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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南人-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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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领导和李济深、郭沫若等著名民主人士在车站迎候，程潜等人十分感动。毛泽东左一个“老领导”，又一个“颂公”，弄得程潜不胜惶恐。林伯渠和程潜是北伐时的老战友，又是程潜女婿的亲哥哥，亲上加亲，更显得亲密无间。当晚，毛泽东设宴为程潜洗尘。程潜下榻北京饭店，第二天由李明灏陪同前往中南海拜访毛泽东，共商建国大计。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致电陈明仁，邀请他到北平参加新的政协大会。陈明仁抵达北平时，聂荣臻等人在车站迎接。朱德设宴欢迎程潜和陈明仁，刘伯承、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和李明灏等人作陪。又一天，毛泽东一改夜间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在刘伯承、陈毅和粟裕等人陪同下，来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推心置腹，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程潜、陈明仁等人同游天坛。游到祈年殿前，毛泽东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吧。”陈明仁没有听见，他正沉浸在对往事的沉思之中。
“子良将军，主席喊你照相哩！”陈毅拍拍他的肩膀。陈明仁有点不好意思地站到毛泽东身边。合影后，毛泽东对他说：“外间谣言很多，你回去后，可将这照片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至少冲洗五十打吧。”
接着闲聊到湖南和平起义，陈明仁说他很后悔当时没把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毛健钧扣下来。毛泽东挥挥手说：“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来后来嘛。如果那时扣他们，反而会惹麻烦，你这是策略。那个白崇禧不是自号小诸葛吗？你这是智斗小诸葛嘛！”
毛泽东言词恳切，陈明仁感动不已，诚恳地检讨湖南和平起义善后工作没有做好，致使部分官兵叛逃。毛泽东安慰他：“你的义举意义重大，不在于有多少人归诚。即使只有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的。”
后来在毛泽东举行的一次家宴上，谈到当年四平之战，陈明仁诚惶诚恐，毛泽东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还补充了一句：“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举行了。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湖南人头上有一道催促成材的紧箍咒（9）
下午3点，首都三十万军民参加开国典礼，林伯渠宣告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程潜和陈明仁与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国大典。他们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任弼时等湖南的中共高层领导一样，南望湘云，心潮澎湃。湖南人的时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顶点，为了迎接这个崭新的共和国的诞生，湖南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知奉献了多少鲜血与代价，一部近代现代中国史，是湖南人用鲜血写就的史诗，也是湖南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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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1）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湖南人在和平年代的生活，是耕田与读书。湖南人热爱桑梓，湖南人又喜欢读书。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耕耘着桑梓的土地，一方面关心着桑梓以外的世界。因此，他们身在家乡而总是关注着书本传播的信息，吃着家乡的饭而疏忽了对家乡的建设。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离乡背井，去追寻书中展示的那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到了当代的太平盛世，湖南的耕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向商读文化、工读文化的延伸。许多湖南人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很想获得一个儒商的雅号。还有更多的湖南人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笔者姑且生造一个名词，称之为“儒工”。
现在的“读书”，更多是新闻消费、信息消费和文化消遣。和真正读书的人相比，看报、看杂志、看电视的人猛增。不过耕读文化的本质没有改变。湖南人照样是做着手头上的事情，心里却牵挂着世界上发生的那些与自己似乎丝毫扯不上边的事情，比如沙龙正在动第几次手术，南非有人在温泉里放入小鱼给人护肤，美国人为猪举办运动会等等。当湖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永远别想告诉对方什么新闻，因为一旦你想报出一条新闻，百分之百是对方已经知道了的旧闻。但是，他们仍然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各抒己见，通常会因见解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由此可见，湖南人的心思，终究还是没有放在本土，他们好高骛远，一有机会，他们还是会跑出去闯世界，寻求机遇，实现自己的抱负。
湖南人是非常乐意把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的。只要子女提出出国深造的要求，父母和亲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足资金把他们送出去。长沙没有一家外国领事馆，办出国签证格外麻烦，要跑到北边的武汉或北京，或者是南边的广州。可是，湖南人不厌其烦，不惜耗费精力和时间。于是，长沙的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生意繁忙。
