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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呼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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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够看见小男一雄的母亲。但让我非常失望是，我不仅没有看见我想象中那个悲痛欲绝的可怜女人，就是与小男一雄有一定关系的亲戚朋友也一个没有见到，也未听到有人介绍。我不明白县里为什么不将小男一雄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亲戚请来呢？在礼节上，这是应该的。同时，小男一雄的母亲以及他的亲戚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在亲情上，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一时想不明白，但又不知道该向谁问个清楚。
我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的心态看着眼前这有点滑稽的场面。但在冷眼看过这一切后，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当然这沉重并不是因为小男一雄的死，更多是为县委书记吴江等一干人的良苦用心，确实，他们为了我们江夏经济能够得以发展，活得够累，笑脸得装，苦脸同样得装。
追悼会很快就结束了。小男一雄被一辆小推车从左边的侧门推进了焚尸间。小推车进入焚尸间前经过一条三十多米的过道，过道的两边站着一个由三十多个男女组成的铜管乐队，当小推车从侧门里出现时，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两撇八字胡的乐队指挥，用十分夸张的动作举起了那根用不锈钢钢管制作的指挥棒。随着指挥棒举到最高处，缓慢、沉重的乐曲从不同的乐器里倾泄出来。那些年纪参差不齐的乐手们穿着十分滑稽的白色制服，表情凝重，动作呆滞，一个个就像毫无表情的机器人。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吹奏的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那首哀曲，而是十分生疏的日本歌曲《樱花》。《樱花》的节奏是缓慢的，紧跟在小推车后面的那些头头脑脑们的脚步和心跳在这乐曲中没办法不变得缓慢。
眼见着小男一雄被装进一副用硬纸板做成的棺材接着推进焚尸炉后，县里的领导们不约而同地从焚尸间里走出来，汇集到外面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上。这时，大家才都恢复到我十分熟悉的模样，原本肃穆凝重的表情变得轻松自然，站姿也显得庸懒自由。大家三五一群地聚到一起，有的在抽烟，有的不知在不交换着什么消息，声音虽然仍压得很低，但表情却异常地丰富起来。
这时已没有我的事了。我一个人孤单地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背靠一棵歪脖子槐树，用一种复杂的心情注视着那根巨大的烟囱上吐出的淡淡的白烟。这股股白烟在无风的天空中轻轻地往上升腾，虚无飘渺，若有若无，最后没有一丝痕迹地与清冽的天空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从烟囱里出现，进而消失在空茫天幕上的这股白烟，脑子里却思绪万千。是的，我想得非常多，也想得非常杂，我不仅想到了人的前生今世，也想到了人生活在这繁杂世界上的意义，甚至竟想到了死是否是生命延续的另外一种方式。最终我还是想到了小男一雄那张敌视和仇恨的眼神。小男一雄死了，已经化作了眼前这丝轻轻升起的白烟，但是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导致他人生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也能够像他的肉体一样化作一丝轻烟绝尘而去吗？
阳光十分明媚，并且有点儿刺眼，照在身上感觉暖烘烘的。我觉得自己的心有点儿累，就将目光从那股白烟中收回来。我环顾着四周，发现火葬场的大铁门外已经停了许多的车子，更多是面包车和小型货车，几辆手扶拖拉机夹杂在其中。感觉所有的人都用敌视的眼光看着院子里面，几个年轻人的表情显露出与其年龄相仿的激动，好象正在发泄心中的不满。李锐带了几个民警在大门处维持秩序，向围观的人们不停地解释着什么。这是县里的统一安排，只有将小男一雄火化完以后，急着等待火化死者的其他人才能进到火葬场里。这是明显特殊化，难免引起人们的反感。
