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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无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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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也在为翁心源半个世纪前的功绩而震动。以我的书本知识,翁心源作为国民党部长之子,可以找到最舒适的工作,或者在重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才是他的归宿。自从了解了翁氏父子,我不再认同这种人为虚拟的将世界划分如此简单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轻视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爱国、献身、敬业的民族精神的力量。翁文灏将科学与实业救国当作他的毕生理想,他不能不去教育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玉门油矿是翁氏父子共同的生命。

  在石油河峡谷上的平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任凭戈壁风沙的剥蚀,捱度着岁月,除了仅存于世的石油老人对他的思念,不会再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没有清明的鲜花,没有春潮的新土,只有大漠晴空的明月和石油河汩汩的流水与他为伴。

  墓的主人叫谭世藩,1895年生于广东,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是我国早期的化学专家。抗战爆发后,谭世藩携夫人流亡重庆。国破家亡,使他陡增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到处寻朋访友,以期获得以已之长报国抗日的工作。恰逢玉门油矿大规模开发,急需炼油专家,他便应老同学金开英之邀,不计地位报酬,又携夫人从重庆来到祁连戈壁,鼎助金开英筹建炼油厂。为了开创我国的炼油事业,谭世藩作了当时无人可替代的贡献。

  谭世藩时年已近五十,在油矿年青人的眼里是位可敬的长者。在我采访过程中,常听到老人们对他的赞叹和怀念的话语,与老人们往来的访谈书信中,也常见到回忆这位元长者的文字,可见他当年德行的高洁。

  他没有子女,他的家便成了年青技术员每日下班后的乐园。这些年轻人不但要围桌打牌,而且还大吃谭夫人做的美味佳肴。每逢这时,谭世藩便像父亲一样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戏闹。

  1943年7月2日(许多老人都记得这个日子)谭先生得了伤寒,躺下,没有上班,恰巧那天炼厂工作忙,年轻人晚上都没有到先生家去。在谭世藩的记忆里,这是第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夜晚,他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但第二天年轻人结伙去探望他时,他仍恢谐地说:“都怪你们昨晚没来,所以我病了。”

  哀痛的是,从兰州到老君庙八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竟没有一座称得上“现代”二字的医院,在远离都市的玉门油矿患上伤寒,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去与病魔搏斗。谭世藩没有战胜伤寒,在年轻人探望后的当夜去世了。他是老君庙故去的第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全矿陷入了悲痛之中。人们视他为为抗日捐躯的英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安葬在石油河谷的最高处。

  老人们对我说,谭先生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是可以不来大西北作这种实际生产工作的,可他来了,并且在生活和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摇他建设大西北的志向。他为抗日来,为抗日死,因此,成为我们年轻时代最值得尊重的人。

  年轻人在河谷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直达谭士藩的坟前,他们要让他每当朝阳从戈壁升起,便能看到他殉职的炼厂;每当夜幕降临,便能步下山岗,到炼厂继续完成他的宏愿。

  1992年,台湾石油老人组织“玉门旧人访问团”,回到梦牵魂萦的玉门。在老君庙,在石油河畔,驻足长思,久久不愿离去。半个世纪如烟云流逝,唯有石油河水的流淌声响在他们的耳畔,有如他们青春的脚步。

  玉门,是他们人生的骄傲。

  访问团中有一位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士,叫殷正慈,是原台湾中油公司协理詹绍启的夫人。詹夫人雍容高雅,学识渊博,闲谈中,常说些典故以助兴,让人感到交往中的轻松与享受。我是在陪同我的姑姑、姑父游颐和园时与她相识的。她高贵的仪表使我对她曾去过玉门产生了怀疑,加之我对访问团生出索秘的心理,因此游览中便时刻寻找机会了解她的经历。她的腿不好,姑姑让我多关照她,于是我们的交谈多起来,踏上十七孔桥时,我突然问她:

  “詹伯母,您过到玉门吗?”

  “当然。”肯定的语气中带有自豪。

  我惊讶了:“您是大学的中文教师,怎么会去玉门?”

