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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青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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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学习，他的功课慢慢赶了上来，顺利考入北京六中上高中。该学校地处天安门旁边，是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有很多高干子弟。
从高一年级起，他就担任了班上的团支书，一直到高三毕业。高一去南口参加夏收，他以身作则，处处抢重活儿、累活儿。对体力弱或有病的同学关心体谅，从不埋怨责怪。那时候，班里还组织同学去时传祥的单位当淘粪工。大粪特别沉重，从小胡同的院子里淘厕所，再背着粪桶走到汽车处，把肩膀都压肿了。可杜恒昌默默无闻地带头背粪桶，从不言苦。别看他话不多，却以具体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同学。结果，这些干干净净的中学生都争着抢着背粪桶，没人嫌脏怕臭。
高中的数学、物理课，他学起来比较吃力，成绩中等偏下。但非常刻苦，下课了，别人都去玩，他还在教室里用功。
为搞好团支部的工作，杜恒昌虚心向继母请教，因为继母就在机关搞团委工作。他心胸宽厚，不因为自己掌控团支部而刁难其他同学入团。他积极奔走，努力替同学说好话，发展了一大批团员，使高三一班在全年级发展团员方面走在全年级前面。有些人自己入了团，对别人入团就缺少热情。如同自己挤上公共汽车，对别人再往上挤就不那么欢迎。而杜恒昌是自己入了团也希望别人入团。到1966年高中毕业时，高三一班团员发展到23名，几乎占全班人数一半，这相当少见。
恒昌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一般少年容易有的毛病，他都没有。他不撒谎、不打架、不骂人、不吹牛、不逞能、不狂妄。家里人就不记得他犯过什么错误。他非常听话，绝对不干出格儿的事。
他稳重，却也有棱角，不是稳重过了头儿，变得圆滑世故。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明明确确表示，一点不含糊。
军人家庭出身使他对军事最有兴趣。同学们聊别的话题，他很少插嘴，但一聊起军事方面，他就来了情绪，这方面的话特别多。从军舰、飞机、坦克，到机枪、步枪、手榴弹，每种武器的性能、构造、威力，他如数家珍，能说出很多很多。凡课外军体活动，他都参加。那年什刹海业余体校办了一个炮兵训练班，他报名后，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次他都从学校步行到后海北沿参加训练，还当过炮兵班的班长。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军事野营，但要交费，他是全班唯一自己掏钱参加的人。野营过后，他能蒙住眼睛拆卸机枪，只用一分五十多秒。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4）
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的社会地位最高。中学生都喜欢穿军装。杜恒昌也不例外，不管春夏秋冬，他一年到头总穿着军上衣、蓝裤子（空军军服当时是蓝裤子）。常年戴顶绿军帽，脚上总是军用解放鞋。他穿的军衣常常洗得发白。有些中学生爱模仿电影里有游击习气的战斗英雄，不系领子下面的扣子，露着脖子和胸脯。杜恒昌穿的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总是系得严严。
他有老大哥情结。在农村家是老大，来北京的家后也是老大，到六中后还是班里老大，他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从不与他们争抢、攀比、计较。比如吃饭时，有人爱开玩笑，彼此抢夹一点好菜吃。杜恒昌绝不开这种玩笑，他总是一副长兄的样子，什么好事都尽量让给别人，自己不要。
他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人们都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人总笑眯眯的。继母解释说他的眼睛是笑眼，单眼皮的眼睛张不很大，老微微眯着，带着笑意。但给人的感觉他不只眼在笑，内心也在笑，绝对不是老狐狸式的假笑。所以他的群众关系极好。
他讨厌显摆。因为当干部又住校，家里给他买了块手表。在高中生中，当时能戴上手表的寥寥无几。杜恒昌平常总把手表藏在袖子里，看表时动作很小，看完后迅速放下，缩进袖子里，尽量不让人发觉。
他会做针线活，能自己动手补袜子。他的床铺干净整齐，一点不邋遢。
他非常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大善于独立思考。但他也不是阿谀逢迎的人，不会别有用心的讨好人，巴结人。
杜恒昌的数学较差。当时六中有一位特级数学老师叫李观博，获悉杜恒昌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曾在课堂上说：昨天发展杜恒昌入党，我同意，但我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数学课上他从来不举手，不积极回答问题，希望他改正。
李老师的这条意见立竿见影。下一次上数学课时，李老师刚一提问，杜恒昌马上举手。当李老师让他回答时，他站起来尴尬地说：“不会。”这件小事给人们印象很深。不会为什么还举手呢？就因为数学老师批评了他老不举手，于是不会也举。
杜恒昌体育方面没有特长，篮球打得不好。平日很少看外国小说，唱歌比较干巴巴，不够优美。他缺少文艺细胞。
自从抓阶级斗争以后，学校强调贯彻阶级路线，重视出身，干什么都要看出身。那时候，最好的出身是“革军”，其次是“革干”，再次才是工农子弟。杜恒昌并不因为自己“革军”出身，就傲视别人，他待出身不如自己的同学依旧温和谦虚。
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只几百米，和中南海近在咫尺。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朱德的孙子朱春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以及康生、朱理治、罗舜初、冯仲云、王家杨等的孩子都先后在此学习。学校很自然地就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渴望。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确定了全国中学“四清”有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六中，一个是福州二中。来北京六中的工作队由国务院二办、北京市委、团中央三家组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亲自担任工作队队长。
