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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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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规”何以被滥用？曾锦春为何如此肆无忌惮？这既有曾锦春个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本身的原因。
首先，“双规”缺少严格的程序。公安机关拘留或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足够的证据，还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但纪委仅凭一封举报信甚至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双规”。曾锦春就把这种随意性发挥到了极致。
其次，“双规”缺乏有力的监督。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之间是互相监督的关系，三者还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此外，还有上诉、抗诉、申诉等司法救济途径。但纪委没有任何体外的监督。如果被“双规”了，就只能服从；即使是被“非法拘禁”，也没有申辩的机会。曾锦春几乎一手遮天，这也是主要原因。
再者，“双规”没有问责的机制。行政或司法机关办案都有责任追究制度，受害者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纪委“双规”无此一说，错了就错了，甚至没有过错之说。在以前的很多案件中，“双规”数天甚至数月的事情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人计较过。贪污受贿与非法拘禁本是两码事，但如果不是因为贪污受贿而倒台，会有人追究曾锦春的非法拘禁吗？其实早在3年前，就有媒体报道了曾锦春“双规”私企老板并质其有非法拘禁之嫌，但直到现在才被定性为“非法拘禁”。即使如此，在以后的公诉和审判中，也可能将他的非法拘禁罪“忽略不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双规”就像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它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既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制约，既不需要事前预防，也不需要事后惩罚。在这样的无拘无束之中，“双规”演变成非法拘禁以致沦为*的工具，委实不值得奇怪。
曾锦春案是一个警示：“双规”也需要“规范”了！
写作心得
经常有人问：什么样的评论才是好评论？如何才能写出好的评论？这些问题都比较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思想”或者说“观点”——如果观点不新颖、没有一定的思想性，即使文笔再优美、构思再精巧，也不能说是好的评论；相反，如果能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即使文采比较差、手法很笨拙，也比那些文辞华丽但人云亦云的文章有价值。
新观点往往源于新角度。因此，评论员必须具有比较独特的视角和比较先进的理念，同时要敢于并善于独立思考。
在时评界，我可能是唯一质疑过“双规”的人。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及技巧。这篇文章之所以能通过各大网站编辑的审核并推荐甚至在尺度更为严格的报刊上发表，可能有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遇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新闻由头。曾锦城案让很多人认识到“双规”确实存在值得规范的地方。二、以法论事。既然“依法治国”，那么从法律的角度讨论问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三，心平气和。只有有理有据的探讨，没有诉诸情绪的指责，这样理性的态度，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此外，“规范”的说法也比较婉转。
新浪网友“浩智”在文后评论说：“这篇文章，道出了一个公案，纪委的权力又由谁来监督的问题，写得深刻。”
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1）
据国家税务部门的消息，2006年上半年我国的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9332万亿元，同比增长。按照这个速度，2006年的税收将一举跨过4万亿元大关。这将是继2005年成功越过3万亿元大关后，再一次实现大幅度的跨越。但国家税务总局似乎还不满意，他们认为，尽管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持续提高，但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相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20％，仍然偏低。但质疑之声紧随而至。有人找出美国《福布斯》杂志去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税收就以年均20％左右的高速度在增长。这种大大高于GDP增长的速度，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质疑。近几年来，随着税收增长的加速度，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强烈。
说重的振振有词，说轻的也有理有据。那么，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衡量“轻重”的重要依据——
一、要看税率与政府的服务是否成比例。
国家税务总局说税负“偏轻”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宏观税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化国家平均30％左右，我国只有不到20％，轻重自明。但这种单纯的数字比较，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欧洲的宏观税率普遍很高，尤以北欧为甚。挪威和丹麦的税负高达50％。但欧洲也以高福利而著称。比如，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在丹麦，不仅学费不用交，政府每月还给学生发补助，这些补助足以支付每月的开支。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一个免费上网账号，而且还能免费打印500张纸（每学期）。至于一般人的医疗、失业、养老等常规的保险，就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凡是比较常用的、适合统一提供的需求，政府全部包下来，需要自掏腰包的消费非常少。同时，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瑞典的首相没有官邸而是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和随从，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50％的税负与这样的服务相比，高吗？反正这些国家的公民并不觉得高。去过北欧的人都能感觉到，那里人的笑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灿烂。
反观中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8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有人甚至说“土地就是他们的保障”。即使在城镇，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还很小，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上大学，甚至上中学，每年都要交高达数千元的学费。即使是九年义务教育，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免费。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很多人因此喘不过气来。公民到政府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随便办个手续，都要交钱。那么多的税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国家统计局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亿元，财政支出为亿元。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2003年，经济建设费亿元，社会文教费亿元，国防费亿元，行政管理费亿元，其他支出亿元。也就是说，只有约五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直接用到老百姓身上。有报道说，我国党政机关每年公款吃喝要花掉2000亿，公车支出要花掉3000亿，公费出国考察还要花掉2000亿。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感叹，中国最大的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2）
公民纳税就是为了购买政府的服务。这与住宾馆买服务没什么两样。同样大小的一个房间，五星级宾馆1000元一天不能算贵，街边小旅社50元一宿可能就让人觉得收费太高。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虽然只有北欧的三分之一，但如果得到的政府服务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这种的税负能说不重吗？要知道，很多服务，政府不提供，公民就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果政府不能提供那么多的服务，那就不应该收那么多的税。
二、要看税负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曾经通过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一个发展阶段中，低税负国家的经济增长高于高税负国家。而且宏观税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率都高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宏观税率将逐步提高。
