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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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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中，胡适与周作人的分歧更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周作人与鲁迅是支持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而胡适则持折中、调和的态度，联合十几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陈源之流与学生爱国行动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对此非常不满，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辩驳。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周作人。他开始闭门读书，明哲保身，不问政治。胡适与他的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并付给他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关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离开沦陷区，而周作人却留在北平，后经不起权势的引诱走上叛逆之路。
他们都喜欢拜伦的诗：鲁迅与苏曼殊
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缘起于创办《新生》杂志。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了文学活动。他从仙台来到东京，打算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为了筹办杂志，鲁迅想约集几位熟悉文字和绘画的人。
当时苏曼殊因为在国内参与反清活动遭到通缉，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办的《民报》报馆内，章太炎和陶成章就举荐苏曼殊与鲁迅相识。苏曼殊擅长绘画、诗文和翻译，正是鲁迅办杂志需要的人才。他们一见如故，谈话投缘，就共同着手《新生》的筹备工作。苏曼殊为《新生》绘制了几幅绘画，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到位，编辑好的创刊号却不能出版。鲁迅只好将他与苏曼殊为《新生》所准备的文章和图画，推荐给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像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以及苏曼殊的几幅水墨画都是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陆续刊出的。
鲁迅与苏曼殊的友谊，还与英国诗人拜伦有关。苏曼殊是我国第一位翻译介绍拜伦诗作的人，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等诗作。鲁迅对拜伦也是很喜欢的。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热情地讴歌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诗人，尤其是对拜伦的生平与创作介绍得更为详细。鲁迅敬仰拜伦，认为他的诗“力足振人，语有深趣”，对本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也寄望能对中国读者产生影响。这一点正与苏曼殊喜欢、译介拜伦的诗是不约而同的。这种共同的文学旨趣，使鲁迅与苏曼殊的思想感情越发接近，他在为文时曾几次提到苏曼殊，给予他很好的评价。
对于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鲁迅一直很关注。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的序言中，在总结“五四”前的文言小说创作成就时，鲁迅首先提到的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苏曼殊。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于上海，终年35岁。十年后，在苏曼殊的墓碑前，有人冒名鲁迅题写了一首很拙劣的悼念苏曼殊的诗，鲁迅得知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一文，揭穿骗局，说明真相。在这篇短文中，鲁迅称比自己小三岁的苏曼殊为“曼殊师”。并特意指出诗中的“待到它年随公去”，是自己“梦里都没有想到过”的。这就反映出鲁迅尊敬苏曼殊，他们间也有着很好的友谊，但是鲁迅对苏曼殊的“畸言怪行”和*不羁并不认同。
共同耕耘俄苏文学：鲁迅与孟十还
孟十还，辽宁人。原名孟显直，因崇拜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普希金，曾用过笔名孟斯根（普希金旧译普式庚，“庚”与“根”音似）。从1920年代就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发表诗歌，后留学苏联。1949年定居台湾，担任郑成功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
他的“孟十还”名字还与鲁迅有过一段渊源呢！
1932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后，来到上海，开始以“孟斯根”为笔名，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和译文，还在《论语》、《人世间》等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散文小品。1934年鲁迅发起创办的《译文》创刊后，孟十还向《译文》投了一篇苏联作家左琴科的《我怎样写作》的译稿。负责编辑《译文》的黎烈文觉得这篇译文的署名“孟斯根”，多次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刊物上出现，就跟鲁迅提出是否能请译者换个笔名发表。鲁迅允诺后，就委托孟斯根的朋友聂绀弩同他协商。聂绀弩立马找到孟斯根，顺手从书架上抽出本《红楼梦》，说是随手翻到哪个人物就参照他取个笔名。不料，聂绀弩一下子翻到了贾环，就自感有些唐突。贾环这个人物口碑不好，怎么能参照他来取名呢！正踌躇间，孟斯根说：“不妨事，贾环口碑不好，我比他还差上十倍，叫十环如何？”聂绀弩说：“既然这样，莫如换个字，叫‘孟十还’。”随后，孟十还就给鲁迅写信将自己的新笔名告诉给他。从此，孟十还的名字经常在各家报刊上出现，就成了大家公认，自己认可的名字了。
