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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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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也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反”运动。1951年12月27日，志愿军第20兵团党委向志愿军总部、军委总政治部报告了运动初步开展的情况。报告说，因处在战争环境，领发、采购物资较多，管理不严，致使贪污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浪费和物资的损失远较贪污为甚和普遍。为此，兵团党委决定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进行普遍的无例外的大检查，并根据机关和部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制定出“三反”的具体计划和节约公约，健全制度，并反复深入地进行教育，求得切实贯彻执行。毛泽东对志愿军第20兵团的做法极表赞同，批示：“很好，望即转发各军师，并在党刊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亲自把握和指导下，全军“三反”运动顺利进行。全军各部队经过“三反”运动洗礼，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对军队的腐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自由主义现象受到严重打击，全军指战员都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军中由此树立起新的道德风尚。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
“三反”运动既是一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性斗争，又是一项要深入调查、注重证据的工作。由于当时采取由上而下地下达“打虎”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出现偏差，主要是“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过‘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情况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甚至使用了残酷的肉刑”，致使运动有扩大化趋势，打出了一些“假老虎”，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和全国一样，很快就由反官僚主义、反浪费进入反贪污、打“老虎”阶段。为此，人民大学成立了两个“打虎”队，分别由研究部副部长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尹达和马列教研室主任云光担任队长。云光在解放前担任过县公安局局长，是从华北革命大学调到人民大学的，他有参加政治运动和公安工作的经验，担任“打虎”队长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令人感到惊奇和不解的是，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尹达，怎么也会被任命为“打虎”队长。尹达曾数次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抗战期间来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与李先念、邓拓等人同班学习，后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早在延安时期，尹达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原始社会》，通过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具体论述了我国原始社会各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状况，阐述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逐渐崩溃的过程，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夏鼐先生指出：“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这样一位知名学者，却被委以“打虎”队长的重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项工作非尹达所擅长。
为了推动人民大学的“打虎”斗争，*党组书记钱俊瑞应范长江之请，专门在校党委扩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他说：人民大学因为修房子和学生都是带薪学习等原因，花了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实际上，人民大学只花费了*直属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这4所大学经费的五分之三，而非全国高教经费的五分之三，钱俊瑞搞混了），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但大部分在修建中被贪污了！所以说，人民大学是“山深林密，虎情严重”。这里的“老虎”又多又大，同志们要像武松和李逵那样，用劲地打。要把“老虎”通通赶出来，打得干干净净。听了钱俊瑞的动员，人民大学的两个“打虎”队都集中起来，到校修建处去打“老虎”。
人民大学是*中央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曾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目的是要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当时人们习惯把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相提并论，说人民大学是共产党的高级业务党校，它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开办人民大学，为了不挤占北京原有各大学的校舍，只得另行修建。建国之初，经费困难，负责人民大学筹建工作的刘少奇指示，先修建西柏坡那样的土房子，等财政情况好了，再重新修建楼房。修平房需要的土地面积大，而且为了避免拆迁，所以决定把校址设在西郊。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2）
为了修建新校舍，人民大学专门在校行政事务部下面设立了一个修建处，由副部长刘一心负责。因为过去没有大规模修建的经验，所以人民大学又从私营的建筑公司请来了一位姓白的总工程师。当时*拨款给人民大学修建校舍时曾给予特别照顾，刘少奇说建筑西柏坡那样的土房子，1平米只需20万就够了，但*拨款却是1平米50万元左右。刘一心与白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研究后决定：校部各处办公地方一律修建20万左右1平米的简易平房；学生宿舍一部分修简易平房，一部分修稍好的二层楼房（每平米在40万元以下）；另外把财力集中起来，在面对校门的广场后面，修建一座永久性的教学大楼。这样的设计，使初建的新校舍，门面还是壮观的。而且以后改建，先拆简易平房，再拆二层楼房，使政府拨款，可以分批分期，不致引起大的困难。应该说，刘一心和工程师们既是为学校尽心尽力，又是为国家充分考虑了的。