湖南人前辈中的人才，都不是贪恋故土的人。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如果家乡暂时不能为你提供成材的条件，那么死守在家乡就是难有出息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成材的希望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俗话又说：大丈夫志在四方。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湖南籍中国名人，都有过离乡背井的经历，有的还走出过国门。曾国藩走出了湘乡的荷叶塘，左宗棠告别了湘阴的柳庄，谭嗣同从浏阳奔赴京城英勇就义，陈天华葬身在日本的海域，黄兴战斗在两广和湖北的武昌，蔡锷先在北京遭遇小凤仙然后在云南起兵###袁世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与贺龙等人南征北战，然后入主新中国的首都。齐白石没有沉迷于诗情画意的湘潭山水，沈从文也只能在异乡眷念他那民风淳朴的凤凰。或许，只有王夫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
同样，外省人来到湖南，也大有成材的希望。屈原和贾谊被放逐到湖南，以他们绝代的才华，为湖南带来很大的荣耀。他们虽然都屈死在这块接纳和包容了他们的失意的土地上，但他们的才华和名声却没有被埋没。这些例子都说明，人才在本质上就是趋向于流动的，他们需要四处闯荡，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寻求机遇，施展抱负。人才的流动和交流，的确是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近一百多年来，湖南曾涌现出了众多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没有留在故土从事本省的建设。他们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整个民族。周兴旺先生把湖南称为中国的“人才首都”，虽然很令湖南人振奋，但细想之下，觉得未免有些牵强。湖南盛产人才，但总是把他们一个个输送出去。对湖南比较中肯的定位，应该是“人才的摇篮”。这种定位同样令湖南人振奋，作为人才的母亲，湖南不仅对人才有养育之恩，而且具有教育家的智慧和为人师表的风范。
人才的首都，是群英荟萃的地方，而不必是盛产人才的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才的首都，应该是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才的首都理所当然是北京。湖南的大人才们，都在京城施展各自的才干，而湖南继续在充当人才摇篮的角色。
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才中心往往是随着政治首都而变迁。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山东、河南、山西、河北这些黄河中下游的省份涌现了大量的名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地方仍旧是人才的发源地。到了中古时期，自宋代以后，人才的产地渐渐南移，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省份各领风骚。近代史上，湖广及东南沿海省份的人才异军突起，而湖南犹如火山爆发，人才喷涌，滚滚席卷。
西方的历史表明，文化中心、人才中心在不断地流变，从古希腊的繁荣到罗马的强盛，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崛起，从荷兰、英国的殖民扩张到德国的勃兴，直到今天美国首屈一指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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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2）
我们同样无法否认另一个事实：在历史上，湖南从来不是人才会聚的地方。作为人才的摇篮，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湖南吸引了不少文人骚客的目光，使他们油然而生游览、观赏和吟诵的雅兴。但是，除了在战争中败退到这里的部落首领和被朝廷贬谪到这里的官员，很少有外面的人才愿意在这里定居。相反，倒是湖南的人才纷纷离开故土，游学异国他乡，驰骋万里疆场，然后在和平的岁月里，继续活跃在远离故土的地方。
湖南人正是以用自己的才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而著称，如果外省的人才荟萃湖南，而湖南本省的人才也滞留于本土，那就谈不上湖南人为国家做贡献，而是外省人在为湖南奉献才智和力量了。
这里还想说的是，湖南历来留不住本省的人才，并不是说湖南容不下人才，而是湖南的人才有一些客观的原因要向外流动。其一是人才本身注定是要流动的。他们需要离开本土，到外面去闯荡，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寻求机遇，施展抱负。其二是人才太多的地方，竞争过于激烈，难以出人头地，甚至找不到表演的舞台。其三是湖南人个性很强，本省的人才挤在一起，会互不买账，为了减少内耗，增加建功立业的机会，便有许多人选择了离开故乡。因此，湖南人常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南人在省内是一条虫，到了外省就变成一条龙。
举个例子。湖南全省各地大办武馆和武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保安人才，如果他们都留在湖南，就会人满为患，湖南的每一个保安职位，就会有上百人来竞争了。因此，湖南把大批的保安人才输送到广东和海南，以及其他省份，于是在许多地方到处都活跃着湖南籍保安的身影。笔者有一次开着一辆挂着湖南沅江牌照的小车去广东，一天之内有三次奇遇。第一次是在佛山，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停车时，保安拒收停车费，问他为什么，才知道因为他是沅江人，见到家乡的车感觉很亲切，要照顾一下老乡。第二次是在从广州去深圳的路上，一辆警车在我后面鸣着警笛超车，车上的警察朝我指指点点，我以为是自己犯了规，颇为紧张，后来才听见他们在喊：“老乡！”第三次是停在深圳一个住宅区内的时候，我正在擦挡风玻璃，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围着我的车子转悠，我正在纳闷，他忽然红着脸问我：“你是沅江人？”我说：“我是长沙人。”他说：“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老乡。”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没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强留下来。湖南人没有贪恋故土的观念，也没有力争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国内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国各地从事各种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有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不会像项羽那样大搞“衣锦还乡”，也不会像爱新觉罗的后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以后，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决心把故居建设得富丽堂皇。
曾纪泽企图阻止叔叔大兴土木，拿出父亲过去写给叔叔的家信。
曾国荃笑道：“你父亲信中是说怕府第在乱世难免被毁，如今太平军已被我大清荡平，天下即将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时的情况了。”
曾纪泽认为叔叔说得有理，于是叔侄俩把荷叶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时改造了曾国藩出生的屋子黄金堂。
