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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个天堂-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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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巷子比原来短了一倍,记忆中的巷子要深得多,而现在,没走几步,就到头了。在巷口,我谨慎地收住脚,就像被街上的光亮一掌推回来了。我看见上百人正从西边向东边走来,脚步声像滚滚潮水一样流过来了,他们头顶有随风飘扬的旗帜和大大小小的标语,他们的人影还是模糊的,笑容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他们欢天喜地、豪情万丈的样子,让我感到无地自容,鼻子里的煤烟味突然就浓烈了无数倍,要么就是我的嗅觉突然灵敏了无数倍,我尿了,刚才明明尿完了,此刻又出来一大把。我不能不打退堂鼓了,我说:“妈,咱们先回吧!”不等母亲同意,我就掉头走了。母亲跟着回来时,满脸无奈和忧虑。我能想像,我身后那一串湿湿的脚印怎样染脏了母亲的表情!
大牛叔叔(1)
我一个人成天待在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门上挂着锁,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出门也不出声,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屋子里。本来我是铁了心要自首的,我不怕死,我已经是小40的人了,也活够了,生了大雪和小雨一双儿女,也算是没白活一场。把孩子留给杜仲和蝴蝶,我也可以放心地去死。但是,又有些私心。第一,我想把麻风病看好,把麻风病看好了,做个干干净净的女人,再死不迟。第二,我想多看两眼大雪和小雨,多看一天算一天。
你还记得那只黑尾巴的金钱豹吗?其实后面还有故事。当时,我们只顾救大雪,大雪的肠子在外面,杜仲抱着他在前面跑,我和蝴蝶在后面跟着跑。第二天回到老地方找那只金钱豹,到处找不着,不见踪影,后来发现,枯黄的草丛上面有一道血印子,而且厚厚的枯草向一个方向倒去,形成一道凹痕,我们就顺着找了去。结果,看见不远处的崖底下,卧着一只金钱豹,一动不动,尾巴正是黑色的,尾巴梢子上有个圆圆的黑疙瘩,我们小心地走到跟前,才发现金钱豹死在洞口。洞里面另有一双眼睛,是一只身上黄亮黄亮的小金钱豹,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坐在洞口哭呀哭。说实话,一想起洞里那一双眼睛,我就不想死了,我想活着,怎么活着都行,只要能看着大雪和小雨,只要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第三天中午,听见大牛叔叔的声音了。
他是第一个知道杜仲回来的人,也是第一个来家里看望杜仲的人。我猜是杜仲的妈妈专门请他来,劝说杜仲的。杜仲不愿出门,怕见人,动不动夹不住尿,这把老太太愁坏了,老太太的头发原来白了一半,过了一夜全白了。
大牛叔叔还是那么爱笑,一进院门就笑,笑声震得我耳膜发麻。不过大牛叔叔的声音到底有点老了,像蜂王飞回窝里的声音,虽然苍劲有力,到底有些拖泥带水。杜仲从屋里迎出来了,亲热地叫着:“干爸!”杜仲还大声给他介绍蝴蝶:“这是我从山里拣来的个老婆,名叫蝴蝶!”蝴蝶也叫着:“干爸!”一堆孩子也出来了,杜仲对他们说:“快喊爷爷!”
我先是把耳朵贴在窗户上,接着又跳上床,把耳朵帖在墙上,不放过大牛叔叔的每一句话。他们进屋了,大寒突然哭了起来,大寒的哭声忽高忽低,我能猜着,大牛叔叔正把大寒抛向空中,抛得很高很高,把大寒吓着了。我想起来了,大牛叔叔特别喜欢孩子,一见孩子就要做怪样吓唬人家,经常把人家孩子逗得哭天喊地。大寒哭了,大牛叔叔笑得更开心了。我发现,我也在笑,跟着大牛叔叔在笑。接下来安静了几秒钟。接下来杜仲先说话了。杜仲问:“干爸,你还在剧团吗?”大牛叔叔说:“剧团呀,早就散了,1967年5月10日晚上演了最后一场戏,第二天就接到通知,撤销秦腔剧团,剧团的人归革委会宣传组直接管,接下来的10年,一场戏都没演过,前天刚接到县委通知,委托我重新组建秦腔剧团。”大牛叔叔的话音一落,就听见小雨说:“爷爷,我也会唱秦腔!”大牛叔叔很意外,问:“真的?”小雨说:“真的,不骗你。”大牛叔叔说:“那就给爷爷唱一段吧?”