修建校舍，必然大兴土木，说修建处“山深林密，虎情严重”，几乎无人不信。要修建，就得购买大批建筑材料。要购买建材，就得和私商打交道。为了从东北买木材和从南方买金属材料，修建处和全国各地私商都有关系。“三反”运动一来，再加上“五反”运动开始，各地私商被发动起来检举。于是，人民大学修建处的贪污材料愈积愈多，贪污数额也愈来愈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刘一心和白总工程师就成为“大老虎”的重点怀疑对象，遭到“打虎”队的围攻。
很快，“打虎”队又在校医院打到了一只大“老虎”，这个大老虎是谁？原来就是从小参加革命的院长张敬发。抗战开始，张敬发不过十五六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入了党。他从白求恩医校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根本不知道贪污为何事。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校医院院长，为了购买医疗器材和医疗用品，不能不与私商打交道。他虽然力求节约，但在买货中因为缺少经验而上当受骗是可能有的，然而要说贪污则是绝不会有的。可是“打虎”队看中了他，把他列为“大老虎”。
“打虎”队对张敬发和刘一心、白总工程师一样，首先从他们下面的人突破。修建处和校医院的一般工作人员，大都是建国后新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哪里经得住“打虎”队的突袭，于是一个个主动“坦白”交待了。白总工程师等私营公司的职员更是顶不住“劝说”者的轮番轰炸，在压力和诱骗之下，纷纷交待了“贪污罪行”，而且越交待越多，越交代数额越大。尽管张敬发、刘一心坚决不承认，但最后还是被打成了“大老虎”。
“打虎”队对刘一心和张敬发，都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来斗争。斗争张敬发的大会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的，会后立刻将他上了手铐，送进了北京监狱。监狱把张敬发收下后，不得不调查他的“罪行”。长期调查的结果，证明张敬发根本没有贪污。张敬发获得无罪释放后，担任了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究竟是不是“大老虎”，始终查无实据，无法落实，只是把他当成“老虎”，摆在那里，成为悬案。在“三反”运动后期，经过甄别，证明刘一心是清白的，白总工程师也是无辜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3）
据李新回忆：“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成天在那里骂娘。‘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
人民日报社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系统“三反”运动重点部门之一。中央所属部委一般不经管钱物，号称“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但人民日报社不同，购买印刷器材，收入报费广告费，进出数额不小。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空气，说是“深山密林，必有大虎”。有人还算了账：每年出入的款项，如果被贪污1％，就得出几个“大老虎”和多少“小老虎”。实际上，报社往来的钱款，大部分是经银行转账的，报社的同志根本看不到钱。
按照中央的规定，“三反”运动开始后，人民日报社也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三反”运动，由副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任主任。“三反”开始时，人民日报社有工作人员710多人，不少同志是初次参加政治运动，所以全社气氛相当紧张。开始各部门都以反贪污为重点，编辑部人员不接触钱物，当时又没有“以稿谋私”一类的事情，只能勉强检查，不外乎是张三用公家信封写了家信，李四用公家稿纸写了外稿一类不仅不算贪污甚至难说是浪费的蝇头小事。但是经理部门的反贪污搞得比较热闹，印刷厂第二厂长蔡善卿勾结私商，受贿4000多万元，很快就查实了，按照当时的标准，属于“中老虎”。另有几十人交代了贪污行为。
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大老虎”，难以向上交帐，报社就反复动员，寻找线索，很快就发现了“大老虎”的线索。被怀疑为“大老虎”的是报社分管行政、经理工作的副秘书长王友唐。揭发王友唐的是他手下的一个科长，他先是承认自己贪污了几亿元，还说有一部分赃款送给了王友唐。于是，王友唐就被当成了“大老虎”。王友唐对此十分坦然，始终态度明朗：欢迎组织审查，并向组织保证，“贪污，说一个也没有，说一千也没有，说一万也没有。”王友唐被指责为态度恶劣，报社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王友唐被隔离审查，令全社人员都感到震惊。王友唐抗日战争开始参加革命，长期担任行政、经理负责工作，耿直公正，廉洁奉公。报社编委会成员李庄与王友唐交谊多年，相知甚深，根本就不相信王友唐会是大贪污犯，他以党籍作担保，多次向邓拓进言：群众有怀疑，可以审查，但是隔离太伤感情。邓拓有些为难地说，这只是群众性的防范措施，没有接受李庄的意见。
2月1日，北京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王友唐作为“大老虎”嫌疑被“伴同”去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场内外，王友唐安详从容，谈笑自若，引起“伴同”同志的注意。有的认为此人大概没有什么大事，因为这个样子是不容易装出来的；有的说不一定，可能真没有事，也可能有吓人的大事，看看再说。
经过几十个人几个月的内查外调，王友唐的宿舍，他在河南的老家，他的妻子在河北的老家都查过了，证明王友唐确实耿介清白，一尘不染。报社那位承认贪污几亿元、把一部分钱送给王友唐的科长，最后也被证明毫无贪污行为，他本人只是迫于压力，随口搪塞，犯了经不起考验、违心假坦白的错误。真相大白，王友唐的怀疑被解除，邓拓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当场向王友唐赔礼道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4）
客观地说，人民日报社的“三反”运动进行得比较谨慎，最终查出大中小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的共93人，占全社工作人员的13％；其中贪污4千万元以上的二人，1千万元以上的11人，没有发现一只“大老虎”。
胡兰畦是四川成都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参加过北伐战争，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胡兰畦在德国国立政治大学留学期间，因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被捕入狱，后经鲁迅、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向德国领事馆抗议方才获释。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兰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成为国民党军中第一位女将军。她组织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慰问，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胡兰畦调到北京工学院，任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处长。由于胡兰畦主要办理学生伙食，“三反”运动一开始，她便成为主要怀疑对象。胡兰畦在*中曾谈到自己在“三反”运动中被冤屈的经历——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5）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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