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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一本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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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天命”的关键有两个:一是从技术手段看,文王占有了通天的能力;二是从具体操作看,文王利用了“德”作为武器。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7)
    首先来看文王对通天手段的占有。从逻辑上讲,获得“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能预知“天意”。而了解天意最主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测天象。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就已知道通过持续不断地观天象来预测吉凶,从而为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提供依据。鉴于“天”对于古代政治的特殊意义,现实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确保统治的神圣性不遭受挑战,就必须要在源头上垄断观测天象的权力,从而独享“天意”。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只有“圣人”(实际上也就是统治者)才有资格“仰观俯察”、了解天意。

    殷商的君王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将“观天”作为一项特权牢牢地抓在手里。文王决心从这里先打破一个缺口。《诗经·大雅·灵台》篇正反映了文王出奇制胜的战略性举措:他带领周人在选定好的地方偷偷营造了灵台,动作之迅速、用时之短暂,让商纣王措手不及。为什么要修建灵台呢?这灵台可大不简单,它是古人(尤其指统治者及其属下的神职人员)观天象以晓天意的高台。§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孔子一向反对僭越,尽管建灵台是天子所独享的特权,但他对周文王以诸侯身份修建灵台的行为并没有进行谴责。这固然是商纣王的行为已经让天人共愤,但最主要的还是文王此举并不一定表明他要造反。周文王通过营造灵台,从技术手段上突破了殷商统治者对通天权力的垄断,为下一步观测天象、知晓天意,并最终获取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天命是否会降给周,文王并未强求。他所做的,是给上天多提供一个选项。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原先商获得天命好比选举中的等额选举,有一个名额,候选人也只有一个;自从文王建灵台之后,等额选举就变成了差额选举,有一个名额,但候选人却有了商和周两个。站在孔子的立场上,文王此举也为理想中的禅让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将“德”的观念引入“天命”思想,是周文王的又一大创举。“德”的原义并不具有今天所说的“道德”的涵义,而是源自于父系家长制氏族中的传习、风俗、法规。周文王巧妙地将“德”转化为具有道德性质的概念,并且将“德”作为王权统治者的行为规范,用德来管理和教化百姓。

    文王德行解纠纷

    相传文王时期,周国附近的两个小国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为一处田地争执不下。两国的国君听说文王有德,请想文王来裁断是非,于是两人相约来到周国。进入周国境内后,两人看到周国的百姓礼貌谦逊,彼此相让,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一派和睦的景象,不禁大为惭愧。于是,两人悄悄回去,自行和解。

    “敬德”具体表现为保民、重民,关注百姓的疾苦。周公的谈话、训词与文告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要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周初统治者将“敬德保民”作为立政之根本,“崇德贵民”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成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产生的儒家。

    周公继承周文王的事业,成为中华礼乐文明建构的关键人物。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8)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宋代理学家和近代疑古论者的先后两次歪曲,周公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被大大降低了。人们往往习惯“孔孟”并尊,以为这就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其实,各方面的材料显示,孟子的地位在战国时期也许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战国直至唐代,“周(公)、孔(子)并尊”要比“孔孟并尊”更流行更重要得多。

    史学家杨向奎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显然,要解读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形成的脉络,就应当重视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他的采邑被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所以被称为周公。相传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健在时,他便以仁孝著称。文王去世,武王即位,周公又忠心耿耿地辅翼武王,殚精竭虑为武王出谋划策,并帮助武王打败了商纣王。

    灭商之后,如何处置大量残留的殷商贵族和遗民?武王有些犹豫,于是询问姜太公。姜太公主张斩草除根,说:“我听说过一句老话,叫爱屋及乌。相反,如果人不值得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言外之意,既然已经干掉了商纣王,就索性消灭所有的殷人。武王认为不妥,又去询问召公。召公回答:“有罪的杀掉,没罪的留下。”武王觉得还是不行。最后,他去询问周公。周公说道:“不如让殷人继续住在他们原来的住处,耕种原来的土地。同时,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深表赞许,采纳了周公的意见。

