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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告诉我，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重大灾难之后，幸存者的心理反应大致有“恐慌震惊”“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三个心理应激反应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无助、怀疑、焦虑、困惑，不愿承认眼前发生的事实和丧失亲人带来的不幸。有30％的人能随时间推移和自身复原力的作用，恢复内心平衡，但70％的幸存者可能会在之后8—12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阶段，甚至因极度的抑郁和悲伤，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自杀念头。因而对这70％人群甚至包括对前30％人群的心理干预，应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灾后心理干预规划及实施。毕专家最后说，甚至，大人打小孩，母亲打儿子，都要注意下手的理由、下手的时机、下手的部位、下手的轻重，否则都会造成某种家庭灾难，造成受害方终生的心理创伤，不得了，不得了，呵呵。毕专家的话，至少让我对接受父亲回老家之后，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比如父亲的阴郁或者阴险，父亲的焦急或者焦虑，诸如此类，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时时刻刻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那位清华老师说，老家没人了，时间一长，人生无常，这边还活着，那边已死了，老家已经空空如也，没人来接收他了，他已不符合回家条件了，他想回也回不了了。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他的灾难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换一种说法叫危机干预，就没人会去管了。

02劳改或青海（5）
复旦可谓特例，他有一个哥哥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说起来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为了弟弟，哥哥不遗余力，通过中央*部，通过省里，直接通知他可以立即回家并且出国。哥哥一封一封来信，复旦置之不理，哥哥又将信一封一封寄给他们在青岛的妹妹，由妹妹转达，复旦还是置之不理。所有人没有人不骂他神经病的，据说农场一级一级领导没有不找过他的，好话说尽，办法想绝，软硬兼施，脸面不要，工作不可谓不做到家了，有人甚至都要朝他下跪了，拜托他做做好事，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完成任务，免得三天两头电话催命似的，让人不得安宁。甚至有人投复旦信佛所好，双手作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却一律微笑，一律摇头，也不作任何解释，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喝拉撒，大有老子要么不来，要来就永远不走的架势。在这个问题上，听说他倒是在同屋的父亲面前说过一句话，好像自言自语，说得没头没脑。复旦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复旦的话没人听得懂，大家都以为他得便宜卖乖，犯什么傻，摆什么谱。通过与复旦的同处一屋，通过第二天下午我充满好奇和复旦的彻底交流，我大开眼界，不要怀疑复旦的智商，也不要怀疑复旦的人格，复旦的性格正常得很，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起床就念经，念完经就上课，上完课再念经，念完经再上床。复旦周而复始，每天念两次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气闲神定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想，大家都没想通，是他想通了，他的青春在这里，他的人生在这里，他想永远在这里，他哪里都不去，打死都不去，他认定青海了，没有比老老实实待在青海更幸福的事情了。
　　与复旦同处一室的我的父亲丁无量，就完全两副模样了。复旦第二天终于向我揭开了父亲神秘的外衣，并一再叮嘱我，作为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亲密牢友，他不说就没人会说了，他不想把父亲漫长的劳改史带入天堂。他说他自己无所谓了，你们要记住父亲，你的父亲绝对与众不同，复旦的话让我久久无语。据说丁无量是整个农场乃至整个青海劳改局的申诉大王，据说从1957年进入青海农场的第一天开始，丁无量从未停止过申诉，可谓生命不息，申诉不止，不管有用无用，申诉成了他农工瓦工教工之外的第二职业。后来的事实表明，从他生命意义方面来说，可谓终生大业。丁无量申诉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到现在照样在唐格木老老实实待着，照样与复旦同处一室。所以，父亲很顽固地认识到，只有抓住这有限的名额，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离开这里。后来父亲很阴险地对我说：
　　“离开这里，就是胜利。”
　　父亲归家心切，归心似箭，先是给母亲写信，说可以回家了，只要她同意，写个信，说句话，他就可以结束牢狱之灾了。母亲说她不会信这个邪，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母亲说这个死鬼永远自说自话。母亲说这话时，我明显感到她咬牙切齿的味道，我知道母亲几十年的怨气，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一刀斩除的，不是一封信两封信可以一笔勾销的。后来父亲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我身上了，我们瞒着母亲来来往往通了几封信，我们互相说得都很暧昧，一个陌生的父亲对一个陌生的儿子的暧昧，一个陌生的儿子对一个陌生的父亲的暧昧，最后甚至暧昧到父亲承诺我结婚时帮我买一张棕绷床，我也相当暧昧地承诺，有机会一定到青海唐格木去一次。

02劳改或青海（6）