鲁迅对孟十还很重视，因为当时的《译文》是将译介俄苏文学作为重头戏的，很需要介绍俄苏文学名著和苏联文艺理论的文章，所以，在孟十还的译文发表后，他与鲁迅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当时的孟十还还是个青年人，涉世不深，在译文选题上还摸不准时代的脉搏。鲁迅告诉他翻译作品的选题，要避免与别人重复，出版社是要盈利的，重复的译著不好卖，就不容易出版；还告诉他选题切忌“犯忌”。有些敏感的苏联作家容易犯忌，而选择那些俄罗斯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则稳当些。受到鲁迅教导的启发，孟十还翻译了果戈理的《五月的夜》。当他将译稿给鲁迅看时，鲁迅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想介绍果戈理的作品，现在有人翻译了，而且译文水平很好，于是就同孟十还商量准备翻译一套《果戈理选集》，纳入译文社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的《译文丛书》出版。经过协商，他们计划这部选集为六部，只有《死魂灵》由鲁迅翻译，其他五部由孟十还完成。在鲁迅抱病翻译《死魂灵》时，孟十还得知鲁迅正在搜集各种版本的插图，到处访求，后在一家小书店寻得，随即买了下来赠给鲁迅。这套选集因鲁迅病逝只完成了鲁迅译的《死魂灵》和孟十还译的《密尔格拉德》两部，后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与鲁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郭沫若是一对耀眼的巨星，都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作家却有着很深的积怨，成为同道而不相谋的人。
其实，最初鲁迅与郭沫若并没有矛盾与纠葛。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时报》的“学灯”副刊出版的“*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散文《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对于这种编排，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当即就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写信，提出创作犹如“处子”，翻译犹如“媒婆”，版面编排应该突出创作的地位。尽管郭沫若这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地位，但在信中还是认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这说明当时的郭沫若对鲁迅还是没有成见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分别打出了“文学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旗帜。对于这两个文学团体，鲁迅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但对创造社的作家并没有个人恩怨。特别是北伐革命开始后，创造社的作家们纷纷投笔从戎，鲁迅对他们的新选择很是赞赏。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当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时，郭沫若已就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上，失去了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1927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谈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其实也渗透着对郭沫若的看法，可见鲁迅是将革命后的创造社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的。
然而，出乎鲁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冯乃超和李初梨先后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以极左的面目攻击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与此同时却大力宣扬郭沫若对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接着成仿吾发表文章攻击鲁迅“以趣味为中心”，“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根据他这句话，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三闲集》的。对于创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义清理文坛的举动，郭沫若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亡命日本后，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坛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之所以出现创造社围剿鲁迅的局面，是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及其盟友太阳社的作家们，想用“革命文学”的口号，在文化界掀起一个革命的新高潮。出于这种愿望，他们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对凡是不与他们为伍的作家一律大张挞伐，鲁迅作为很有影响的作家自然就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
鲁迅孤军奋战，力挽狂澜，先后写出多篇犀利的杂文予以反击。1929年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富春、潘汉年才责令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后来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赞同“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鲁迅与郭沫若也产生过意见分歧，但鲁迅始终宽厚以待。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他在《嵬苗的检阅》中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歉意。他说他以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记着个人恩怨’的”。
1936年10月正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鲁迅逝世的噩耗，当晚就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给予鲁迅以高度的评价，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鲁迅精神。同时也以此反省了自己的偏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在辞世前一直没有承认当年化名攻击鲁迅的“杜荃”，就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悬案早就被学者们证实了，郭沫若如此回避，可能是不愿意在身后“玷污”他的晚年形象吧！
