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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34］　　　
　　显然，此园体现了园主祁彪佳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建园之前，胸中早已造起一座青山隐隐、春水吹皱、花木扶疏、亭榭翼然、充满江南山水情致的园林。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名园的主人，本身就是著名的画家、诗人，其园林的设计者，就是他们自己，难怪园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嘉靖时吴兴的俞子清，有人评论他家花园的假山，秀拔有趣，堪称奇绝。何以故？“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心匠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二树，参列旁午，俨为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于众峰之间，萦回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潭中多畜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同也”。［35］凡此无不表明，园中的一石一木，都是置于特定的美学氛围中，与月光、游鱼、水声等，构成了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园林好，江南尤瑰宝。明代江南，人文荟萃，文化繁荣，冠于海内。有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素养，才会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园林。明末吴县人计成撰有《园冶》一书，这是至今仍蜚声中外的园林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计成在少年时代，便以善画名闻乡里，并最爱古代画家关同、荆浩的笔意，他的诗作也颇具功力。惟其如此，他才能成为造园专家，并写出《园冶》这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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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论明代江南园林（4）　　　　　　　
　　（二）商品化色彩　　　
　　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客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橼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这在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稿本《玉华堂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又如祁氏豳圃，在“让鸥池之南，有余地焉……以五之三种桑，其二种梨橘桃李杏栗之属……于树下栽紫茄、白豆、甘瓜、罂粟。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果百人腹”。［36］又如晚明绍兴的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开门见山，开牖见水，前有园，地皆沃壤，高畦多植果木。公旦在日，笋橘梅杏，梨楂菘蓏，闭门成市，池广十亩，豢鱼鱼肥。有桑百株，桃李数十树，收其直，日可得耘老一叉钱。春时煮箨龙以解馋，培木奴以佐绢，相时度地，井井有条”。［37］万历时震泽镇西三里许的桃花园，“有桃园十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风流胜地，足继名贤”。［38］水蜜桃，明末“独上海有之，而顾尚书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不亚于生荔枝”。［39］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至清初，瞿式耜抗清失败，在桂林殉国后，家道中落，“遂大集渔人，为竭泽之举，所获鱼不下千石，吴中鱼价为之顿减”。［40］虽然这些鱼投入市场是在清初，而不是在明代，但于此也不难想见明末瞿氏东皋园中养鱼的规模。凡此种种都表明，明代江南的一些园林出现了生产化的苗头，园中的部分产品成了商品。尽管在江南园林中，这种生产化、商品化的倾向毕竟是次要的、微弱的，但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三）园与庄的结合　　　
　　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李东阳畅游此庄后，详细地记下了亦庄亦园的动人景象。　　　
　　苏之地多水，葑门之内，吴翁之东庄在焉。菱濛汇其东西溪带，其西两港旁达，皆可舟而至也。由橙桥而入，则为稻畦，折而南，为桑园，又西为果园，又南为菜园，又东为振衣台，又南西为折桂桥。由艇子浜而入，则东为麦丘，由荷花湾入，则为竹田，区分络贯，其广六十亩，而作堂其中，曰“续古之堂”，庵曰“拙修之庵”，轩曰“耕息之轩”。又作亭于南池，曰“知乐之亭”，亭成而庄之事始备，总名之曰东庄，因自号曰东庄翁……岁拓时葺，谨其封浚，课其耕艺，而时作息焉。［41］　　　
　　显然，东庄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园林，也是种稻麦、竹园、桑园、果园、菜园、藕塘齐备的田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前述园林生产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庄历时甚久，而且地处闹市，影响深远。当时的一些诗人、画家，经常在东庄流连忘返，写下了赞誉此庄的优美诗句。如刘大夏诗：“吴下园林赛洛阳，百年今独见东庄。”李士实诗：“小庄随意作经营，园漫分蔬地漫耕。流水声中看杖倚，人家丛里有舟行。市廛咫尺疑无路，林壑分明不出城。”沈周诗：“东庄水木有清辉，地静人间与世违。瓜圃熟时供路渴，稻畦熟后问邻饥。”［42］这些诗句，如实地记录了东庄的良辰美景，田园风光。明末祁氏的丰庄，也是庄园结合的产物。祁彪佳曾作过说明：“庄与园，似丽之而非也。既园矣，何以庄为？予筑之为治生处也。”［43］宣德年间的乐圃，杜琼所建，内有十景之盛，其实也是一座园林化的村庄。时人曾有诗纪曰：“桃花来林馆，宛似武陵溪。醉后抛书枕，梦回闻鸟啼。水光孤墅外，山色小桥西。”“影云连榻，杨花雪点巾。开池养鹅鸭，不使恼比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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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论明代江南园林（5）　　　　　　　
