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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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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士兵的、农民的、将军的、政客的，但是科学家们在这场风暴中是怎样的呢？30年前，“科学”与另一个词“民主”，被认定是解救中国的良药。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对抗西方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未如此低落，作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一去不返。一开始，人们相信是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人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最后，人们认定问题出在他们一直为傲的中国文化传统上，它已经僵死，无力应对现代世界。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应该将线装书全部扔进茅坑。
很多新观念涌入动荡的中国，用以解救“外国干涉、政治分裂、基层社会动荡”这些严峻的问题。“科学”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无疑是最为独特的，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法，而科学则牵扯到更为根本的变化——它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基因。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胡适1923年会这样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身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太静而不活跃，思维上欠缺逻辑，身体太文弱，郁达夫在小说中甚至对于我们的性能力也倍感怀疑。
缺乏科学精神，是最经常被指责的一项。欧洲中心论者带着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国，发现欧洲人“生来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尚未开化，他们不善于分析、怀疑、科学思维，中国社会则长期停滞，一直以来是黑暗的专制主义，它扼杀一切想像力。即使在那本极力将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吾国吾民》中，林语堂也说，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叫“李约瑟”的用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蓝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李约瑟的提问（2）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由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1）
像政治人物一样，专栏作家是一项可以躲避长期负责的工作。前者经常是突发事件、短期选举的俘虏，他们没有时间考虑长远，必须为保持眼前的权力而斗争；而后者则永远生活在截稿日期的阴影下，当时间到来时，即使无话可说，也要假装深思熟虑，也因此思考经常是碎片的、不连续的。
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上周的此刻，我正在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国为什么突然间落后了？我的桌前摊放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简装中译本，一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论文合集，那本在80年代轰动一时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和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和钢铁》……
我是试着去Think Big 。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人们做出了各种解释。马克斯·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限制了创新；大卫·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黄仁宇则相信，中国社会一直未能从数字角度进行管理；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而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则坐在马德里的皇家国家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里，听对面的研究员谈论中国的崛起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与忧虑。对于中国的热情仍在升温，最近的一个话题是，全球股市的暴跌是否是由中国股票的衰退引起的，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当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将会感冒”的年代。
一瞬间，我似乎觉得之前的困惑毫无意义。人们开始觉得中国注定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有这么多人口，人民又如此勤奋，如此庞大的市场，你们已经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非常可能再将这个纪录保持30年……不用担心你们的问题，当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时，政治改革自然会发生，民主必将出现；不用担心环境的问题，当你们变得富有起来，必然可以使空气变得更清洁，河流更清澈，想想19世纪的伦敦，如今它不也再度有湛蓝的天空了吗？不用忧虑教育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是如此聪明，他们知道如何迎接挑战，想想看，全世界的教育似乎都很失败；有一天，中文会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你们既拥有伟大的传统，比如孔夫子，也有现在的导演与艺术家，中国的文化会影响世界；人们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领导者，你们将举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那些都是中国成熟的标志……
对于这些表达，我的感情是如此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情感而非理智理解世界。一旦成见形成，人们就不再理会事实，而只按照既定的方式思考。就像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贫困、什么都缺少的国家，1989年之后则变成了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这个角度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对中国的理解开始进入一种崭新的情绪——中国变得如此强大。所有的事件似乎都在加固这种想法，中国成为了引入外资的国家，中国加入了WTO，成功地申办到奥运会，中国人被送上了太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新一届政府也开始考虑建立“和谐社会”……
在这些情绪下，所有中国面临的险峻问题都被淹没了。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更多的中国人，人们放弃了怀疑态度，而对于新获得的地位感到沾沾自喜，并对于未来确信不疑——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界。
但是，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一种情绪是多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挑战冲散，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直到1973年的石油禁运风潮前的几个月，亨利·基辛格还这样对助手说。当时令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真正兴奋的是密室内的外交游戏，是政治策略上的联盟，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石油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深信“儒家价值观”是东亚繁荣的基础，似乎完全忘记了一个世纪前，人们觉得中国得不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束缚，而在1997年之后，这种价值观再次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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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2）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未经历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如今世界对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情绪是建立在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乐观，认定所有的挫折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必将度过。