  她凭栏眺望湖光潋滟的昆明湖水,似在追忆逝去的岁月。须臾,她慢慢地说:“我的先生为抗战舍弃一切到了玉门,我因敬佩他的爱国行动与他结了婚,当然要随他而去。”

  我沉默了,心底涌流出崇敬的情愫。这种可贵的理想主义似乎如遥远夜空中的明星,令我产生隔世之感。与詹夫人的交谈,决定了我为探寻玉门之谜,舍弃三年业余生活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詹夫人回台后,给我寄来了她在台出版的回忆文集《蓦然回首》中有关玉门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去玉门时写道:“沿途行车三十余日,抵达嘉峪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此地严寒,坚冰积雪,酷冷难当,寒风砭骨。当地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当年西北路途之艰难正如詹夫人所言,令意志薄弱者十行九返。

  但抗战的烈火鼓舞了大批有志的爱国青年,不惧险阻,跋山涉水,穿越戈壁,投入玉门的怀抱。

  当年去玉门有两条路线:

  一条从华北敌后和抗战前线赴玉门,先至西安,自西安西行,经宝鸡、天水到兰州,再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1500公里。

  一条从抗战后方赴玉门,先至重庆,自重庆北行,经遂宁、成都、绵阳、广元,进入陕西,经宁强、褒城,至甘肃天水,再西行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2500公里。

  原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杨玉壬峭ü业墓酶赣莸瞒胂壬鲜兜牡谝晃惶ㄍ迨屠先恕!捌摺て摺笔卤浜螅钕壬姹逼酱笱Чぱг毫魍錾挛骱褐小C娑云扑榈纳胶樱⒅究谷毡üK衔凸ひ凳强拐绞逼谄惹卸按蟮氖乱担弦岛蟊阃渡怼案仕嘤涂蟪锉复Α保晌夜脑缙谑腿恕K氖旰螅椤队腿嗽蒲獭罚钥⒂衩庞涂笕缪痰耐拢髁苏咽竞笕说幕匾洹J橹卸源哟蠛蠓礁坝衩磐局械拿枋觯侵两裎刮宜占降淖钗昃〉淖柿稀�

  1940年7月,杨玉а航馑牧究ǔ滴镒蚀又厍斐龇⑸先巍6碇破凭傻摹把蛎怠比杖张酌又缆芳蚵咳招惺徊蛔愣铩�

  当年从重庆到老君庙2500公里的路程分为渝广、广兰、兰肃、矿厂四个区段,渝广(重庆至广元)段是最难行的区段,大小河川遍布,却难见一座桥梁,渡河只能靠船摆。全凭人力撑渡的木船,体积小得仅容一辆卡车,每逢过河,惊险万状。卡车上船前,先将两条宽尺许的跳板搭在船头,然后司机像演杂技一般开着车沿跳板上船,这时,船便像荡板一样晃动,稍有不慎,车就会滑落河中。到对岸下船时,同样险象环生。卡车到岸后,必须立即加大油门冲坡,如若遇到雨天路滑,冲坡不上,卡车便会倒滑跌入河中。为此,每逢雨天水涨流急的时候,卡车只好凭岸等候。

  广兰(广元至兰州)段是最危险的一段,此段所经秦岭山高路险,令人胆寒。一天,杨玉а撼道肟焖痪茫郎弦蛔剑婧笫鞘喙锏南缕拢ǔ挡挥眉佑捅阈惺蝗绶伞H珩踩缈竦某邓俣倭钛钣癍'产生恐惧感。他敲击驾驶室顶篷,希望司机减速,谁知司机只是转头向他得意地笑,丝毫不理会他的警告。杨玉钪碇瞥档男阅芗睿坏┥渤迪低呈Я椋突岢祷偃送觥K跛傥尥蠡隽偻返脑じ星顾诔刀ド舷蚩可奖诘囊徊嘁贫庋热艨ǔ党逑律罟龋部商登笊>驮谘钣癍'心惊胆战地做最坏的准备时,突然“嘭”的一声巨响,车头转向左方,直奔山谷而去。早有准备的杨玉Я⒖烫担婧罅窖勖敖鹦牵杳怨ァ4叫牙矗⑾肿约禾稍诼繁呱希ǔ狄阉穆殖旆律焦取W畈彝吹氖茄纤闹抖拮痈袄暇砉ぷ鳎拮由砘沉祝薹ㄌ担豢ǔ笛棺⊙浚父龌钭诺娜宋蘖Π岫ǔ担纳揭傲胫杏治薮φ胰饲缶龋乖谥谀恐律胍鞫馈�

  汽车行到河西走廊上的兰肃(兰州至酒泉)段,因为戈壁上再无河流山川的阻绝,速度明显快起来,但石油老人却认为这是最为煎熬的路程,尤其是初次上矿的职工,面对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寂静的戈壁滩,禁不住产生出远离尘世的感觉。在这失去了生命色彩的灰蒙蒙的世界中,不愿讲话,不愿交流,更不愿谈到家庭,甚至不愿再睁开眼睛看车外那永远是一个色调的景致。西到阳关的艰难与痛苦,到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之前的路程只是艰险,而河西走廊上的荒凉与寂寞给人的压抑,却能摧毁人的意志。不过,我没有听到玉门油矿有人赴任而半途退却的事情,从中可见玉门石油老人当年是怀着多么高昂的报国热情奔向玉门的。对于杨玉В捎谑锹《窘诘酱锶獾模蚨坏芰司竦目疾欤胰潭攘艘淮稳馓宓牧队A蒌5暮缇碜怕斓姆裳裾胨频拇链套盼餍锌停凰婵穹绯逄於鸬母瓯诨粕常荡蜃帕趁妫萌烁械降赜目植馈H蓑樵诔瞪希桓艺鲅郏褚质苣岩谎幻胍幻氲剞叨茸糯笞匀坏男行獭�

  杨玉Т舜窝撼蹈叭危蚕砹怂母鲈碌氖奔洳抛咄�2500公里的全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便令他生发出为国赴难壮怀激烈的感触。

  本文开篇中那位在北京机场为我介绍我的姑父、姑姑的吴德楣先生原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亦是杨玉У耐嗤В肓硗饧肝煌馐勘凇⒔ㄖ颈弦岛笙扔谘钣癍'到达老君庙。这几位同学进入老君庙油矿的消息,拨动了另一位年青人的心,他就是当年“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儿子史久光。这位史公子在北平与吴德楣自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流亡西北后,先退学到西北公路局工作,一年后返校继续学业。就在他毕业后校方准备留他在校任教时,他得到老君庙几位同学的来信。老同学在戈壁滩上建设油矿的豪言壮语令史久光再也按捺不住献身大西北的冲动,与在校同窗蒋邻湘、靳叔彦结伴,从汉中起程,经四十余天的颠簸进入老君庙。二十年后,史久光成为开发大庆油田八大工程师之一,蒋邻湘成为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这些人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最早的钻井工程技术人员。

  史久光在与我交谈时,谈起一张老君庙的旧照,照片上是四位身穿老羊皮大衣的年青人。此照在中国石油史学界是很有名的。在介绍中国石油史的图片中,这是唯一一张记载老君庙早期石油工人人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悬挂在玉门油田矿史室中。史久光告诉我,他陪同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到玉门油田时,曾与靳叔彦在此照前合影。为什么呢?我问。史久光很神秘地告我,因为此照上的四个人物依次是史久光、靳叔彦、蒋邻湘、江齐恩。靳、江二人均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我大吃一惊,这张说明玉门油矿工人困苦生活的照片,上面的人物竟是当今中国石油工业界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岂不是阴差阳错!

  “难得呀,”史久光说,“当年我们留影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青人,为能献身大西北而自豪。半个世纪后又在此照前留影,真感到人间的沧桑巨变。”

  而我却在为石油史学家们的差错着急。“史老,您为什么不指出照片上的人物是您四位呢?”

  “为什么要指出呢?”史久光反问我。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指出呢?若以阶级斗争的分析法,这张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照片还会留至今日吗?