我们的小雨就真唱起来了。
小雨唱了没几句,我突然想起了那身戏服,秦香莲的戏服,就疯了一样急忙找出来,穿在身上,只张嘴不出声地跟着小雨唱了起来。
大牛叔叔听完后,没笑,用低沉的口吻连连称赞:“唱得好唱得好!”接下来,大牛叔叔可能在点烟,吸了两大口烟,又说:“这声音听着好耳熟呀,行腔和吐字太像当年的小天鹅了!”这时小雨要说什么,却又尖声哭起来。大牛叔叔可能把小雨抱在怀中了,说:“怎么了?把娃娃怎么了?”小雨渐渐不哭了,我听见蝴蝶把孩子们领出去了。我接着听墙那边的谈话。
大牛叔叔问:“麻风院那场大火,几个人活下来了?”杜仲说:“其实,就活了我一个,那几天我刚好在外面访查病人,不在麻风院。”大牛叔叔说:“那就是,没一个例外,全烧死了?”杜仲答:“凡是在麻风院里的,都死了。”大牛叔叔大概狠狠又抽了几口烟,我想起了他以前抽烟的凶狠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大牛叔叔才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看样子不假呀,你看你,遇上多漂亮的一个女人,还带回来一堆娃娃,一个比一个心疼,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一个含在嘴里!”大牛叔叔开始大笑,笑完又说:“别担心,我不会咽下去的!”
我发现,我出了一身汗,我没听见杜仲的声音,我能猜着他的表情。接下来大牛叔叔又说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真是普天同庆呀,咱们不应该有任何思想包袱,尽快去卫生局报个到,既然活着回来了,那我们就还是单位的人,对不对?我相信,卫生局一定会妥善解决咱们的问题的,要争取恢复级别,补发工资,还要争取给蝴蝶和五个孩子上户口。卫生局的新局长我很熟悉,我求他,他不会不给面子的,但是,咱们首先要放下思想包袱,不要觉得我们犯了天大的错误,见不得人,抬不起头!麻风院烧了,我们幸免于难,在山里面躲了几年,不就这么大一点事情嘛,是不是?”大牛叔叔好像又点了一只烟,喝了半口水,然后接着说:“你想想,文化大革命既然有问题,那咱们逃避文化大革命,还算什么问题?”
大牛叔叔(2)
听到这儿,我已经哭得不行了,眼泪把床单湿了一大片,我实在为杜仲高兴,也为蝴蝶和五个孩子高兴。当然了,我也伤心,为自己伤心。这时,我听见大牛叔叔又在笑,笑得很得意。笑之前显然说了什么,我没听着。大牛叔叔现在站起来了,来到墙边了,声音变轻了,变得像耳语,可还是能听清:“做做文章,说不定咱们还能成英雄呢!再做做文章,说不定还能入党呢!”