上述理论应该不难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刚刚发育的国家，特别需要一种温暖适宜的经济环境。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新生的市场主体，就像是幼苗，最需要的是呵护。“小荷才露尖尖角”，蜻蜓立在上头没有关系，但如果是“三座大山”压在上面，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中国目前的市场对税负的感受如何呢？眼下就有新鲜的事实。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减少了810万户。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减少万户，下降。
“鞋是否合适，只有自己知道。”在市场环境的“冷暖”问题上，市场主体最有发言权。810万的个体户和30万的内资企业用“退出”这种最极端的行动表明，多年来工商企业界关于税负过重的呼声，绝不是无病呻吟。虽然个体工商户和内资企业的大幅减少可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税费负担过重肯定是原因之一。而且，这种状况是在党和政府对非公经济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尤其引人深思。
也许有人要说，虽然这些年个体工商户和内资企业减少了不少，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依然强势吗？是的，但目前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而这种增长方式是很难持续的。从上述《中国统计年鉴》那组数据可以看出，2003年的财政支出中有三分之一用在了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市场经济早已证明，政府投资的效率一般都很低。试想，如果把这7400多亿的财富留在民间，让个体工商户或内资企业去投资，效率会提高多少？现代政府的职能应该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而政府的投资不仅背离了政府的职能，而且会干预微观经济，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同时，个人税负还会直接抑制消费。近年来，内需不旺一直是政府的心病。为此，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收效甚微。如果个人税负减轻，那么肯定有助于启动消费，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即使是从保证税收收入的角度讲，也应该适时适当的实行低税政策。因为个体工商户和内资企业的减少，就意味着税源的减少。从长远来看，涵养税源是最重要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现在最需要的是“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而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如果这个道理没有错，那么连续十几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肯定是有问题的。
写作心得
角度及论点体现的是作者的判断力，而论证体现的是作者的表达力。通俗地说，论证就是论述、证明自己的判断和观点。对新闻评论来说，论证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效率。要做到这两点，首先需要三大“法宝”：一、先进的理论。比如关于*法治的理论、市场经济的理论，等等。没有理论的支撑，论述不可能有力量。二、丰富的知识。理论总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数据、掌故等信息使之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三、多样的工具。前人已经总结出了很多论证的工具，当然应该掌握，比如辩证法、形式逻辑等。此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要紧紧围绕论点。与观点无关的话不说，与论点无关的资料不用，切忌卖弄式的“掉书袋”、漫无边际。二、分析尽可能全面。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古、今、中、外，高标准、中标准、低标准……如果各方面、各角度、各层次都能得到支持，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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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夫读复旦博士”只能是特例？
只有高中学历，当时已经38岁，之前还是三轮车夫……这位叫蔡伟的人已经被列入了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并师从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裘教授称：“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由于国家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复旦研究生院负责人还专门去了一趟*，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据2009年4月28日《解放日报》）
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再有想象力的人也很难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然而这即将成为现实。什么叫“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果蔡伟日后也成为一代宗师，那么他的经历也将成为一段佳话，就像当年没考上大学却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的梁漱溟，小学没毕业却被胡适请上中国公学讲台的沈从文一样。
面对蔡伟的传奇经历，人们在感叹之余，势必产生很多联想或思考，比如：社会上还有多少像蔡伟这样的专才、偏才、奇才？像蔡伟这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当年连大学都考不上？如果没有裘教授的慧眼识英和复旦大学的不拘一格，蔡伟会不会被埋没？为了避免这样的教育悲剧，我们是不是应该改革招生考试制度？……
我相信中国还有很多蔡伟式的人才。他们也许不像蔡伟这样“水平比教授还高”，却可能在某些领域具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由于偏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无法通过高考或其他统一考试。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还是着眼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种状况都是应该避免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看了蔡伟式的佳话，肯定有很多人产生“如法炮制”的想法。
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早就开始了。比如很多高校被赋予了自主招生权，复旦大学甚至规定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不过，这些自主权都规定了基本的门槛，比如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复旦为了招收蔡伟，不仅自己破了格，还让*破了格。除此之外，复旦的研究生院及数名专家教授也都参与到破格录取蔡伟的工作之中。很显然，蔡伟的读博之路是很难被复制的。
那么，能不能把格破得更彻底一些，比如实行无门槛自主招生，完全由教授说了算呢？就人才发现及教育规律而言，这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实际上，很多科教发达的国家以及中国的民国时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且相当成功。然而，如果中国现在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却大大地不赞成。为什么？因为权力缺乏监督——在这权钱交易、潜规则盛行、*现象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如果高校的入场券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及自由裁量，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巧的是，几乎就在复旦不拘一格录蔡伟的同时，*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公开宣称，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但这一改革新动向却遭到了舆论的普遍质疑，因为人们担心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损害教育公平。
正如“一考定终身”虽然有很多弊病但却是“最不坏”的招生制度一样，研究生招生规定门槛的“拘格”式的录取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为了弥补这种制度的缺陷，在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偶尔对蔡伟式的人才“特事特办”，但目前的教育体制之下绝不能把这种做法制度化并推而广之。
宁要有缺陷的硬规则，不要无制约的软权力。要想告别这样的无奈，首先必须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等公办高校的“所有者缺位”、“教育行政化”等问题彻底解决、管理者及其教授的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高校真正以选才育才为第一追求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如何将“不拘一格”制度化吧。
写作心得
初学者常常会为“从何下笔”而苦恼。的确，如何“切入”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写作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新闻评论的第一段都是新闻由头，那么接下来写什么？总的来说，入题应该遵循自然、诱人、效率的原则。所谓“自然”，就是符合一般的思维习惯，也符合下文论述的需要。所谓“诱人”，就是要能引人入胜，让读者有读下去的欲望。所谓“效率”，就是要尽快地切入正题，不能说得太多。
具体说来，有几种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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