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回家看到改造后的屋宅，觉得过于招摇，非常生气，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横匾摘除，并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入住。他对兄弟子女说：“天下多难，此等荣华均未必可靠！”
后来，曾国藩兄弟和曾氏后人纷纷移居大中城市，荷叶塘的屋宅，终于成为一个古迹，如今已经破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主持全国政局的湖南籍领袖们，没有让家乡人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业基地，也没有把许多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放在湖南上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国的工业战线，自觉地把湖南建成一个后勤基地，为外省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几十年来，湖南一直是全国的稻米、油菜、苎麻的最大生产基地，担当着中国“粮库”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国，湖南成为人才输出大省。同时，湖南扛起了与自己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相称的财税上交任务。在分税制没有实行之前，湖南的纳税额在全国是排得上名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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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3）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发展速度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依然令人为之叹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乐于发扬这样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吃力的时候，湖南人依然保持着充分的乐观，表现出淳朴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热衷于到北京“跑部钱进”的时候，湖南人仍旧保持着不靠裙带、不靠关系的传统。毛泽东是不赞成“苟富贵，不相忘”的。重乡谊可以，但他绝少念乡情而提携谁。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他在1942年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从湘赣根据地、湘鄂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带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干部，到了陕北以后，大力提拔北方干部。解放战争中，随着大军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干部人数众多。毛泽东曾对西南的领导干部说：“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更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中国目前需要缩小或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东西差别，人均差别。不幸的是，湖南的三个差别都很显著：湖南农村占地广阔，城市化水平低；湖南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与西部欠发达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颜。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个什么样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曾几何时，湖南南部的乡民，总是议论粤北人日子过得多么苦，逢年过节，会到湖南这边的亲戚家打个牙祭，临走还捎带上腊肉米粮。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湖湘子弟南下广东打工谋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湖南人与南边的这位高邻过去是生死之交，现在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同盟军。
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给了湖南人新的机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扩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离开乡土，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才干，施展才华。
湖南人有很多困难，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要说勇气，有什么比在闭关锁国、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时代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勇气？
要说胆量，有什么比抛掉头颅以坚持真理更需要胆量？
要说困难，有什么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更难？
湖南人的字典里难免“困难”二字，但还有更多藐视困难、排除万难的字眼。
湖南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觉地成长。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狠抓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
人才的基础在于教育。湖南近代人才群落的崛起，固然是风云际会，但教育使湖南人做好了准备，才能抓住机遇。
近代湖南的教育史，说明了湖南人才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在湖南形成了读书育人的风气，开创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近的学风，造就了陶澍、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这样一批顶尖级的人才。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的崛起，唤醒了湖南人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尚武的传统，为维新运动开了先河。
维新运动中湖南学会风起，南学会指点江山，时务学堂激扬文字，开创了湖南新学之风。
到20世纪初，湖南的教育水平已经领先全国。1902年，长沙设立省城大学堂，全省各地相继设立中小学堂。第二年，湖南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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