　　四　　　
　　如前所述，明代江南园林是明代江南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的产物，而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出现了“花园子”、“石农”之类的专业户，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人载谓：“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而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而桑麻之事衰矣。”［45］园林离不开假山，而假山离不开石头，选用何种石头大有讲究。太仓王世贞建弇州园时，“石高者三丈许，至毁城门而入”。［46］当时的造园者认为，“太湖、武康、英德之石，叠山为胜”。［47］关于武康石，时人也有详细的记载：“武康石色黑而润，文如波浪，人家园池叠假山，以此为奇，大至寻丈者绝少。武康县今属湖州，山溪间多产此石……其品格颇多，惟叠雪者为甲。横文叠起为褶，有黑白层层相间者。有白石作腰带围者，曰玉带流水，其文皆竖，麻衣为人衣麻之状。锦犀，红黄色相间成文。虎皮，大文园嵌作黄黑色。麻皮，如画家麻皮皱。海石，苍黑色画作矾头纹。鬼面色，纹突出而狞狼，有透漏如太湖石，谓之湖石。”［48］但是，看来被视为珍品、最受欢迎的石头，还是太湖石，经过加工后，天趣盎然，计成在《园冶》卷3中，指出洞庭山消夏湾所产的太湖石最佳，“性坚而润”，“装治假山，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还有人记载说：“太湖石玲珑可爱，凡造园林者所须，不惜重价也。湖傍居民，取石凿孔，置波浪冲激处，久之斧斤痕画化，遂得天趣。实则瘦、皱、透三者，皆出于人工，以售善价，谓之种石，其人可称种石农”。［49］种田、种花、种树之类，自古有之，种石户的出现，则前无古人，这完全是园林大兴的产物。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垒石专家，亦即堆假山的圣手。据袁宏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卷14《园亭纪略》载，苏州城内卿园的假山，是周时臣垒的，高三丈、宽20丈，“玲珑峭削，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在明末清初，更产生了以张南垣为代表的垒石名家。园林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生产中园艺式的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如嘉靖时何良俊在城郊购地五亩，“以一亩凿方池，畜鱼数百头为循行地，以二亩稍劣，列莳诸蔬。池上植枸杞数十本，每晨起，乘露气手摘枸杞苗与园蔬作供……”。［50］这就是苏州人俗称的刨园。园林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园中有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江南园林的发展，无疑促进了花卉的栽培技术，包括向海外引进新的品种。陆深载谓：“世传花卉，凡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予家海上，园亭中喜种杂花，最佳者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词，使童歌之，有海红花、海榴花……”［51］　　　
　　园林不仅是文人雅集、吟诗作画的所在，某些名园还是戏剧活动的中心。上海豫园内即经常有松江、苏州、浙江、安徽等地的剧团演出，昆山腔、弋阳腔并行不悖，园内简直是管弦之声不绝于耳，而大放异彩的昆山腔更是“众皆称美”。［52］显然，江南园林促进了封建文化的繁荣。还应当指出的是，江南园林给小说、戏剧、诗歌、绘图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戏剧而论，语曰：公子落难后花园，金榜题名大团圆。这固然反映了明代以来某些戏曲创作的公式化倾向，但也充分显示了花园在戏曲作品中的重要位置。而汤显祖通过美丽、善良、多情的艺术形象杜丽娘之口唱出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53］更不失为描写明代江南园林的绝妙赞歌，称得上是千古绝唱。　　　
　　五　　　
　　“花无千日红”。明代江南园林的命运也是这样。有的园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不能守，预先立下遗嘱，说后代鬻园者“非吾子孙也，以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也”。［54］但是，使绝大多数造园者感到悲哀的是，身后是非谁管得，园林旦夕易他人。纵观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进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大趋势：速兴速衰。以松江地区而论，吴履云曰：“近世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然未有能享长久者，非他人入室，则鞠为茂草耳。”［55］王殡引《松志小序》曰：“郡内外第宅园林，雕峻诡壮，力穷而止。有秉烛一览，肩舆一登，而终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转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为蔓草寒烟者……今志书所存，譬之檐前燕泥，雪中鸿爪而已。”吴兴多名园，但到嘉靖中叶，有人去游览，竟已看不到“一花一石之处”。［56］面对这种“落红如海共春归，江南园林逝如烟”的凄凉景象，不少文人曾发出无穷的浩叹。借用金朝作家写的《倘秀才》的曲子来刻画他们的心声，也许是最确当不过了：“有一等人造花园磨砖砌甃，有一等人盖亭馆雕梁画斗，费尽功夫得成就。今日做了张家地，明朝做了李家楼，刚一似翻手覆手！”［57］甚至有的绅宦发誓“不盖造花园”，列为准则，是“绅宦三十六善”中的信条之一。［58］这未免是伤心悟道之余，因噎废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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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论明代江南园林（6）　　　　　　　
