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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南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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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命令前线军队停战撤兵。前线将士群情激愤。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冯子材和王德榜被迫撤军。
左宗棠身在福州,病入膏肓,听到撤军的消息,悲愤地叹息:“李鸿章啊,你这样误了国家啊!”
他嘴里喷出一股鲜血,晕厥过去。左帅的安危,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光绪来电慰问:“皇天福佑,左卿康好。”老眼昏花的慈禧,在佛祖面前为他祈祷,也发来一封慰问电:“天恩庇护,左卿安好。”醇亲王来电说:“上苍添寿,大帅延年。”李鸿章心中百味杂陈,也发来急电:“为国摄重。”
左宗棠临终前给朝廷留下一封口授奏章,仍不忘加强国防,请求慈禧批准建立海军,及早修路开矿造船炮,以图国家富强。
左宗棠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中国没有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南洋水师刚有起色,却在马尾被法国军舰歼灭,令他痛心不已。
左宗棠很快就去世了。灵柩停放在福州市鼓楼广场,停殡一月,供人瞻仰。朝廷为他举行国葬,李鸿章、翁同龢率文武百官到福州凭悼。他的灵柩被送回湘阴左家塘肖家坟山安葬。
中法战争,法国未胜而胜,中国未败而败,朝廷中唯一的一个强硬派中枢人物溘然长逝,中国民众看清了朝廷的腐败无能,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各种威胁。
中国,在水深火热中煎熬。
左宗棠所处的年代,中国睡狮尚未觉醒,所谓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都未能挽救国势衰颓的命运。在外国列强虎视眈眈之下,中国从边疆到心脏地带,危机四伏。中国的有识之士,满怀忧患意识。早在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宗棠一见。两人年纪相差二十七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他们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林则徐将他发配新疆期间搜集的材料、制订的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临行前,林则徐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林则徐把平定新疆的重任寄望于左宗棠,历史的进程表明,林则徐这位禁烟钦差看人的确是很有眼光的!
前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位文史教授曾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还有几位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
梁启超说过:“说到左宗棠和诸葛孔明的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孔明就得甘拜下风了。”
左宗棠到了中年还是白丁一个,但他充满自信,这是湖南人血性的表现。他能抓住机遇,靠着自我奋斗,凭着一张嘴、一支笔,十年之间,创建千秋功业,又表现了湖南人经世济用重实干的精神。他一生的遭遇,说明湖南确实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一旦机遇到来,就能发挥很大的能量。
湖湘才子喜爱读书,但不是书呆子,不是老雕虫。左宗棠在科举考场上败下阵来,却在实践中为考试落第的湖湘才子争回了大大的一个面子。既会读书又能做事,这才是湖南能人的真才干。
1995年,十万长沙市民投票确立的长沙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典出左宗棠的手笔。前句出自左宗棠年轻时写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句所讲的,实际上是包括左宗棠在内的湖南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考试落第的人,不少是有真本事的。左宗棠的故事,为那些因种种原因未能进入高等学府的湖南人,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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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1)
在左宗棠离世到光绪维新变法前夕这十多年时间里,湖南人暂时沉默了。他们在重新积蓄力量。如果说湘军南征北战造就了湖南的军事人才,那么湘军后代的东渡日本,则造就了中国旧民主革命史上的政治人才。稍后,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又是湖南人领先,赴法留学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栋梁之材。
甲午战争后,湖南一改闭塞守旧的面貌,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
湖南的朝气来源于维新思想。湖南人好冲动,好为天下先,先是自创地方军队,接着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然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湖南有朝气,是因为那些从外地来的官员,在湖南推行“新政”。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江西人,学政江标是江苏吴县人,而长宝盐道兼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是广东人,担任过驻日使馆参赞和驻旧金山总领事,回国后鼎力推行新政。