困顿之时得救助：沈从文与郁达夫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从小就聪明顽皮，当年父亲在外当兵，他的顽皮给母亲带来不少的烦恼。小学毕业后，十四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送到当地的军队当了兵。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他所在的湘西，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他决定离开军队，到北京寻求升学深造。
当时的北大吸收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就在北大听课。可是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他就报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系，但因成绩太差没能如愿。为了生计，他只得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里，学习写作，决心闯入文坛，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练笔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他非常苦恼，就在1924年11月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分别写信，表述自己的苦恼和艰难处境。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读到了他的来信。就于11月13日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到酉西会馆看望了他。屋子里没有生火，寒气刺骨，沈从文正在屋里裹着棉被写作。郁达夫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将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肩上。郁达夫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沈从文很羞怯地告诉他，连早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郁达夫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将剩余的三块多钱还给了沈从文。
在郁达夫的鼓励下，沈从文于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散文诉说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穷困和苦闷，写得十分动情，这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接着他又相继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逐渐被文坛所接受，也同时改变了他的艰难处境。到1926年和1927年他已经将自己的作品结集为《鸭子》和《蜜柑》，由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恩恩怨怨的交往：陈独秀与刘师培
陈独秀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人物，而对刘师培却不一定了解很多。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陈独秀与刘师培相识于1903年，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互相提携，又互不服气，因而他们间的恩恩怨怨几乎贯穿于他们十六年的交往之中。当年陈独秀与邹容在日本强行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家乡安庆后，又被人告密，受到官府通缉，只得仓促逃亡上海。几乎与此同时，刘师培参加会试落第，心中不满，满腹牢骚，慷慨陈词地揭露会试的弊端，官府视为大逆不道，要对他兴师问罪。刘师培闻讯流亡沪上。
在上海他们都先后与章士钊取得了联系，开始给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和《国民日日报》写稿。刘师培将考场失意的情绪转而鼓吹排满革命，随即更名为“光汉”，以表示“光复汉族”的决心。《苏报》被查封后，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后更名为《警钟日报》），目的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这期间，陈独秀与刘师培都参与了这些报纸的撰稿和编辑工作。但他们相处时间不长，陈独秀想自己独立干一番事业，就到芜湖去创办《安徽俗话报》，离开了刘师培。他们各自编辑的《警钟日报》和《安徽俗话报》都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办报宗旨，互相配合得珠联璧合，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两个重镇。1904年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第二年转入同盟会。不久，刘师培向蔡元培举荐了陈独秀，而陈独秀却希望有自己的山头，就回到芜湖成为“岳王会”的头目。
光复会和岳王会尽管有着不同的名称，但其奋斗目标一致，因而陈独秀与刘师培还是经常联系，互为交流的。这一年的11月19日，刘师培参与策划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失利，他在上海难以立足，陈独秀便举荐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到芜湖任教。这时陈独秀已在芜湖成立了暗杀组织。刘师培得知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就以钦差大臣的架势，指手画脚，引起陈独秀的不满。后来刘师培在芜湖以光复会的名义与岳王会争夺会员，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间的矛盾。
不料，两江总督端方接到举报陈独秀和刘师培在芜湖鼓动革命，遂下令缉拿，他们只得一起逃亡日本。不甘寂寞的刘师培到日本就拉帮结伙，与章太炎争夺同盟会会员，使得他在同盟会的威信扫地。1909年他被王金发逮捕，在强权面前他变成了软骨头，但仍然没有得到宽宥。后来还是陈独秀出面给大总统上书，以“神经过敏”为他开脱罪责，出狱后刘师培到四川隐居。民国初年，关注时局、争名夺誉又脚跟不稳的刘师培参与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复辟帝制效力。
1917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此时的刘师培曾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过而流落天津，生活无着，度日艰难。陈独秀不忘旧情向蔡元培推荐了刘师培，被聘为北大教授。不料，刘师培在北大立足之后，就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十分反感，他邀集了一些师生创办《国故》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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