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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调节，是有重点的；对于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地区，特别注意控制、调节，虽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会竭泽而渔。以明代而论，正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区，衍化出带有独特之点的种种矛盾斗争。这种历史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文中表格系杜婉言所作。）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　　　
　　［2］参见拙作《明代宦官简论》，载于中华书局版拙作《刘瑾？魏忠贤》译注附录；《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3，《委巷丛谈》，中华书局版。　　　
　　［5］《魏广渠先生集》第1页，见《正谊堂全书》。　　　
　　［6］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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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7）　　　　　　　
　　［7］《治世余闻》卷2。　　　
　　［8］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国学扶轮社印本第28页。　　　
　　［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九》。　　　
　　［10］张岳：《小山类稿选》卷16，明末刻本。　　　
　　［11］徐咸：《西园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2］韩邦奇：《苑洛集》卷10，乾隆十六年刻本。　　　
　　［13］同上，卷13。　　　
　　［14］陶珽重辑：《说郛》续集《沂阳日记》，顺治刻本；陈田辑：《明诗纪事》丁签，卷16；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6，康熙刻本。　　　
　　［15］《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三》。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中华书局版。　　　
　　［17］《志怪录》，见《纪录汇编》卷210。　　　
　　［18］叶永盛：《玉城奏疏》，丛书集成初编本。　　　
　　［19］《王都谏奏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20］［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赋一》。　　　
　　［22］［23］况钟：《况太守集》卷8，道光刻本。　　　
　　［24］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25］郑仲夔：《耳新》卷7，《丑媚》，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1，《痛史》本。　　　
　　［27］张岱：《西湖梦寻》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28］《耳新》卷7。　　　
　　［29］文秉：《烈皇小识》卷2，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30］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31］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2］孙佩：《苏州织造局志》，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印本。　　　
　　［33］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4］《明史》卷81，《食货五》。　　　
　　［35］《明史》卷305，《陈增传》。　　　
　　［36］《明臣奏议》卷33。　　　
　　［37］《西湖梦寻》卷3。　　　
　　［38］《明神宗实录》卷361；徐元灏：《吴门杂咏》卷12，《纪事》。　　　
　　［39］沈瓒：《近事丛残》，见《明清珍本小说集》。　　　
　　［40］《苏州织造局志》，第106页；《明神宗实录》卷361。　　　
　　［41］乾隆《苏州府志》卷42，《名宦一》。　　　
　　［42］《柴司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07。　　　
　　［43］《刘文节公集》，同上，卷431。　　　
　　［44］姜洪：《陈言疏》，同上，卷122。　　　
　　［45］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2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46］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47］谢肇淛：《五杂俎》卷3，中华书局版。　　　
　　［48］《东方学论集（东方学创立十五周年纪念）》，第163页。　　　
　　［4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4，《经制之义》。　　　
　　［50］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对江南大地主持打击政策，并移民至临濠等地，以瓦解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但后来即用减免租税，优容南方文人等措施，缓和这里紧张的政治气氛，以稳定这里的政治秩序。　　　
　　［51］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0，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　　　
　　［5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版。　　　
　　［53］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2，国学基本丛书本。　　　
　　［54］吴梅：《霜崖曲录》卷1，1937年刻本。　　　
　　明代宦官与故宫　　　
　　一、宦官在故宫生活一瞥　　　