我以前不知道大牛叔叔这么聪明,以前只觉得他像个巨人,像一座山,站在剧团门口,谁也别想逃票,现在才知道他头脑也不一般。
大牛叔叔走了,我突然觉得,我对他的感情变得复杂了,有些像女儿和父亲了。你知道,我一直不清楚谁是我父亲。我一直也没心思弄明白谁是我父亲。这一阵,我突然想弄明白了,但是,我多么希望,大牛叔叔就是我父亲。
单位
干爸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一晚上没睡着,我始终在做自我批评,我想做一个有名誉的人,我想回上班,我还想入党!我起码应该负起点责任来,无论是作为母亲的儿子,还是作为蝴蝶的丈夫和五个孩子的爸爸,我都没理由倒下去。想来想去,我确实没什么大问题。正如干爸说的,从大火中逃出来,在山里面躲了几年又回来了,算多大的事?原以为最大的问题是逃避文化大革命,现在这已经不成问题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对煤的味道,对密集的脚步声,对种种东西过敏,是早就有的老毛病,小心一点,无碍大局。这么一想我就信心十足了。
又过了一天,又是一晚上没睡好,早晨醒来,我对母亲说:“今天去单位吧!”母亲听了很高兴,还说:“我陪你去。”吃完早饭我跟着母亲出去了。我实在闻不惯满街的煤烟味,又怕碰见熟人,就找了个口罩戴上了,走在路边,离母亲有七八步远,就像小时候走在上学路上一样。
进了卫生局大门,我一眼就看见当年的很多同事,正在院子里集合呢!就像在迎接我,看见我们母子,他们一点都不吃惊,还鼓起掌来,现任局长原来就在卫生局,姓谢,他微笑着大步向我们迎过来,牢牢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松开,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欢迎你回来!”说完谢局长竟向我鞠了一躬,我似乎吓了一跳,不由地后退半步,煤烟味突然就浓了起来,大腿内侧就湿了,接着足三里也湿了,脚底下热气腾腾的,我真想乘着热气飘到天上去。我以前的那些同事和若干张陌生的面孔都在吃吃乱笑,我硬忍着不让自己出更多的丑,主动给自己解围:“对不起,我在山里躲了10年,整天只和金钱豹、野猪和狼打交道,早忘了人是什么样子,今天见了大家,有点紧张。”谢局长脸上带着善意的笑容,看着我脚底下,拍着我肩膀,说:“没事没事,你辛苦了,你差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大家说对不对?”大家一致回答:“对,对,向杜仲学习!”我大腿间又是一热。谢局长说:“这样吧,大家正要去参加全县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呢!你就不去了,你刚回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局里将尽快打报告请求县上落实你的问题,恢复你的名誉,你放心!”
这样,我们就回来了。一路上母亲跟在我后面,唉声叹气。我很对不起母亲,我丢人丢大了,但是,我没办法。我发现,让我夹不住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没规律可寻了,这实在让我丧气。以前什么情况下夹不住尿,我是知道的,也是可以防备的,而现在就难说了。一切都有可能突然变成煤的味道。煤的味道,成了一个诱饵,任何有点微妙的神经活动都有可能突然和煤的味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一回到家,我就去了小天鹅那边。
我不想让蝴蝶和孩子们看见我的狼狈样子。在小天鹅面前,我是舒坦的,我的故事她都知道,她不会感到奇怪。我见了她,就想哭。我觉得,她才是我的母亲。只有她这样饱经沧桑的女人才配做我的母亲。我躺在她怀里,真哭了。她什么也不问,她见我裤子是湿的,就全明白了。她解开裤带,拉去裤子,把那个垂头丧气的小家伙握在手里。她的手心里暖乎乎的,她先是静静地握着它,接着,她的手指动了一下,这一动,我就有反应了,就像一根弦让人拨了一下一样,我已经好些天没那个了,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噢,它把小天鹅的手撑开了,小天鹅现在握不住它了,我用目光示意小天鹅,快脱,小天鹅就急着脱衣服,我捏住了小天鹅的奶头——小天鹅早就允许我摸她的奶头了,小天鹅的奶头现在很耷拉,像个草垛,不过摸一摸就变成麦垛了。
我轻车熟路地进去了,我现在不用她帮扶了。我突然不给她了,让她求,让她说:“快给我!”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让我觉得我有用,我有权,我可以给,也可以不给。当然,我总会给的。给就是要。我也想要。我发现,我做起来恶狠狠的,像恶霸,像被打倒的恶霸。小天鹅硬忍着不喊出声来,我咬着她耳朵说:“喊,喊出来!”我要让母亲听着,她儿子夹不住尿,却能干那个事,我要让母亲放心。我想起了谢局长最后那句话:“我们要尽快恢复你的名誉!”我好久没听过“名誉”这个词了,我感到很新鲜,不断地想着这个词。我在小天鹅身上晃来晃去时,这个词就和小天鹅融为一体了,“我操,我操!”我用这样的脏话激励着自己,我想,我如果一转眼能变得一个五迷三道的坏人,一个满身恶俗的坏人,我是愿意的,我求之不得。一个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流口水,这大概不要紧。而一个不健康的男人见了美女,会去强奸,会变得更坏,这才是可怕的。所谓“破罐子破摔”,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正像此时此刻的我,如果几分钟后一出门杀了人,甚至把我那唉声叹气的母亲杀了,你会吃惊吗?