这些来自外省的官员带来了新的见识,又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这种相互的作用,使湖南洋溢着革新意识,成为维新变法的大本营。
湖南人谭嗣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新思想。
谭嗣同生于1865年,卒于1898年,只活了短短三十三个春秋,却成为不朽的英烈。他是湖南人追求真理不怕丢脑袋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父亲谭继洵是清朝的大官,做到了湖北巡抚。谭嗣同少年时博览群书,侠肝义胆,喜读词章,思想敏锐。青年时期被父亲逼着参加了六次南北省试,但他厌恶科举八股,屡考不中。他目睹清王朝统治腐败,更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给自己取了“壮飞”的名号。
谭嗣同在结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失地,国民群情愤慨。谭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决心投身于维新变法。他气愤地斥责湘军的虚骄,非常敬仰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弃商捐银,和唐才常等人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撰文主张变法,首开湖南维新的风气。他于1896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破格赏给他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谭嗣同从此在皇帝身边阅处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免去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他逐回原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管兵权。这表明慈禧准备收回光绪的执政权,重新“垂帘听政”。山雨欲来,光绪手无兵权,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因为这个人表面上支持维新,并且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新军。
9月18日夜里,秋雨绵绵,冷风凄凄。
谭嗣同身藏光绪的密诏,行色匆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他肩负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生死存亡的命运,变法成败系于一身。他能不能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谭嗣同只身来找袁世凯,表现出湖南人超卓的勇气和胆识。袁世凯一见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神色凝重,便知事关重大,连忙屏去左右,把谭嗣同请到内室。谭嗣同干脆利落,省去寒暄,开口就直奔主题:
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2)
“你对当今圣上,看法如何?”
袁世凯赶紧说:“当今皇上,那是一代圣主呀。”
谭嗣同说:“那好。荣禄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在下略有所闻。”
谭嗣同说:“荣禄执掌兵权,皇上将有大难。当今之际,唯有你能为圣上保驾。如果你愿意保驾,你就采取行动。要是你无心救主,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让我人头落地,你自能享受荣华富贵。”
袁世凯仿佛受了侮辱,愤然正色地说:“你把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当今圣上是你我共同侍奉的主子,对你我恩宠有加,你想护驾救主,我能袖手旁观?有何良策,尽管说出来。”
谭嗣同从衣袖中取出密诏,交给袁世凯。密诏中说:着令袁世凯带兵去天津会见荣禄,出示手谕,宣读之后,立刻诛杀荣禄,袁世凯自代直隶总督,向手下传达皇帝旨意,张贴告示,宣布荣禄的罪状,然后率领军队进京,消灭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仔细看了手谕,脑子急速运转。审时度势,慈禧的后党张开了巨网,光绪好比待宰的羔羊。皇上有难,竟求助于康有为、谭嗣同这班手无寸铁的书生,说明他只是一个空架子。眼前的谭嗣同病虚气喘,眉宇间一股霉气,哪里成得了大事?想到这里,他便虚与委蛇,拿言语试探:
“天津是各国人等聚处之地,忽然把总督杀了,定会惊动中外官民,恐怕国家会分裂啊。何况我兵少将寡,要对付北边宋庆等人的五万多人与七万多淮军和练军,京城里数万旗兵也不得不防,恐怕力不从心。恐怕我那区区七千多人还没动手,皇上就会遇难了!”
谭嗣同听了这番推托之辞,后悔不该来找他。现在已经晚了,事情已经向他和盘托出,还有什么办法挽回呢?
袁世凯好像看穿了谭嗣同的无奈,而他自己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便敷衍道:“依在下之见,不如等到下个月皇帝出巡天津时再动手吧。到那时候,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到我军营里,传号令诛杀奸贼,我跟随你们拼死解救皇上,才有胜算。”
谭嗣同见有了转机,便想再争取一下,说:“等不到下个月了,皇上时刻都有被废黜的危险!”
袁世凯说:“那就得马上找个理由离开京城。能不能请皇上提前出巡?”
谭嗣同说:“荣禄发动阴谋,全靠天津阅兵。荣禄对你向来不薄,荣禄那边,你打算怎么对付?”
袁世凯笑而不答,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
谭嗣同见他仍未下定决心,便用言语激他:“荣禄有曹操和王莽的才干,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你恐怕难以对付他吧?”