    后来,武王重病卧床,周公便向上天祈祷,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受难。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这时的政治形势微妙而严峻:商朝虽然已经被打败,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朝的残余势力还非常强大,周的统治还很不稳固;而太子姬诵还不到十岁,无法掌握政权,处理这么复杂的状况,于是周公只好“摄行天子之位”,毅然挑起了治理天下的重担。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太子,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姡担骸拔宜圆还烁鋈说檬Ф械I阏厝危桥绿煜虏晃取H绻奖渎遥橥刻浚以趺茨芏缘闷鹆凶媪凶诤臀渫醵晕业闹赝心亍ぁ惫苁濉⒉淌搴突羰宓热斯唇嵘替踔游涓托臁⒀俚榷揭淖宸磁选N宋榷ň质疲芄铣鍪Χ髌蕉朔磁选4撕笪斯讨芡醭耐持危蠊婺7址庵詈睿⒂逡兀ń窈幽下逖簦┳魑肌�

    由于流言太多,年少的成王也曾对周公有过怀疑。相传成王年少时,害了一场大病,周公向上天祷告说:“我的君王还是一个年幼无辜的孩子,他是不会触犯神灵的。神灵不高兴,也一定是我冒犯了它。如果上天要降下惩罚,请直接降到我身上吧,我愿意替君王去死!”祈祷仪式结束后不久,成王逐渐痊愈,史官便把周公的祈祷词放在金匣子里收藏。

    周公摄政七年,等成王长大成人能够亲政,周公便将天子之位还给成王,自己北面而立,站在大臣的位置上,辅佐成王。成王受流言蜚语的挑拨,对周公猜忌颇多,周公被迫离开国都。这年秋天,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但快到收获的时候,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大树被刮断,田里的庄稼也倒了。成王很焦急,准备祈祷上天。当他打开金匣子后,第一次看到了周公的祈祷词,这才知道周公是如此忠于王室,极为感动。于是,成王亲自到城郊迎回周公。周公去世后,成王感念他的丰功伟绩,将他安葬在文王墓的旁边,并特许周公被封在鲁国的后代可以用天子之礼祭祀周公。

    周公最受孔子看重的贡献,是他有意识地改造了上古文化,“制礼作乐”,完善典章制度,建构了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度。

    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立嫡长子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三大制度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小的制度。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正夫人所生的长子继承。其他嫡子和庶子则被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在王畿周围建立属国,屏护周王室。

    通过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其它相关制度,西周初期逐渐形成了宗法、封建、等级三者合一的社会政治伦理结构。

    周代宗法制度建立在“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下,其核心是要实现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一体化,即“宗统”与“君统”的合一。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是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实现宗法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同步同构,使它成为姬周王朝统治的基本体系。

    周公很重视“礼”、“乐”在宗法制度中的独特作用,将“礼”、“乐”作为一种维护周天子宗法制度统治的工具。“礼”、“乐”最早源自于上古先民的祖先崇拜和祭祖习俗,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化,逐步系统化和制度化,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仪式。“礼”的作用是区分:周公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规定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乐”的作用是调和:通过“乐”的洗礼,以及“与民同乐”的仪式,可以有效调和矛盾、消除紧张和分歧。礼给社会以秩序,乐给人际间以和谐。周公将远古以来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在周公及其他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套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礼乐文明”也由此得名。宗法礼乐制度在西周几百年时间里得到有效执行,并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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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
    自西周中晚期开始,宗法礼乐制度陆续受到挑战。周昭王南巡楚国,结果死在汉水之上,预示周王室的权威地位遭到质疑。周宣王根据自己的喜好,强行干涉鲁国的继承人选,要求鲁国废嫡立庶,破坏了周代宗法制度的根本——嫡长子继承制,也引起诸侯国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天子与诸侯国君、以及各诸侯国国君之间的血缘和亲情也逐渐淡漠。周代宗法制度的根基渐渐松动,以“亲亲”和“尊尊”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结构,被自上而下出现的违礼僭越的行为侵蚀和破坏,并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礼崩乐坏”是孔子生活的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之一。在242年的春秋历史中,有记载的臣、子弑君的事件就已达到36次之多,平均不到7年就会发生一起。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儿子弑父亲的,如楚国太子商臣弑父楚成王,蔡国太子般弑父蔡景侯。尤其是蔡景侯父子相残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乱局:蔡景侯昏庸好色,不理国政。楚国对蔡国横征暴敛,身为国君,蔡景侯无动于衷。更过分的是,他居然与自己的儿媳妇、太子般的妻子有染。太子般和几个心腹密谋,最后将蔡景侯杀掉,并向外宣布蔡景侯“暴卒”。