名誉
“还是谈谈你父亲吧。”
“刚才你提到了‘名誉’这个词。”
我及时地打断了杜仲的话,并暗示他如何说下去。他已经习惯了我随时打断他,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揣摸着我的思路往下说。
谢局长说“恢复名誉”的时候,我确实想起了父亲,“名誉”是父亲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父亲死了,这个词好像也死了。我偶尔想起它时,总觉得它灰蒙蒙的,而且藏在深处。其实,我一直不愿正视父亲的死,我总觉得父亲的死和我有关,我总觉得父亲的死不是因为母亲的揭发,也不是因为历史问题和所谓怂恿儿子逃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白了,在我的梦中,父亲的死另有原因,那就是,死于我这个儿子之手!
在蝴蝶谷的10年里,我最常做的一个梦,还是跑,还是没命地向葵花地里跑,这虽然是一个旧梦,内容却是新的。以前,向葵花地里疯跑是因为担心,担心自己会杀了父亲。而现在,则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谋杀已经完成。
我只身来到城外的坟地。
父亲的坟已经不新了,和伯父、爷爷、奶奶三人的坟,看不出多少区别了。况且我对时间原本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眼里,死去10年和死去30年,完全相同,毫无区别。我在蝴蝶谷里待了10年,现在想起来,就像是10天。
站在坟地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名誉”二字。我牵挂着父亲的名誉。父亲死了,活不过来了。但是,父亲的名誉应该得到恢复。死者似乎更需要名誉。自古以来的那些文臣武将,活着的时候不小心丢了官掉了头,死了之后追封一个好听的谥号就万事大吉了。我想,我父亲大约也需要一个近似于“谥号”的东西吧。
后来我去过法院,试图找到当年处理父亲时的卷宗。法院有我一个同学,他打开一间房子,让我自己进去找。他事先已经说过,悬,不好找。原因是:一,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公检法,基本被砸,停止了工作。先是由一个“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行使职权,后来由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10年中的大多数案子,并没有留下档案,红卫兵说杀一个人,自己就杀了,根本用不着立案结案。二,因为办公地点多次搬迁,很多文革前的档案都丢失了,更别说文革时期的卷宗了。但我不死心,还是想亲自找一遍。父亲是一个重视名誉的人,我有责任替父亲争回名誉。
同学打开门就走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闻见了一股子防腐药水的味道和一些难以说清的味道。适应了里面的光线后,我看见了很多顶天立地的生锈的大铁柜,架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我抽最底下的一大摞子时,把最顶上的一摞子黄色毛边纸震了下来,同时掉在地上的,是一窝老鼠,刚生下的一窝老鼠,身子白嫩嫩的,满地乱跑。它们那种怕光的样子,它们尖细的声音,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我禁不住就遗出一股子尿来。我不想找了,但我也不想让老同学看见我尿湿了裤子,就只好硬着头皮蹲下来,磨蹭着乱翻起来。我把标有“1967”“1968”字样的卷宗一本一本都看了,没找见“杜益三”三个字,当然更没有“杜仲”二字。但是,其中一个袋子上,竟有“顾婷娥(小天鹅)”的字样,我急忙抽出里面的东西,找见了那份我当年见过的委托书,关于顾婷娥(小天鹅)杀人一案,就这么一份材料。
终究没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说法。这让我有些头疼,有些老虎吃天无处下手。父亲没有失去名誉,那么,我怎么才能帮父亲恢复名誉呢?名誉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一个像父亲这样普通的普通人的名誉,就算是失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除了自家人还觉得是一件事情,其他人谁会在意呢?这也让我想起了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把这个故事讲来讲去的,难道不是小题大做吗?
“时代”,我还想起了这个词。
父亲常说:“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以消化钢铁般的肠胃,把旧时代的恩恩怨怨消化干净了,我们勿须乎计较了!”
我几乎想起了父亲喜欢用的每一个词:太平。时代。恩恩怨怨。消化。勿须乎。那么我也“勿须乎”关心父亲的名誉了。时代永远是大的。人永远是小的。时代总有能力把一切一笔勾销,包括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一点名誉。
让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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