　　明代江南园林的大起大落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封建社会末世土地兼并加剧、阶级关系变动迅速、财产再分配加快步伐的反映。先秦时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明代，特别是明中叶后，不少乡绅是二世而斩，甚至一世就完了。永嘉黄淮子孙，竟鬻其神道碑，“谓买者曰：‘汝买去，可解薄用之’”，松江有位黄翰，盖起朱楼，可是“不数十年，宅基已为人挑毁矣”。［59］土地所有权转移如此之快，再加上粮差之重，不堪负担，以致早在弘治时，常熟的桑民怿见人置田产，便写打油诗加以嘲笑：“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60］何元朗世居柘林，是著名的江南文人，有良田、美宅、园林，但他死后，曾几何时，其后代已一贫如洗，卖身为奴，穷愁潦倒至极，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何元朗夫妇的坟墓，揭开棺木，寻觅金银器，“欣然满载归”。［61］对于吴中地区财产的再分配趋势，有人曾这样写道：“吾观吴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62］明代江南园林，除了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三潭印月及官邸的后花园外，都是私人财产。既然财产的再分配是如此之快，随着第一代园主的去世，往往人亡园废，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当然，对明代江南园林的历史命运来说，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不能不是一大劫难。正如曾羽王《乙酉笔记》所记述的那样：“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邱……所谓锦绣江南……及遭残毁，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以西湖的园林而论，铁蹄过后，“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63］在震泽，明代园林也是“其废者盖十之九”［64］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的叶梦珠，曾不胜感慨地写道：“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初百一……王谢堂前多非旧时燕子。”［65］明遗民、诗人费经虞写过一首题为《江南过人家旧园》的诗，谓：“寒泉老树好人家，漠漠荒垣带残沙。断壁尚存当日赋，满园不是去年花。伤心短笛声何苦，侧月飞鸢影尽斜。使我重来见荆杞，那堪良夜听悲笳。”［66］这是对被战火焚毁的江南园林的悲愤挽歌。事实上，园林遭厄，也不仅仅是战火。清初中央王朝对江南在经济上严加控制，追比欠赋，使不少缙绅倾家荡产，所属园林也就成了夕阳残照，荒烟衰草。如松江顾园，建于明，“至顺治之季，反因义田逋赋，毁家卖宅以偿。堂宇尽废，而山水桥梁犹如故也。康熙之初，积逋愈甚，征输益严，遂并花石而弃之”。［67］这是园主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消费性文化。明代江南园林的性质，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些园林的主人，多数人为造园几乎把自己的腰包掏空。上海潘允端修豫园历时18载，倾囊尽资；绍兴祁彪佳建园时，“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68］造一座园林所花的钱，数目是很大的。仅一个“假山，土石毕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筑之费，非千金不可”。［69］而“仪真汪园，辇石费至四五万”。［70］整个园林耗资之巨，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谢园桢教授生前常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生长缓慢，是因为商业资本全漏到园林中去了，消耗殆尽。这个看法未必精确，但用以说明江南园林费资之多，以及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仍是发人深思的。　　　
　　尽管如此，明代江南园林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明珠，其勃兴，不仅对明代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影响后世。今天，我们不管是面对史书，卧游美如梦境的明代江南园林，还是在明代园林风貌犹存的苏州拙政园、留园、西园等园内饱餐芳园秀色，沉醉在绿亭朱栏花香鸟语之中，遥想几百年前的明朝先辈——包括园林的主人和筑园的工匠、花匠，他们建园时的苦心经营，胼手胝足，是值得后人追念的。前辈风流，前辈辛劳，虽百世之下的子孙，都不应该忘却。而明代江南园林的艺术风格，庄园结合、城市山林化和在市内建造园林要“多栽树，少建屋”［71］等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园林建设、绿化事业，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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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论明代江南园林（7）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注释：　　　
　　［1］［41］［42］［44］嘉靖《姑苏志》卷32。　　　
　　［2］俞思冲等纂：《西湖志类钞》卷下。　　　
　　［3］民国《吴县志》卷39。　　　
　　［4］［35］［56］徐献忠撰：《吴兴掌故集》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