经过反复学习社教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全校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干部子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打击*工农和干部子弟”——他们因为学习不好，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入不了团，有的评不上三好生，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抽了她一耳光。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因此早在四清时，六中就开创了打人风。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5）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要首先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万明却说要首先保住自己性命，从危险中逃出来，之后再救人。结果遭到同学批判，说他贪生怕死，遇到危险先想自己。
这个万明功课门门五分，全班学习成绩最好，是数学课代表。时不时爱跟同学辩论一些政治问题，说了些大实话。结果为一些干部子弟所痛恨，认为他出身反动军官还穷狂，太嚣张了。
四清时，工作队决定批判万明。全班人人表态，上纲上线，给万明扣了很多大帽子。杜恒昌与万明同班，自然要带头与万明划清界限。原来杜恒昌经常向万明请教数学难题。自万明受批判后，他再也不找万明。最后干脆与万明断绝了一切来往，平时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装作没看见。杜恒昌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深信不疑。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北京去内蒙古，他没与万明说过一句话。
当时班上有个叫任建华的团员私下表示，我看不出万明怎么反动。杜恒昌还在团组织生活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员。工作队感觉杜恒昌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沉稳成熟，经常让他参加一些秘密会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嘴巴严，谨言慎行。
“四清”结束后，全校发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党，高三一班入党的就是团支书杜恒昌。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年轻人都比较狂，不轻易服人，但大家对杜恒昌入党都心悦诚服。恒昌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给同学们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却单单把杜恒昌树起来，成为同学的楷模，不是偶然的。他这人不走极端，不锋芒毕露，不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群众威信高，各科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
“四清”后，杜恒昌与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跟他们说话时面容严肃，没有笑意，他那总微笑的眼睛变得冷漠。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同学之间被人为地划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出身好的，一个是出身不好的。
◆“*”中杜恒昌（左二）与同学在天安门前1966年“*”开始。中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炮轰校领导。以往经常在大会上出头露面的杜恒昌似乎沉寂了，消失了，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6）
六中一向很“左”，填出身也讲究级别，父亲官儿小的不能填“革干”出身，必须是13级以上才能算“革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就曾被六中红卫兵打了一顿。因为别人问她：你什么出身？她说革命干部。六中红卫兵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按照六中红卫兵的逻辑，家里起码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干部才能填“革干”。一般县团级的干部不许填“革干”。
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儿子傅立也在六中挨了打。一天他在操场踢球，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说：“革干。”红卫兵马上抽他一皮带：你算什么“革干”？
他只好改嘴：旧军人。
红卫兵说：好，就打你个旧军人！
无缘无故给他抽了一顿。
杜恒昌出身“革军”，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向披靡，被中央誉为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可杜恒昌参加红卫兵后，表现却相当低调，不显山露水。六中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打五类分子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抓捕痛打学校附近的流氓，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打砸抢中央音乐学院，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仍没有参加。
比如他与万明是一个班。“*”开始后，六中红卫兵把万明抓了起来，关在小牢房。一些学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除了口头批判辱骂万明外，还一次一次地打他。可杜恒昌却从没斥责过万明一句话，更别说碰他一下。
