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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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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华北局发出关于改组和加强*天津地委领导的指示：一、天津地委必须改组，地委委员应分别加以检查、鉴定，好的加以奖励，坏的特别是和刘、张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必须给予应有之处分；二、天津专区各县应一律于今冬明春召开县的党代表大会，严格检查工作，选举县委会；三、天津专区机关生产财产应一律冻结，不许乱动，听候处理，违者论处。
同日，河北省委又专门作出了关于接受刘、张贿赂和礼物的处理决定：一、接受现款者全部退还；二、接受礼物者，原物一律退还；三、凡受贿受礼者，不论其多寡，均必须进行深刻检讨；四、凡党员干部对接受贿赂礼物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定予严惩，绝不宽恕。
1月1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召开反贪污和坦白检举大会，6000多人参加。省政府副主席金城作了动员报告，并当场依法逮捕几名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
1月31日，河北省直机关团体举行近万人的反贪污斗争大会，省领导马国瑞、杨秀峰等出席，会议当场逮捕了一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据后来统计，仅因刘、张案所涉及的大小官员，竟达数百人之多。
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河北大地全面展开，刘青山、张子善也在这场反腐风暴中走上不归路。
“拿我作个典型吧”（1）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
*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
中央：
（一）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
（二）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河北省委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三时
在华北局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把握这类问题时，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广大干部在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考虑对刘、张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的。当时，他曾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对于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拿我作个典型吧”（2）
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虽然中央的意见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作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于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刘、张的罪行已经通过报纸、广播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曾组织八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无一人不主张枪毙的。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执行死刑的决定，是慎重和*的。下这样的决心不容易，而一旦下定决心，则一切不可动摇。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些干部特别是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的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些意见和呼声，集中地反映到了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那里。他觉得有必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拿我作个典型吧”（3）
当时，还有一些人找毛泽东，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泽东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以后，他还在别的场合讲过“非杀不可”的道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到那种程度。
1952年2月3日，*中央华北局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河北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并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
2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扩大政务会议，传达了*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批示。会议根据华北局的指示要求，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刘、张案件。
当时，周恩来总理还以中央名义给河北省委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从人道主义出发，妥善安排好二犯的后事。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指示，详细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事宜，定出了四项具体措施，让行刑人员和善后单位执行。这四项措施是：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判决之前，2月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和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来到看守所，与刘青山、张子善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向他们传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讲，还有什么要求。
张子善本来就体态文弱，被逮捕以来，吃不下，睡不着，更加瘦弱了。当他听到“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时，长长地吁了口气，说：“我没意见。”这个决定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还有……”
“还有什么？”张子善顿时紧张起来，手紧抓着桌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这八个字后，张子善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张子善问了一句：“能上诉吗？”
在得知已经毛泽东批准后，他放弃了幻想，断断续续进行完了最后一次谈话。其中说道：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我无什么挂念。我××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
“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留下青山。”
“拿我作个典型吧”（4）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平时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常有之，但他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的时候，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处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可以教育更多干部。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他一旦知错认罪，认帐也就不再含糊。
刘青山在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后，痛快地表示接受，只提出了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是这个大贪污犯所期待的：“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上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刘青山感动了，抹了一把泪，又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并说：“告诉我弟弟，把尸体起走。津市局（指刘的住所）有大小皮包，亦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1936年参加革命，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感慨万端：刘青山是我的一奶同胞。我们哥儿俩从小就没了娘，相依为命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就先后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如同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脑袋说掉就掉啊。他是先出去的，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可是死了不少人啊。我哥他15岁那年就入了党，后来去了延安。我是16岁入的党。天下得来不易啊。可是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变了心，忘了穷哥们，贪图起个人的享受来。后来就犯了事儿，结果就给“咔嚓”了。
当时，孙光瑞和李子光还告诉刘、张二犯：“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明天，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刘、张二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这么快，不由得腿发软、心发慌。他们有多年从政的经验，知道处理他们这样的大案，中央是会有人来的，于是要求见一见中央来的领导，或者省委的领导。但这一点令他们失望了：“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当他们听清这几条措施后，两个人号啕大哭。
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临刑前的这天晚上，也是他们自被逮捕以来第一次见面，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比普通的犯人要受优待，特别是春节期间伙食比较好。当然，这最后的晚餐菜肴更加丰盛，而且破例地摆放了一瓶白酒。
屋里的气氛死一般地寂静。看着面前的酒菜，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默默无语，潸然泪下。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辞阳饭”、“归阴酒”。
刘青山叹口气，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一杯，叫一声：“老张，喝！”
张子善却没动酒杯，擦了把鼻涕，手指颤抖着，拿起桌上的一盒前门烟，好不容易才从中抽出一支。
刘青山两眼发红，又一仰脖子，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最后的遗言。
“拿我作个典型吧”（5）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最后的遗言。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
会场之内，宽大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蓝灰色会标。会标下悬挂有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各斜展着一面国旗。从上午10时开始，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走来，依次入场。在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他们是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出席大会的。总计参加大会的有万多人。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万多人，石家庄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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