    至于诸侯国内卿大夫窃国专权者,更是数不胜数,如鲁国有季孙、孟孙、仲孙等“三桓”,齐国有崔、田二氏,晋国有范、中行、智、韩、赵、魏六个世袭卿族,都是飞扬跋扈、目无公室的权臣。上行则下效,一些卿大夫的家臣也开始架空主人、执掌权力。

    用孔子的话来说,西周时期,原本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时期,每况愈下,逐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可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动荡时代,周王朝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伴随着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伴随着周王室地位的岌岌可危,而濒于崩溃,整个社会处在礼崩乐坏的变局之中。

    第一节儒家的创立

    “礼崩乐坏”是孔子需要面对的最现实问题。所谓“礼崩乐坏”,并不是说没有礼乐,而是社会各阶层不再循规蹈矩地施行礼乐,例如天子为了享乐而乱用诸侯乃至大夫的礼乐,而鲁国的权臣季氏也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天子之礼,公然“八佾舞于庭”!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下凌上替、礼崩乐坏的乱局,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俊杰,采取“识时务”的态度,默认并习惯了“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的现状。伴随这些现象的出现,天道的尊严以及代表着天道的礼乐秩序,已经逐渐失效。

    但孔子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对这种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和愤怒。他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发一通脾气,说几句牢骚话。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发扬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孔子一生东奔西跑,“知其不可而为之”,“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其实,这恰恰是孔子精神中最伟大的地方!

    孔子试图从两个方向来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第一个方向,就是从政,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推行自己的治世理想。第二个方向,则是教育,通过知识和德性的教育来提升世人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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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2)
    尽管孔子极具政治才华,但是他的从政之路却充满坎坷。孔子过了知命之年,才获得一些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最终却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鲁国。他没有放弃,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实现政治理想。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幸好,孔子在教育的方向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30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采取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开放、开明的原则,将教育向平民大众敞开。这与“礼崩乐坏”之后,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的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相传,在夏、商、周三代,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掌握知识。社会上最主要的知识精英、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被命为“王官”,由王朝授予各类官职,并受王朝的管辖。平民没有资格学习知识和从政的技能,贵族子弟要学知识,需要到官方设置的“校”、“序”、“庠”等教学机构以王官为老师,来学习道德和技能。周幽王时期,戎狄的入侵,幽王被杀,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动荡之中,许多附属于周王室的王官流离失所,渐渐流落到一些诸侯国,乃至失散于民间,这就是“王官失守”。h米h花h书h库h ;http://www。7mihua。com

    西周末年“王官失守”破坏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私人讲学、平民教育成为可能。孔子或许不是最早开启平民教育的人,但一定是影响和成就最大的一位。

    孔子实行全民教育,固然与当时社会重心下移、“士”阶层崛起有关,但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很深的渊源。孔子的祖上曾是地位显赫的贵族,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只能做鲁国一个小地方的长官。孔子的母亲与父亲结合时,其父已逾花甲之年,而且已有两房妻妾。当孔子三岁时,父亲便辞世。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只能自力更生。所以,孔子尽管拥有贵族的身份,但是无权无势,常常因为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而受人奚落。

    史书记载,孔子成年后,一次,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鲁国的士,孔子依礼前往。不料,当孔子来到季孙氏家门口时,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见孔子穿着朴素,不像有钱有势之人,便不客气地说:“我们大人这是要宴请士,而不是宴请你的,你来干什么?”孔子吃了个闭门羹。

    这不仅让孔子更加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而且也使他对贵族阶层产生了距离感。他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并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爵禄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在道德上的成就。因此,在教育面前,贵族和平民是平等的。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子弟,都有资格成为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教诲。

    从天下各地赶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先后超过了3000人。其中,真正领悟孔子的精神、掌握“六艺”之一的入室弟子也达到72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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