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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小蕾视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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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第三，这一轮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资本流入的结构不一样。
90年代的资本流入是以债务形式流入为主，这一轮资本的流入是以证券投资资本为主。证券投资资本的投机性很大， 而且与直接投资资本的根本区别是变现快， 流动性大，具有快进快出的特点。泰国政府在2006年9月， 曾经突然宣布过一次对证券投资资本的更严厉的管制政策， 其主要原因，就是流入泰国的投机性资本规模超过所能承受的程度， ， 对泰国经济和市场秩序带来非常不安定的因素。 印度政府在去年11月份，也有过一次对证券资本的管制行动。 虽然后来因为方式的问题，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泰印都没有继续执行管制禁令。但是两国政府冒着极大的风险， 紧急出台管制政令， 说明证券投机资本的干扰， 对本国经济， 社会和市场的稳定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泰国政府， 当年投机资本的恐慌性流出， 引发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 对泰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中国这一轮的资本流入是否是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为主有很多讨论，对于快速积累的外汇储备有很多根据官方数字的分类计算。各种计算都显示有几千亿的非贸易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证券资本流入占GDP的比例，正式的，比较确定的计算， 只有QFII的的比例。其他几千亿非贸易资金和非直接投资的资金并没有确切的去向和数据，不敢枉下判断。但是问题必须提出来给予必要的关注。
我们认为， 亚洲的经济危机重重， 美元走势的改变带来资本流向的转变，非常容易像1997年的亚洲危机一样， 成为点燃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经济处在重重危机之中， 同时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使中国经济积累了风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四大免受危机影响的屏障。第一，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危机的教训， 高度重视了资本流入的控制，特别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入资产市场的控制。提前调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在泡沫的形成过程中， 刺破了泡沫。并没有给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资产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机会， 资产价格的风险大大降低。第二， 大力度的综合政策组合，把通涨水平控制在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上。第三， 三年前开始了汇率机制的改革， 汇率和经济体制的弹性大大提高，经济的调整能力大大加强。第四， 在国内外诸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性因素的冲击下，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面对美元走势的改变可能带来的资本流向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够进一步控制资本的大规模的流出， 我们就能在比1997年更大的开放环境中， 顺利渡过危机。
我们认为， 在美元贬值态势的转变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 实际上要”两防”，即要防热钱继续流入， 又要随时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继续防止资本的”大进”和”大出”。因为，美元走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 投机资本强化升值预期， 吸引更多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进一步推动”汇率泡沫”， 赚取’最后的晚餐”。
在美元趋势明朗以后， 要防止以中国高通涨， 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周边新兴市场的严重通货膨胀， 资本流出货币贬值， 等等情况为理由， 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 推动资本大规模流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华尔街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发出信息， 强调亚洲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调动资本加速流出亚洲， 流向美国， 加剧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推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
另外， 不能对周边国家的危机掉以轻心。在全球化的形式下，各国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中国较之1997年已经更大的开放， 资本流动已经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周边国家经济的关联度已经非常密切。邻国越南已经出现经济危机的信号， 我们要做好准备， 把可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更重要的是， 立即制定和宣布外汇管理的应急机制。为防范大规模资本流出，我们应该立即制定并公开宣布， 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启动资本管制的应急措施， 包括征收外汇兑换的”托宾税”， 延长资金境内停留的时间，等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的措施。这会大大提高”热钱”的机会成本， 不仅到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资本流出，避免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经济危机， 同时也可以阻吓现在热钱的流入。因为并不是马上实施， 也不会对市场造成突发的冲击性影响。
应急机制不是倒退， 这是必要的应急管理方式。 我们约法三章在先，现在资本可以流入， 但是在我们认为有损害中国经济的危机影响时， 我们有权启动紧急预案，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政府经常这样合理合法干预经济， 比如这次次贷危机。
中国可以应对经济危机 。
左小蕾：合理切分蛋糕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完善相应机制。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使垄断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式发展、改变二元式经济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刻不容缓的以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方式的改革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支付能力。特别是具有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一般消费增长的最基本推动力。这对于中国走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去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去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今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去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左小蕾：城镇化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新产业、新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城镇化是一项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的重大战略。