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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的中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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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1966年1月初，许立群等人将关锋（署名为何明）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找了出来，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论证“何明”就是关锋，有关人员还找到了关锋用真名于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因为收进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些在发表时用的就是“何明”的笔名。许立群等人认为，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性问题，当年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整别人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后来被指责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①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陆定一在###主持会议时还说：“当前的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4）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眼花，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对此心里很难过，怀渐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许立群在发言中谈到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并且要保护、依靠他们，组织队伍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毛泽东还表示对关锋也要放宽，看过他的文章，写篇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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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5）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从2月3日的会议至8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参加了所有相关的会议，文件下发前，彭真曾将批语和提纲一起送给康生，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就在批语上画了一个圈，对提纲和批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后来，康生说这个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根本不是事实。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6）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①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1）
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
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原意并不相符合。所以，“《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①江青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林彪的支持下，炮制了一个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有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
萧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萧华还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特意交代说：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刘志坚临行前一天，叶群从苏州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关于部队方面的文件，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③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2）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剧组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
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他人听。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请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萧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些，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3）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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