喝完酒，大家散去，各回各屋，各上各床，屋里只有我和无量复旦了。我想象中的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的场景没有出现。没有变天账，没有阶级恨，没有义愤填膺，没有咬牙切齿，没有磨刀霍霍，没有杀气腾腾，也没有相对无言抱头痛哭儿女情长之类。六个前反动派，完全没有激情，互相干杯，一团和气，我的恻隐之心被彻底颠覆，劳改农场大获全胜了。不知道因为复旦就蜷缩在半米开外的床上，那屁股朝外的姿态展示着明显的假寐，还是父亲与我距离太近的陌生，第一次零接触，这农场第一夜，完全不像妻离子散几十年后的父子团聚。我们没有谈母亲，没有谈弟弟，没有谈亲戚，没有谈老家，没有谈过去，没有谈未来，甚至没有谈一谈那一张棕绷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被窝里，可能各怀心事，也可能各怀鬼胎，我竟然在很不自然的睡姿中睡得十分香甜，我没听见外面有很大的风。
　　一夜过去，早上我看见我的白衬衫连日奔波已被青海的风沙漂染成土黄色了。复旦告诉我，父亲早已出门，父亲这段时间表现格外卖力，也不能说十分反常，上课之余经常会去食堂帮厨，拉水烧饭什么都干，显然在为早点离开作铺垫，假积极在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复旦说，不远处有一个洗衣服的水塘，操场出去，往左，往右，再往左，再往右。外面大雾弥漫，十步外不见人影，把唐格木的清晨搞得模糊不清，我左左右右绕过几块麦田，雾气朦胧间水塘好像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看上去整个水色黄乎乎的，我似乎看见水中漂浮着的泥沙了。我蹲下去用手划拉几下，确实又黄又脏，我不敢下手了，这种黏糊糊的水怎么可以洗白衬衫，只能越洗越黄。我提着衬衫站在塘边犹豫着，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洗不得，洗不得。我看见一个人赶着马车，车上载着一个扁圆形的大木桶，马车停在我身后才发现是父亲。父亲看清楚是我，说呵呵呵呵，这里是我们的饮用水啊，经过很长很长的渠道，好不容易引到这里的，这里不可以洗衣服的，洗衣服不在这里的。父亲说着另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顺着父亲的手，我只看见一片雾气在上上下下升腾。我不想洗了，我试图帮父亲往大木桶里装水，父亲看见我拿铁桶的样子有点吃力，叫我靠边，我发现父亲装水的动作居然十分敏捷，弯腰的样子绝不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很惭愧看着父亲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桶水搞定了。
　　第二次见识父亲的身手敏捷，是在早饭后他要我一起搭车去场部的时候，那时雾已散去，一辆运送农工干活的卡车正在启动，父亲喊我快快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箭步蹿上卡车，跌坐进晃动拥挤的人群，我被人拉上卡车时，他已开始闭目养神，目中无人了。在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看着这个随车一晃一晃的老人，这个训练有素百炼成钢的家伙，这个能在瞬间就进入自己某种境界的人，居然就是我离家万里年代久远的父亲，这个场景至今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好像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镜头。
　　父亲领着我走进场部办公楼，父亲蓄谋已久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了。他像推销一种产品一样把我四处推销，核心内容与主题思想，是炫耀他的儿子是一个市政府的国家干部，这次专程来这里接收他这个父亲回浙江老家，这个儿子是眼见为实的、铁证如山的。父亲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呵呵呵。父亲到处笑脸相迎，到处笑脸相送，到处点头哈腰，到处唯唯诺诺，说得我好像不是他的儿子似的，说得我是一个不打自招的冒牌货似的，说得好像没人会相信我是他的儿子似的。我们在一间一间办公室走进走出。走进去前，父亲都会说，这里他熟，这里他熟。走出来后，父亲都会说，那里他熟，那里他熟。走进去时，父亲的十分激动，大都换来三言两语一脸严肃，所到之处，都说这事不归这里管，都说这事不知哪里管，他们说，噢，噢，不清楚啊不清楚，大概应该去找某某某。在我同六个科长外加九个科员握手之后，跟屁虫似的走进第七间办公室时，一个王姓科长哼哼哈哈挪了一下屁股，从一张办公桌后开始正眼打量我们，很有分寸地盘问一通，仔细看过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后，终于拿出一大沓表格，叫我亲笔画押了。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本人简历，单位表现，等等，凡是与我有关的一切，也就是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要一一填好。然后王科长摇晃一摞红头文件，说要按规定程序一步一步来，说我们至少还要核实该接收同志的真实身份，不是你们随便领一个人来，随便拿出两个证件，我们就可以放人的，说还需要该接收同志的单位鉴定，该接收同志当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漫长的等待是可以的着急是不行的。这时，我发现父亲的激动不见了，我觉得我的义务完成了。一个父亲的点头哈腰到此结束，又露出一脸阴险，一个儿子的假冒伪劣到此完蛋，又开始一本正经。第三天一早我向父亲和复旦告别时，我看见父亲表情复杂，复旦表情没有，我挥挥手，与其说向父亲，不如说向复旦，说了一句天下人都会说的假话：
　　“我还会再来的。”
　　

03嫁鸡或嫁狗（1）
母亲对父亲的苦大仇深，我是在青海回来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那次交谈，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与母亲触及家史，以前少不更事，后来无话可说，现在不得不说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去了青海，我知道青海对母亲来说已不复存在，青海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概念的地名，这个地名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罪名，她已经为这个地名背负太多的罪名了。我想，关于青海，任何添油加醋的描述或者轻描淡写的叙述，对她都不合适，不过有一点我却需要证实，这与我下一步的行动有关。我问母亲：
　　“你是不是没有同意他回来？”