如果城镇化推进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使更多“农民”可以变为“居民”，农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提升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农民的消费水平可以转变为居民消费水平，那么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拉动消费增长可能的政策“三部曲”是创造就业、努力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发展服务业开拓消费的新领域。就扩大新增就业而言，财政政策应该有很大的作为空间：在大规模家电和汽车下乡以后，通过培训农民修理工，提供农村家电修理、汽车修理服务网点建设中的就业机会；大规模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粮食生产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可以创造就业；大规模家电下乡，农村供电不稳定问题凸显，影响家电有效使用和新增购买意愿，农村电网改造可以创造很多农民工就业。这些都是一举多得的举措。短期创造就业、拉动消费，长期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完全一致。
户籍制度的改革，对于城镇化必须经历的安居乐业工程的推进，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安居”本身就会创造就业，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如果各地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城镇化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新产业、新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从国内外环境来说，2009年外需市场萎缩，过去多年依靠出口加工贸易，引领经济增长的沿海地区和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中部、西部各省市的经济稳定增长平衡了沿海经济的下滑，对于成功完成保八目标的实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中部崛起发展规划》、《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西部地震重建规划，对于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无疑提供了巨大的政策优势。因此，2010年，中国经济更需国内外平衡增长。
此外，面对国内环境，中国经济更需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平衡发展保持经济的增长。最近国务院关于引导外资向中西部投资的政策，是一项带有指标意义的新政，意味着中西部发展像当年东部和沿海地区一样拉开改革开放的战幕，与此相配合的中西部产业承接行动将有序推进。社保养老资金的地区间的转移的最新规定，使中西部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2009年1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国家首个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将在西部率先开始从理论到实践的突破。西部将在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探索循环型农业模式，推进循环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 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先机，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闯出一条平衡发展之路。循环经济规划，以及温总理去年宣布的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新的10年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为2010年将继续实施的各类地区发展规划和平衡经济发展增添更丰富的新内涵。
2010年中西部进一步发展，短期内有利于推动更大力度的内部增长，减少对外过度依存度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从中长期来说，将极大缩小地区差异，实现中国经济的更平衡发展的战略，保持更持续的增长。
城镇化转移了大量农村人口，更有利于推动农村养老试点的覆盖迅速扩展，使更多的农民较快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城乡差距在一些关键领域进一步缩小。
如果2010年城镇化有较大的推进，可以使今年的经济增长较2009年更多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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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一体化：规则与实力（1）
最近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表明，中国的纺织业遭遇了一体化进程中的巨大挑战。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我们会面对更多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从纺织品出口的遭遇战中，我们要学会熟练运用国际游戏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充分注意全球的平衡发展，创造多赢的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条件。
学会利用游戏规则
如果在此前美欧没有达到乌拉圭回合谈判条款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做出反应，就开始向国际社会呼吁，向WTO提出申述，我们现在就可能主动得多
对于美国和欧盟以不容易量化的比较抽象的“扰乱市场”为理由，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配额的做法，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分四个阶段将其纺织品配额体制纳入贸易自由化进程，以1990年进口量为参照系，分别在1995年、1998年、2002年的1月1日，各减少16％、17％、18％，在2005年取消最后的49％。但美国和欧盟分别将90％和70％的配额保留到过渡期的最后时刻才取消，中国政府也对此表示了不满。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事情发生后的抗议，我们注意到，我们有必要从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学会国际游戏规则的玩法，学会使用国际游戏规则保护自己。
从过程来看，如果在第一阶段美欧没有达到乌拉圭回合谈判条款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做出反应，就开始向国际社会呼吁，向WTO提出申述，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也照章办理，现在就可能主动得多。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分四个阶段”的规定作为工具，在每一阶段去推动，促进阶段性的进步和发展，保证在每一阶段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不让纺织品贸易的一体化进程变成最后一分钟的冲击，至少不给进口国以口实启动“特保”条款，或者使我们现在的抗议更理直气壮，会得到更多的国际社会的回应和支持。
从形势研判和决策的角度，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些关键游戏规则改变的当口，我们应该有前瞻性的判断。比如，我们是否预计到美国和欧盟一定会在中国纺织品配额取消以后启动“特保”条款？我们是否有准备？我们是否做了防范措施？在国际贸易中，谁有逆差谁就有谈判的筹码。在对美欧的贸易中，如果我们是顺差，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实际出超并不太高和贴牌出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应早有预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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