眼睛有关,然而他却写作“朦胧”,而非“矇眬”。根据我的印象,“矇眬”这两个字,现在很少有人用,它几乎成为汉语词汇中的盲肠。这位学者硬要勉强区分,“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位学者还举出了一些别的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举了。他为了勘误,“写了几百封信,连作者面也不得到(羡林按:此句措词有问题,也应该“勘一勘”的)……而大量的书一印再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流向社会传之后代,真是贻害无穷,简直是践踏我们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使大家都当上不孝之(羡林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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