嘈杂的人群中，一个老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隔得太远，她的长相看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满头白发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刺眼。她蜷缩着靠在大门的水泥立柱上，呆滞的眼神空茫地看着院子里，旁边一个头发斑白，穿着一身蓝色外套的老头搀扶着她，即使这样，她仍给人以站立不稳的感觉。她家里是什么人离世了呢？是儿子？是姑娘？还是其他让她割舍不下的人？可怜的人啊！
不知什么时候，何一为走到我的身边，他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将眼光从那老女人身上转过来，看他一眼，发现他正在凝神看那缕轻轻升起，又很快溶入阳光中的白烟。我苦笑着说：“人的一生太简单了，就这样没了。”
“肉体简单，但精神就不一样了。”何一为说。
“你从这缕青烟里看见了什么？”我问。
何一为沉思了一下，说：“小男一雄的可怜，我们的可悲。”
我们俩没再说话。这时，乐队奏起了《好人一生平安》这首曲子，声音攸长，婉转。
……
我是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与何一为分手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与何一为最后一个道别的人，因为前面有太多的领导，轮不上我。我告诉何一为，从感觉来讲，我应该将他直接送到天河机场，但因为小男一雄的案子得马上赶到马鞍山去，所以有点儿遗憾。
何一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别活得太累。办好你的案子，当好你的队长。”
我用另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也应该一样。做好你的洋买办，赚足你的日元。”
当然我没有忘记要何一为帮我办一件事，那就是帮我了解一下小男一雄在日本的生活情况。何一为惊诧的表扬说明他对我这一请求的不解，但他仍是爽朗地答应了我。
二
因为附带着要办私事，所以我没有用局里的车子，而是找粮油公司借了一辆半成新的标志牌小轿车。粮油公司的柯盛春经理与我的交情不错，将车子交给我以前特意将油箱加得满满的。
原本计划我一个人送“老九”回去的，但下楼时母亲执意要父亲跟着一块去。父亲没拒绝，他也想顺便去看看自己的老姐姐。母亲将“老九”送上车时，眼泪都流下了，不停地叮嘱我，到临湘后一定得想想办法。
车子离开父母亲的家后，我绕到局里将王平安捎上，到马鞍山后事情应该非常多的，我怕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临出发时，我将杨新愚喊到办公室，将小男一雄这个案子的有关问题向他作了交待，无非是验尸报告、尸检结果以及电话记录等。同时我也向李锐打了个电话，让他抓紧外围的调查工作，凡是与小男一雄来往密切的人，无论是生意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一个也不能放过。我也没忘记向毛实祥打电话，叮嘱他要时刻注意谢小芬的一举一动。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谢小芬有意识地向我们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车子出了县城后，我们没走京广铁路东面的那条县级公路，而是穿过铁路，从郑店镇那儿拐到107国道上。虽然107国道比那条县级公路的车流量要大，但路面要好多了，开车的人轻松，坐车的人也舒服。对于这条路，我在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进而喜欢走这条路。悟了多少年，我总算悟出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这是乡情使然。想七十年代末我离开家到金口中学读书时，每两个月才能回家呆上两天，而每次回家我都是走的这条路。那时交通不便，在这条路上我坐过公共汽车，坐过拖拉机，也坐过吉普车，甚至有几次是步行从金口出发，走过金水、郑店、段岭庙，最后筋疲力尽地回到马鞍山。后来我考上金口警察学校，每个月回家一次，也是走的这条路。但是，不管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回马鞍山，当离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也在不停地加速，有时甚至有使劲喊上两嗓子的冲动。只有当看见马鞍山山顶上那熟悉的水塔以及那一溜直伸进涉湖中间的黛色的山影的那一霎，我不断加速的心跳才慢慢平复下来，心情也渐渐趋于平静。以前知道“近乡情更怯”这种说法，应该是我的真实感受。平时在外，说起老家或者家乡，大家的语气都是平淡的，但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呢？应该是我现在这种亲切的感受。