  历史的误解并不需要都解开。

  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在访问大陆期间,我多次提出采访他,都被他拒绝。对他的作法,初始我很不理解,后来,在台老油人董蔚翘之子董西林先生来大陆访问,与我晤面时,谈及姑父,我才知姑父是个极重名节的人,在他始作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时,公家配他汽车他从不私用,甚至上下班也是自己去乘巴士。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这恐怕是受金开英的影响。

  但在姑父离开北京前,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不过距离开北京饭店仅剩两个小时。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如何走向那片戈壁的。”

  姑父轻靠在沙发上,似在追忆遥远的人生,眸子如幽谷般的静泊。“我是学化工的,”他说,“194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到了重庆。恰逢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号召青年参加油矿的开发工作。中国没有石油工业,建立像美国、苏联那样的现代石油工业是我大学时的理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姑父的回忆使我想起了在北京机场望着这群欢聚一堂的老油人生出的疑窦,想起了在颐和园与殷正慈的交谈。我问:“从全国各地到玉门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吗?”

  “是的。”

  “那么可以说当年玉门油矿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了。”

  姑父唇间露出笑意,表示同意我的话。

  其后的三年间,当历史的踪迹在我的眼前逐渐化为一座丰碑时,我确信姑父的赞同是正确的。

  张骞通使西域,古道衷肠十三年,持旌节而返;玄奘朝圣天竺,历经艰险十六载,取真经而归,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使这条被世界垂青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人无畏、勇敢、勤劳品质的象征。

  走向荒原,正是这种开拓未来的民族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东方奇迹
我采访的每一位石油老人,对我谈起玉门油矿时,都怀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因为那里不单有他们引以自豪的事业,而且在精神上也有着永生铭记的回忆。

  老君庙油矿廉洁奉公的风气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很出名的。靳锡庚回忆说,那年我带着四个女儿坐在卡车上历尽艰难到达酒泉后,严爽找我谈话,告诉我,由于筹备处经费紧张,家属乘公车接规定要收费,考虑我的困难,路途补助就抵四个女儿的车费了。靳锡庚说,我没怪他,因为他是国家的好干部,不徇私情,公事公办。初到老君庙时,严爽的妻子没工作,子女多,生活比我还困难。为了生活,我俩都卖过东西。严爽作为长官,公家的便宜他一分钱也没占过。

  不仅靳锡庚这样对我说过,我采访的每一个老人都对我讲,在老君庙没听说过贪污腐化的事情,这在旧中国是个奇迹。

  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总地质师王子源是玉门老油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进矿时初中毕业,年仅16岁,是油矿职工学校培养的专家,史久光、童宪章都曾做过他的老师。他说,对玉门油矿最怀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关心,充满了友爱,纯洁得像一家人一样,否则就不会有他个副总工程师。他感慨地说,现在的人际关系怎么连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还不如?

  王子源还向我肯定地说,当年玉门油矿的物质生活是很好的,半供给制,粮食只花很少的钱,既使是普通工人,主食也是面粉。对于附近的甘肃农村来说,油矿就是天堂。他负责任地说,石油河两岸的窑洞是油矿开发之初时应急而挖的,大庆油田开发之初不也住“干打垒”吗?随着油矿建设的发展,到1946年,油矿职工再也无一人居住窑洞,甚至石油河边早期建的房子也无人去住。不但职员可带家属分到住房,就是工人,到16级(共分25级)也可带家属分给住房。全国解放前夕,金元券横行,物价飞涨,老君庙却没有受什么影响,职工的生活依然过得去。玉门油矿毕竟是由爱国知识分子管理的一个戈壁滩上的孤岛。

  采访中,我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前的玉门油矿是人间地狱吗?

  每逢这时,老人们的脸上便表现出痛苦和无奈。这问题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谈他们怎样脱下学生装,冬穿老羊皮,夏穿合子布,在戈壁滩上与工人一起上井架、下油池、建炼厂、跑运输、办农场,以辛勤的劳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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