万明说：在红卫兵打人最凶的那一段，杜恒昌是少数没训过他、骂过他、打过他的红卫兵。万明感到奇怪，杜恒昌对他这个“反动学生”的罪状知道的最多，“*”前就跟他划清界限，彼此不来往，为何“*”中却表现出少有的消极？
虽然“*”后杜恒昌这个校领导的红人不再那么风光了，靠边站了，他并未因此而去拼命巴结迎合学校的那几个“左派”高干子弟。他也没有拼命揭发校领导，来赢取“左派”头衔。不，杜恒昌从来没有。他变成了很不起眼的普通群众，不出头，不上台，不打骂黑帮，只是默默地观望，默默地思索。
◆曾与杜恒昌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战友们与杜恒昌的父母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也没有说过。他对出身不好的人敬而远之，却客客气气。
他对任何人都不落井下石，包括万明，包括被夺了权的黑帮校领导。
他出身革命军人，正牌的老红卫兵，完全有资本与那些高干子弟一起去冲锋陷阵，大杀大砍，可他非但没有，还对红卫兵的很多偏激行为看不惯。红卫兵抄黑帮校领导王延春的家时，他特地叮嘱：不要打人，要登记，有个清单。
1966年8月，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所谓的流氓押到学校，剃阴阳头，拿皮带抽，还让男女彼此亲嘴——你们既然是流氓，就流氓一下嘛！不亲就打，亲也打。
万明看见了这种情景，气得大骂：“什么红卫兵，流氓！”
为此，万明被六中红卫兵视为眼中钉，把他抓起来后打个皮开肉绽。因为万明是全校人人喊打的“反动学生”，一时间在六中，对万明的态度成为检验你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可杜恒昌却对万明一声不吭，连张大字报也没写过。如果想表现的话，他整万明是很方便的。他是万明的团支书，对万明的“反动罪行”了如指掌，当万明遭到全校红卫兵万炮齐轰时，他完全可以随大流，揭露几条万明的罪状，可他没有。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7）
在他的影响下，高三一班同学在“*”中表现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没什么特别的建树。
不打人本来算不上优点，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但在六中这个以打人为革命，以打人为时尚，以打人为光荣的特殊环境里，打人成风，打人成了潮流，连最老实善良的学生也沉溺于打人，结果不打人就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事实上，当时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默许的，因为江青等人一再赞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正是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
那时候，打坏蛋成为中学生最美好的娱乐和人生体验。年轻的红卫兵没事了就到学校，把黑帮带到僻静处，打一顿，舒服舒服。用拳头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带、弹簧锁、木枪。有一同学（金××），要到外地串联，临上火车前，还特地来到学校打黑帮，过一下瘾。这些孩子“*”前没机会打人，打了要受批评甚至处分，“*”中没人管了，特别快活幸福。他们发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枪打膝盖，油漆涂脸，火烧头发，板儿带抽，戴上拳击手套打，坐土飞机。高三同学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后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尿血。
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音乐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劳改所”，打死本校师生三人，伤数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来参观的外校红卫兵络绎不绝。
六中的原党支书汪一净，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四清”中就给撤职了，“*”中又给揪到六中。老太太给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六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焦庭训不断挨打。死前那个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发现头朝下扎在一个装糨糊的大缸内。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汉成被六中红卫兵绑架毒打后，在劳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视察了六中，对六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此时六中的劳改所已建立了近一个月，打死多人。结果六中红卫兵兴高采烈，为“中央*”支持他们搞“*”无比激动，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学生王光华被六中红卫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劳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岁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红卫兵毒打折磨后死亡。
万明因为胆敢和王光华等三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私自外出串联，回来后马上给关押起来。他被强迫给红卫兵磕头。某红卫兵拿菜刀，横着给万明嘴巴来一下，当场把他门牙打掉。接着用木枪抡着打，直到打折了为止。接着下一个人再用木枪打，再给打折了……这么一轮一轮地打，直打得万明昏死数次，尿血。
◆杜恒昌和同学们在英雄纪念碑前王光华的惨死激起了六中同学的强烈反响，很多人都看不惯了，杜恒昌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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