　　清初史学家赵翼说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以明代而论，早在明初，宦官即在朱元璋的怂恿下，开始染指政务，至中叶后，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愈演愈烈。所谓宦官专权，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因此，明朝包括王振、刘瑾、魏忠贤在内的权势倾国、虐焰熏天的大宦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皇权的核心所在紫禁城外，另立权力中心。就此而论，故宫是宦官拉龙旗作虎皮，专权乱国，危害天下的主要场所；对此，已经几乎是尽人皆知，笔者不拟再论。这里，我们拟对明朝宦官在故宫的生活状况，作鸟瞰式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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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明代宦官与故宫（1）　　　　　　　
　　万历时期，有人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2］这就赤裸裸地告诉我们，皇帝与宦官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奴才伺候主子的尽心尽力，甚至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有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即以宦官给皇帝梳头、篦头而论，当时“名整容”（按：与今日“整容”的概念有别），有20名宦官专司其职，先一天还要再三演习，“礼极严肃”。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常州有个叫赵玉坡的人，某日带着家童赵卓在北京大街上行走，赵卓年少貌美，忽然被几个宦官看见，当场带走，赵玉坡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敢问，急回旅店，惶惶不可终日。但到了晚上，赵卓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说他被宦官带到一座房子内，“使坐椅，披发梳篦，众人环侍，进退周旋，如奉至尊。事毕，以发绾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习者也”。想不到赵卓竟当了一次负责“整容”宦官假想中的皇帝。无怪乎记载这幕小小的滑稽剧的樗道人说：“此等受享，亦不知从前劫来否？可发一笑。”［3］当然，宦官伺候主子，又岂仅仅是梳头而已。从管理宦官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情况看来，其中的大部分，如御用监、御马监、尚膳监、尚衣监、钟鼓司、混堂司、巾帽局、酒醋面局等，都表明了宦官伺候着主子的吃喝玩乐、衣浴住行。这一些，也比较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不枝蔓。　　　
　　当然，宦官毕竟是人间天上的紫禁城内特种奴才，多数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今天，只要我们翻一翻刘若愚的《酌中志》，或此书的节本《明宫史》，便大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年四时八节，宦官饱享口福，一些掌权的大宦官，在宫外还建有豪华的宅第、园林，如魏忠贤的公馆就建造在今正义路以西席市街，与他的情妇客氏居第比邻。一些宦官利用各种手段拼命聚敛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晚明时有个宦官请客吃饭，饭不过半碗，但香滑有膏，异于他米。客问此米产自何处，宦官答曰：“蜀中以岁例进者。其米生于鹧鸪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来岁仍可取也。”［4］真是无奇不有，匪夷所思。而一般宦官只能住在宫内普通的房子里，与宫女结成“对食”，自己开伙，形同夫妻；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宫中深似海，聊解寂寞，“可怜无补费精神”也。宦官经阉割后，生理早已变化，从史料记载与小说描绘来看，宦官是性变态者，甚至是性虐待狂。［5］对于最下层的宦官来说，他们在宫中的生活则比较清苦。万历时有个宦官临死时，身旁除了一只铜盆外，别无他物。　　　
　　明代宦官人数众多，其中有些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明初，朱元璋曾禁止宦官识字，以防止宦官干政，但曾几何时，这道禁令便无形作废。宣德元年（1426），更设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自此内官始通文墨”。［6］值得注意的是，内书堂的教规相当严格，“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着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7］这里的“圣人前罚跪”、“向圣人前直立弯腰”颇不近情理，简直开启“文革”时弯腰请罪歪风的先河。不过，明代宦官中倒也出现了几位书法家、古琴家、诗人。如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宦官、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冯保，“善琴能书”，［8］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9］江南一著名女琴家，闻其大名，至京拜访，听了戴义一曲琴音后，叹为奇绝，竟当场击碎所携名琴，永不再弹。［10］弘治时内官监左丞龚辇的《赠顾潘》诗谓：“与君少小定交游，今日相逢两鬓秋。天上风云真似梦，人间岁月竟如流。可怜王粲依刘表，不遇常何荐马周。安得忘机共渔父，白洲上数沙鸥。”诗风恬淡，相当入流。嘉靖时御马监右监丞王翱曾作《咏笼雀》：“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保，羽翮年来渐折磨。”［11］此诗对故宫这个皇家牢笼的冷酷、悲凉，作了深刻的揭露。不言而喻，宦官中文化人的出现，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故宫内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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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明代宦官与故宫（2）　　　　　　　
　　今日故宫，著者摄。今日太和殿，著者摄。　　　
　　二、宦官对故宫建设的功绩　　　