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下，事情的真实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妙，我们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也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性遗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面临100年前人们认为的科学精神不足的问题，面临着停滞的政治改革、衰败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深入而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提供明确解决答案，但它可能为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期待，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运转方式，但它却可能释放社会的紧张与焦虑，防止极端化行为的发生。
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分析李约瑟难题，或许和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同样重要。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他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他们了解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为生活赋予意义。而还有什么比了解自身（既有自己，也包括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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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自我原谅（1）
几乎每一次访问，最终都变成了一场集体拍照。不管它是巴斯科地区的能源公司、巴塞罗纳的银行，或是马德里的战略研究机构，参观者们似乎对于展开的主题缺乏兴趣，不管它是“风能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今日世界的西班牙语”……人们手里总是拿着数码相机，而不是笔记本，当主讲者仍在继续谈话时，一些人会突然站起，旁若无人地走动、拍照片，仿佛他是雇来的摄影师，而不是听众中的一员。在参观博物馆时，讲解员必须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他的听众从四下游荡里集中起来，他们对戈雅或是毕加索没有太多兴趣，下意识地抱怨为什么不能使用照相机；在游览巴塞罗纳的港口时，没人关心它的过去与未来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而是完全沉湎于在游艇摆出各种姿势，一个人或几个人互相拍照。
有时候，我会突然疑惑这是一群成年人吗？这是个十几人的代表团，我们总是被介绍“这是中国的青年领导人”，是大学副校长、律师、杂志主编、画廊主办者、银行家、企业家……或许这群人算不上中国社会的未来领导人，却肯定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至少代表了一个更为富裕、接受良好教育、眼界开阔的中国。他们会下意识地谈论上次在纽约地铁里的经历，认识导演阿尔莫多瓦的弟弟，和对弗兰克·盖瑞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的设计风格的看法……但是，这种谈论与其说一种好奇心的体现，不如说是明显的自我炫耀。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像是一群既容易欣喜、又容易抱怨的游客。
我们被邀请到西班牙，是仍在不断上升的中国热的表征之一。在巴塞罗纳的港口，哥伦布的塑像高高地挺立在那里，他的右手臂指着大海。500年前，他一心想去发现东方，那里蕴含着无数的财富，结果却发现了美洲。这个故事在今天被《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演绎成了新版本，世界变平了，因为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东方将再次重塑世界。
不断感受到西班牙商人与政府对于中国的热切程度——他们期待能在中国庞大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也希望能在日渐升温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尽管这有点一厢情愿）——后者是西班牙帝国的产物，昔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对于彼此的理解都显得相当肤浅。“去年，我们创造了4％的经济增长，是欧洲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巴塞罗纳一位银行家这样说，但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这不能与你们相比”。我遇到的西班牙人对于中国的压倒性印象是，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你无法忽略它，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晚餐总是过长、总是喝了过多的酒，他们多少有点迷失在对中国的幻想之中。而我们对于西班牙的印象，除去了早已符号化的弗拉门哥的曲调、塔帕斯的小吃、哥伦布与堂吉诃德之外，当然最近还有一段17世纪后的西班牙的帝国历史，它的边界曾从墨西哥一直拓展到菲律宾，这激起了正沉浸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人的类似情绪。此外，似乎也没有更多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的首要概念是美国，其次英国、法国与德国，西班牙似乎是处于西方的边缘。
与中国人在美国与东南亚的漫长历史相比，在近代世界，西班牙与中国的联系并非密切。不过发生在17世纪初的马尼拉的一场西班牙统治者针对华人的屠杀，的确导致了明代中国的白银量锐减，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这是摧毁明朝政权的因素之一。而在过去几年中，则是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一场针对中国人的鞋城的焚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廉价的温州鞋是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中重要一部分。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现代西班牙对于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1975年11月才离世的佛朗哥是统治了西班牙将近40年的独裁者，在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社会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政治与知识空气。但之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它却完成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历史转变，它不仅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以巴塞罗纳、比尔堡为代表的城市则成为21世纪新型的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一个由建筑、设计、理念、创意、环境为推动力的新型社会，比尔堡的古根海姆博物院、Zara连锁店与阿尔莫多瓦的电影，代表了我们时代最Cool的精神……
停止自我原谅（2）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行程中，我没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代表们对此表现出任何智力上的好奇心，而他们经常被视作一个必将推动中国变革的新阶层。我知道这样说充满了“政治上的不正确”，就像我总被人批评成“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放大，而忽略了整体情况”。但事实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到“那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总不愿承认这一小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而且我也无法容忍这样的看法：“我们必将成熟与强大，而过程中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
这些说法中都充满了过多的自我原谅，人们担心承认这些现实，并总将所犯的错误归咎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并希望它自然地溶解。一些对中国最为尖锐批评家总是在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终究要付出它的代价。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一个社会的美好与否并非是它的整体规模有多么庞大，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拥有独立的头脑、丰富的内心和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已经过份巨大。
。 想看书来
2008年之后（1）
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两旁，长颈鹿、狮子、河马依旧憨厚地站在巨型的画板上。我隐隐担心，从非洲草原到来的它们，能够抵御北京冬日的严寒和空气里高密度的粉尘吗？它们随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人而来，却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去。
在2006年11月5日前后的一周里，北京的空气到处都是非洲的气息，电视画面上，报纸的版面，马路的广告牌，甚至我们家楼下的一家洗浴中心的门前都立着“热烈欢迎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灯箱。这气氛让我想起了冷战年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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