袁世凯暗想:跟我玩激将法,简直小儿科。袁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但他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副样子,怒目圆睁,瞪着谭嗣同说:“只要皇上来到我的军营,我杀荣禄如同杀一只狗!”
谭嗣同听了,稍稍放心,便叮嘱道:“只要你报答圣恩,建下奇功,皇上自会让你主掌兵权;若你胆小怕事,投靠诸侯,就会害了皇上。你要是害怕荣禄,不如趁早把我绑去向他请赏!”
袁世凯为了稳住谭嗣同,把胸脯拍得铿锵作响,信誓旦旦地说:“你太小看袁某了!袁某三世深受圣恩,何至于贪生怕死,临阵退缩。只要能保得皇上平安,袁某把生死置之度外。”
谭嗣同见袁世凯豪情勃发,以为他和湖南人一样有血性,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激动不已地告辞而去。谭嗣同刚刚出门,袁世凯就吩咐随从:“备轿,往荣大人府上!”他一刻也不愿等待,急忙告密去了。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连夜奏请慈禧捉拿乱党。三千清兵关闭京师右城门,停开京津铁路的列车,发动戊戌政变。
谭嗣同被出卖了。这个如此诚实可爱的湖南人遭到背弃和暗算,是中国的一出大悲剧。他为了挽救败局,把性命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押在一个被封建官僚习气浸得发臭的实力派人物身上,做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不是不知道有可能被对方出卖,但他指望激将法或许能够打动对方,为一个只有百分之一可能实现的指望,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努力失败了,他就坦然地付出自己的脑袋。
第二天黎明,光绪照常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从此被囚禁瀛台,慈禧又公开玩起了“垂帘听政”的老把戏。清军开始大规模地通缉捕杀维新人士。
谭嗣同却不逃命。他在住处收拾东西,将多年撰写的诗文稿件和来往书信,装了满满一箱子,提着箱子来到日本使馆,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定将自己的死当作对国人心灵的呐喊,以期唤醒沉睡的国人。他愿意死,却义薄云天,懂得珍惜别人的生命,敦促梁启超赶紧逃生。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认为中国需要有志士生存,也要有志士牺牲。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梁启超,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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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3)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大刀王五贿赂狱中官吏,使他免受许多皮肉之苦。王五曾邀约天下义士,准备劫狱。他们趁送饭之机,告诉谭嗣同:大家将采取行动。谭嗣同摇头拒绝,在狱中一边唱歌,一边吟诗,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闯将,他们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慈禧的后党担心夜长梦多,顾忌外国干涉,更害怕民众起而抗议,决定尽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行刑时间定在下午4点钟。
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对围观的民众大呼:“为了救国,我愿洒下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尽其忠诚去反抗篡权。”百姓们麻木地看着他。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谭嗣同仍然从容自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和与他同时就义的五位志士一起,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人们将他的骨骸运回原籍,葬于浏阳城外的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了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告别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湖南人的血性。他不逃生的理由很简单:他要开中国变法的风气之先,他要树立一种前无古人的英雄风范。
谭嗣同活着就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只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他的死也就与他的生无异。献身是他发挥才干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愿退缩到自我狭小的圈子,这是湖南人精神的典型。当他觉得没有更好的武器为社会奋斗时,他选择了最有用的利器:自己的死亡。
谭嗣同的死亡不是消亡,不是沉寂,而是一声嘹亮的号角,一声振聋发聩的震吼。他的死亡获得了生命的最高意义。他血性的形象,穿越百年沧桑,让湖南人的精神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谭嗣同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演绎了湖南人的勇猛和血性。他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死亡吓不倒湖南人,那么湖南人就不会害怕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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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要为天下奇(1)
湖南人黄兴曾应人所请,书写对联一副:“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他代表湖南的男人显露了最高的志向:做人要做奇男子。黄兴一生为奇男子所做的注解,不是追求怪诞乖戾,而是做人要大气,要展现人格的魅力。这种魅力第一要实在,要平易近人,多立功勋,却不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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