　　他代表父亲，母亲从来不和我们谈论父亲，我记事起就没有听母亲说过一句父亲，我们也好像懂事了几十年从来不问父亲，事实上好像大家都在忘掉他，从心里彻底消灭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的整个家族都被我们遗忘了，他们一家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没去过父亲老家，没见过爷爷，几乎没见过父亲家里的任何人。到现在我也是仅仅知道，从萧山国际机场乘车去杭州，出了机场靠右那一大片树木葱茏小楼林立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萧山南阳镇，我无数次经过，没有一次下车。我对故乡从来没有概念，可以说我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伙，还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家伙，没有父亲的人必然没有故乡，遗忘父亲的人必然遗忘故乡。父亲企图回来，我是听我三舅舅说的，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信息，几乎都是从三舅舅那里获取的，三舅舅是个人物，也是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外公解放前在绍兴有几家酒厂，在杭州有几家布厂，按现在的说法是企业家，按解放后的阶级划分是资本家。外公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里老大早死，老二普通工人安分守己，老四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山东，最小的南京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昆明，只有老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善于经商，成了外公的接班人，据说曾经将外公的企业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而且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个地方的工商联主任，可谓左右逢源。老三下面就是母亲和姨妈，我和三舅舅关系好，是因为他是外公家族里最关心我们的一个，外公去世后他好像一直在履行家族的职责，我在乡下当知青时，他居然会坐火车到金华，然后步行十几里跑到村里来看我。记得那天我在田畈里干活，村干部老远喊我，有什么亲戚看我来了，我想村干部一定上当了，我在金华没有亲戚，肯定哪个狐朋狗友冒充，骗取农民信任，让我不干活去喝酒，这是知青们惯用的伎俩。当我见到三舅舅时，白花花太阳底下他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手不停拿着草帽扇风，一手提着从杭州给我带来的咸鱼腌肉，笑呵呵说，没什么事，就来看看你，说天气热煞，这么热的天气，你做生活吃得消啊。我当下热泪盈眶，平生第一次有喜极而泣的意思了，似乎有一种知青的感动，也似乎有一种遥远的家族记忆。
　　杭州就是母亲唯一的老巢，也是她唯一可以透露家事心事的地方，我相信母亲连儿子都不透露，跟同事或朋友更不会透露的。事实上，母亲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多少我们江湖意义上的朋友，没有酒肉朋友，没有狐朋狗友，更没有四海为家两肋插刀的了。她一个人，从30岁起带着两个小孩，一直生活到今天，她的生活圈子小得可怜，基本自我封闭。我印象中，几乎所有人都说母亲是一个好人，而父亲这个老反革命毫无疑问是坏人，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长期不谈论坏人，太正常的事情，正常得像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30岁的年轻美女，在一个革命年代里，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显然准备为一个男人从一而终了，由此获得好人名声可谓名至实归。当然，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思想解放了，开始时代进步了，但那是宏观的中国，微观到母亲，破房还是那个破房，低工资还是低工资，活寡妇还是活寡妇，唯一的变化是年纪，从少妇变成了老太婆。母亲听我无缘无故说到父亲，样子突然警觉起来，我甚至看见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03嫁鸡或嫁狗（2）
“死鬼同你说什么了？”
　　我不好对母亲说，你的死鬼毕竟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人没法选择的，父亲杀人放火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害了一家人的一生还是我的父亲。我只能笑嘻嘻说，社会是社会，悲剧是悲剧，社会同悲剧，貌似浑然一体，其实漏洞百出，社会当然要对悲剧负责，不能把悲剧全部归罪社会。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钻社会的空子，做不到天马行空，至少可以画地为牢，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哦。我近乎天真地认为，那时候国家的时髦口号很符合我们家的现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拿国家的帽子戴在家庭的头上，看去千奇百怪，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四个现代化，比如奔小康，比如向前看。过去的已经过去，我这个做儿子的愿意当一回父亲与母亲的媒人，破镜重圆，携手未来。我把我的意思绕过来绕过去说了半天，虽然有些暧昧，我相信我表达清楚了，母亲应该听懂了，母亲说：
　　“死鬼一贯自说自话。”
　　自说自话，江南土话，有点自以为是的意思，这是我听到的母亲对父亲的唯一评价，也可以说是唯一控诉。后来我研究了父亲的历史之后，不能不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之路，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完全是他自说自话的结果。你在之江大学念书念得好好的，响应什么国家的号召啊，抗日当然匹夫有责，你就抗到底啊，国家是要改朝换代的，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老祖宗如果能把王朝坐稳了，你就是抗日英雄了。
　　还有，青年军的上尉教官当得好好的，还回去念什么书啊，当到1949年你就可以跟老蒋去台湾了，我们做妻子做儿子的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台胞了，说不定现在儿子或孙子早在美国哈佛，老子或儿子早在上海古北江苏昆山一带，赚大钱，住豪宅，养二奶了。父亲的一小步，就是我们的一大步，父亲的失之毫厘，就是我们的差之千里。
　　1948年父亲之江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一家私立新群高中教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父亲脑子不笨，好像看出改朝换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