在外面，每每想起回家，我的脑子里一定首先回想起眼前所见到的一切。确实，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年中最有生气的时候，高坡上的麦子已快抽穗了，微风吹拂下，绿色的波浪此起彼伏，让人仿佛听得见它们拔节的声音。稍微低矮一点的旱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艳，无数的小黄花散发出一种让人心醉的清香，编织出一片片金黄色的地毯。在黄色和绿色之间的田垅上，水田里已经蓄上了水，在暖暖的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镜子一样的光芒。几头水牛在水田里默默地来回劳作，在镜面上激起一道道的波纹。再过几天，也就该插秧了。远处一丛丛树林里隐藏着一个个村庄，淡淡的炊烟下，隐隐约约听到鸡的啼声，狗的吠声，还有斑鸠在树枝上的咕咕声。天是碧蓝碧蓝的，没有一丝儿云彩，在阳光的映衬下，仿佛凝滞了一样，让人感觉能从上面敲下一块来，雕上任何一样你喜欢的东西。路边可时常见上一两只狗，或蹲或站，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辆，那神情就像从未离家出远门的农家孩子一样用向往的眼神追寻着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偶尔响起的汽车喇叭声惊得这些狗一溜烟似地钻进绿色的麦田或者黄色的油菜地，但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在更高或者更远处，你又可以看见它们或蹲或站，仍用那种向往的眼神审视着眼前的一切。春夏秋冬，人人各有所爱，但我觉得还是这个季节好，因为这个季节不仅充满了活力，并且孕育着无尽的生命，身临其境，你肯定感觉不仅仅是脑子变得清晰，而且感觉自个儿与大自然溶为一体，同样充满了活力。
我打开了汽车里的音响，放的是撒克斯独奏《回家》。柯盛春这家伙有情调，这标志车不怎么样，但音响却非常棒。我的心情在音乐的旋律中伴随着生命的气息竟感觉有点儿醉了。
从县城到马鞍山镇也就二十来公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王平安下车后，我与父亲和老九继续往南走。
过了山坡乡，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贺胜桥镇。贺胜桥，想必大家都熟悉，其名气直接缘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叶挺。当时，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独立团就是在这里将北洋军阀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的，进而成了辛亥革命的转折点。五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因其他事情到贺胜桥来过一次，并且抽时间特意到这座闻名遐迩的桥上走了一遭。其实这仅仅是一座五十多米长，六米多宽，在我们江夏县许多地方都可见到的非常普通的石桥，除了石桥的南面有一个一人多高的石碑说明北伐军曾在此大败北洋军阀外，看不出再有什么特别之处。腥红的余晖下，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像一群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从桥上走过，渐渐地隐入远处渐浓的暮霭中……过去的腥风血雨，已了无踪迹。
我们没有去湖南省临湘县的聂石镇，而是直接去了临湘县城。这是“老九”的建议，他说姑姑现在住在二表哥家。整个路上，“老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这一句话非常关键，否则我们会走两个多小时的冤枉路。见到姑姑时才刚刚下午三点钟，老人家见到父亲和我，霎时眼泪就流了下来。决定将“老九”送回去以后，我脑子里也想过有可能出现的几种可能，比如“老九”有可能因此坐牢或者劳教。但是，现在的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广东人并没有被打死，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什么事都没有了。也就是说，“老九”在赔偿广东人的部分医疗费外，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到劳教所劳教几天。但是现在最坏的结果也不存在了，二表哥的女婿告诉父亲，他已与临湘县公安局的朋友打了招呼，赔三千块钱，其他就没事了。二表哥的女婿姓钱，三十不到的年纪，长得相貌堂堂，高高大大，说话办事都显得底气十足，一看在临湘县城里是一个有份量的角色。果不其然，听二表哥介绍，这女婿现在县税务局侦缉队里当队长，而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特警，拳脚厉害得三四个人不是对手。
由于公事在身，在将老九交给姑姑以后，我和父亲就启程往回赶。走时，姑姑，二表哥和那位当队长的女婿一直将我和父亲送到车上，只有“老九”不仅没有与我们打招呼，竟连楼都没有下。这家伙？我在心里连连摇头。