　　按常规说，营造修缮，是工部的职责所在。但在明代，特别是在宦官专权的明中叶后，建筑大权却落在宦官手中。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内官监，其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营造宫室、陵墓。在施工过程中，提调内使监官，起着监督作用。对此，居然形成律例。如“宫殿造作罢不出”条谓：“凡在宫殿内造作，所司具工匠姓名，报门官及守卫官就于所入门首逐一点视，放入工作。至申时分，仍须相视形貌，照数点出，其不出者绞。监工及提调内使监官、门官守卫官军点视，如名数短少，就便搜捉，随即奏闻。”［12］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乾清、坤宁两宫，“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之”。［13］实际上，由于内官监提督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监督官、巡视科道都是望而生畏的。宦官参与整个工程的全过程，决策、估价、预算、监工、验收等等。尚需指出的是，宦官还直接掌管“供宫中营建之材料”的“十作”，计有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漆作等，这对故宫的营建、维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封建社会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阶级的文化。今天，当我们回眸审视包括故宫在内的灿烂的文化遗存时，其主要功绩，固然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但是，没有地主阶级当权者的组织、推动，显然也是不行的。宦官是这些当权者中的重要成员，应当说，在建设故宫的漫长岁月里，显然也有他们的几分辛劳，一分功绩。这一点，甚至包括魏忠贤在内。以天启时的营造三殿两宫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万历时人沈德符在述及三殿被焚时，曾忧心忡忡地写道：“今按宫殿被灾，惟世宗丁巳，与今上丙申、丁酉，尤为酷烈……今禁廷一望，俱为瓦砾之场，殊非全盛景象……今一切大礼俱改行于文华殿，逼窄浅隘，大损观瞻。忆嘉靖丁巳之灾，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仅五六年。今矿税流毒，遍满区宇，动以三殿两宫大工为词，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14］宫殿建成，内部的装潢、摆设，也是煞费周章。如乾清、坤宁两宫建成，需石陈设，特地从云南用48块奇石制造，每块均有佳名：春云出谷、泰山乔岳、神龙云雨、天地交泰、玉韫山光等等，［15］令人叹为观止。重建三殿工程，始于天启五年（1625）二月，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完工，耗银5957519两余。［16］这项工程的最高指挥官，正是魏忠贤。工科左给事中某疏云：“盖仅仅两载余，而神工悉已告竣……至是而知厂臣之殚虚劳心，提纲挈领。”礼科给事中某疏中则说得更直白：“近日三殿告成……皆赖厂臣悉心拮据，毕力劻勷……今皇上在静摄之中，紧要重大事务，命阁臣与厂臣计议商榷。”［17］虽有谀词，但并非空穴来风。连身在狱中，急于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刘若愚，也不得不写道：“三殿落成于天启之年……抑逆贤之干济才智，刻意督催之，迹或借此以难泯耶？”［18］透过这种装糊涂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魏忠贤的“督催”作用。诚然，魏忠贤因三殿成而进上公，加恩三等，有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之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将魏忠贤在营建三大殿时的历史作用全部否定。魏忠贤疏浚内河，更是功不可没。有诗赞曰：“内河环绕禁城边，疏凿清澜胜昔年。好似南风吹薄暮，藕花香拂白鸥眠。”这是指：“紫禁城内河壅淤不通，魏忠贤复令疏浚之。春夏之交，景物尤胜，禽鱼菱藕，俨若江南。”［19］其实，内河疏浚的结果，对故宫的安全更有重要作用。对此，刘若愚曾清楚地指出：“是河也，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水实可赖。天启四年六科廊灾，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力……又如天启年一号殿哕鸾宫被灾者二次，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几何耶？疏通此河脉诚急务也！”［20］魏忠贤是个反面人物，在总体评价上，是必须否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在局部上——如他对故宫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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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明代宦官与故宫（3）　　　　　　　
　　明朝某些精通建筑学、数学的宦官，在营造故宫时的呕心沥血，更是值得后人追念的。　　　
　　明初宦官阮安，一名阿留，安南人，永乐中被选阉割进宫。他精于算学、建筑，为政清廉。他奉命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1］正统时，重建三殿，治理杨村河，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令人感佩的是，景泰中，他去山东治理张秋河，死于途中，“私囊无十金之蓄”，而“先后赐予极富，悉输工作”；［22］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一》记载，仅正统六年（1441），三殿工完，阮安和另一个宦官僧保，即一次被赐予黄金50两，白金100两，彩缎8匹，钞1万贯。阮安虽腰缠万贯，却把钱捐给工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比之下，那些贪婪成性的宦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所谓“父母官”，真该愧死矣！明初来自安南的宦官人数众多，其中类似阮安精通数学或建筑者，非止一人，堪称人才济济。如梁端，系安南谅江府平河县人，永乐四年（1406），被明军掳归，洪熙元年（1425）选入内书馆读书，“精于书算，谙练庶务”，在正统时营建奉天等殿的重大工程中，总掌书算，合用白钱粮、物料，并给赏文武官员及官军匠作银两钞锭彩缎等物，明白奏准。用过之物，一一分理回奏。［23］又如陈谨，原是安南陈氏宗室，永乐五年入宫，“才识超卓”，得到永乐皇帝的赏识，“令督营缮，公善于其职，宽恤工役，人多德之”。正统以后，在内监专掌营缮，“凡宫宇陵寝城池之修建，尽心区画，制作有法”。［24］凡此种种，都是值得称道的。　　　
　　故宫城墙西北角角楼，阎崇年先生摄。宦官对故宫的绿化、环境卫生，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明末北京风行奇花异草，相传出自两广，从药材中混至。宦官移植宫内，有红水仙、番兰、番柿等，有诗曰：“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25］附带说明，魏忠贤也是酷爱花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