出了临湘县城，我与父亲沿107国道原路返回。父亲自与姑姑道别后就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理解父亲这时的心情，年纪大的人怀旧的情愫比年轻人不知要浓多少倍。他就这位唯一的姐姐，八十多岁了，今天能见上一面，下次还能不能见上都是一个问号。母亲最了解父亲，自与姑姑联系上后，她多次请姑姑搬到江夏来住，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缓解父亲的思亲之情，但都被姑姑以放心不下“老九”为理由拒绝了。八十多岁的人仍在为二十出头的人操心，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姑姑就是这样，或者有更多的老人都是这样。这是传统，几千年的传统，自己无法改变，别人也无法改变。
在离临湘不到三公里的地方，父亲突然要我将车子在路边停一下。路两边五百米的距离内全是卖竹器的店铺，说是店铺，其实只是用竹子搭成的一溜草棚。草棚前摆满了各种竹器，桌子、椅子、茶几以及凉席、凉板什么都有。这些竹器做得非常精致，每一件都可算得上是一件考究的工艺品。父亲用挑剔的眼神慢慢地看着，最后他游离的目光定格在了一把躺椅上。这时长得矮墩墩的店老板走了过来，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夸赞父亲：“你老好眼光。”
父亲看他一眼，那意思是说：凭什么说我好眼光？
老板接着说：“你看，这椅子的框架是用樟木做的，不仅香，而且不生虫。椅垫是用在水井里泡了三年的竹皮编成的，不仅凉，还防虫。还有这做工，雕工，哪一样都是精细的。夏日里，老年人吃了晚饭，泡一杯茶，躺在上面，嘿，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老板三十不到的年纪，剃着板寸头，皮肤黝黑，看着像个下力气的人，但嘴皮子滑得可以，并且眼神里透着狡诈。
父亲打着哈哈，说：“只是看看，看看。”
父亲往旁边几家看了一圈，最后还是走到了那把躺椅边。他躬下腰，将椅子的靠背往上抬了抬，然后慢慢坐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左边的那根椅脚竟断了，父亲整个身子倒在地上，我赶紧将他扶起来，好在没有伤着。在我们还没有为突然的变故回过神来时，老板三步并着两步跑了过来，一脸不高兴的表情：“你们怎么不小心呢？”
这时我冷静了下来，第一念头是今天遇到“做笼子”的了。“做笼子”是武汉人对那些专事敲诈勒索的人所设圈套的统称，例如那些街头摆象棋残局的，在长途汽车里用线套铅笔的，或者在街头巷尾扔一个装满秘鲁钱币的钱包引你上钩的，等等这些不入流的伎俩，统统称为“做笼子”。这些东西我见得多了，所以一点儿不慌张，我没有理会那老板，只是将那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来，仔细看那断了的地方。凭心而论，这“笼子”做得一点儿没水平，左边那根椅脚的断处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痂疤，在断处还钉有一枚半寸长的钉子，也就是说，这根椅脚在以前就断了，只不过是老板有意将钉子钉在一起。我将那颗钉子指给那老板看：“这是你卖的椅子？”
“是又怎么样。”老板盯着我，一副耍横的口气。
这时我发现周围不知从什么地方围上来七八个人，都三十岁不到的年纪，个个一脸冷漠。哈，准确一点说，今天不是遇到“做笼子”的了，而是遇到了强盗了。我问老板：“你要怎样？”我说这话时心里就为今天没有穿制服而感到后悔，若穿着制服，他们是绝不敢这样认放肆的。
“给三百块钱你就走人。”老板白了我一眼，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
我冷笑一声：“我若不给呢？”
“那你就看着办。”老板冷笑一声，朝歪在地上的那把椅子踹了一脚，整个椅子立时散了架。
父亲从没有见过眼前这阵势，有点儿紧张，问：“能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可以，但最少得给两百五十块。”从店铺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说。这女人长一张很好看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一个正吃奶的孩子。不用猜，这女人是老板的老婆。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除了围上来的七八个人外，还有四五个人蹲到我们的车子的前面。看来今天是想走也非常困难了。但是我又不甘心就这样被这些人宰了。想了一下，我试着对老板说：“这样吧，老板，虽然你这称得上是敲诈勒索，但是我也认。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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