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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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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平后，沈从文就着手准备与张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张兆和就将自己一只戒指，让沈从文当掉。当时，沈从文寄居在杨振声家里。这一天杨家的管家将沈从文换下的裤子拿去洗时，发现口袋里的有张当票，恰巧沈从文不在，就交给了杨振声。杨振声这才发现沈从文手头拮据，就预付给他50块钱的薪金。几年后，杨振声与张兆和的四妹提起这件事时说：“订婚时都是男士送给小姐戒指，作为信物，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任秘书，负责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南迁的疏散和善后工作。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聘任沈从文为国文系教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带着杨振声留在北平的子女来到昆明，他们和杨振声一家住在蔡锷的旧居里，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此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务之余，仍然继续编纂国文教科书。他们分工细致，每周聚会一两次，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回到北平，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后杨振声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们才分居两地，很少见面了。
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陈独秀与台静农都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家乡怀宁和台静农的家乡霍丘，都属于皖北，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陈独秀曾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可是在台静农1922年进入北大时，陈独秀已于1920年离开。一向很尊敬陈独秀的台静农，在抗战前却一直无缘与陈独秀相识。
在1938年10月他们却在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意外地相识了。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他和妻子潘兰珍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于1938年7月搭乘中国银行的飞机到了重庆。几天后他们来到江津县，投奔他的好友邓仲纯。这一年的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老舍邀请住在江津白沙场的台静农，到重庆作鲁迅生平报告。第二天台静农回到江津，顺便去看望他在山东大学时结识的好友邓仲纯。邓仲纯在这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台静农刚一进门，邓仲纯就大声说：“静农到了！”原来陈独秀听邓仲纯说台静农要来，就提前到他的小医院来等台静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江津县城与白沙场都是长江口岸，两地坐船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陈独秀与台静农时常见面和通信。当时，陈独秀准备写两本书，一本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一本是有关文字的书。他将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二十余份。他给台静农写信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有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以毒害青少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关于文字的书，他倒是为了糊口编了一本《小学识字读本》。书名“小学”，即含有汉代以后以研究文字为“小学”的意思，也意味着为小学教师所用。他写这本书，目的是想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让学习者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这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他在编写这本书时，台静农给予他很多帮助。当时台静农在编译馆挂职，经常给陈独秀借阅一些参考书，还为这本书联系出版事宜。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答应出版，并为陈独秀预支稿费五千元。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本《小学识字读本》的付梓，就在1942年的5月病逝了。
为了感谢台静农，陈独秀生前将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陈独秀在江津居住的四年间，与台静农通信百余封，台静农成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忘年朋友，事无巨细几乎都依靠台静农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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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与亲如叔侄：张爱玲与胡适
50年代从大陆到了香港的张爱玲又想要到美国去，想大洋彼岸人生地不熟，需要有个可以帮忙的人，这就想到了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正在纽约作寓公的胡适身上。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她的长篇小说《秧歌》请胡适指点。不久胡适回信，给予《秧歌》以很高的评价。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不只向胡适表示感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过了没几天，胡适回访张爱玲。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胡适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可惜张爱玲先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过烤鸭，过后又因逛街着凉呕吐，无法应约。
就在这冬季，张爱玲与胡适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后来张爱玲为申请到免费提供食住的艺文作场进行写作，不止一次写信给胡适，请他作担保人。胡适是有求必应。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2年2月24日突然去世。张爱玲于数年后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忆胡适之》，深情怀念胡适。
友谊之路不平坦：陈砚秋与俞振飞
著名昆曲小生俞振飞比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年长两岁，早年只是上海一家票房的票友。1923年，程砚秋第二次赴沪演出时，急需一个小生搭档，经人介绍结识了俞振飞。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合作演出珠联璧合。
从程砚秋内心来说，他有意就此纳俞振飞为麾下，共创一番事业。然而，俞振飞的父亲一向不主张儿子下海，只允许他偶尔玩玩票。尽管俞振飞也很愿意与程砚秋继续合作下去，但无奈父命难违。两人不得不分了手。
数年过后，程砚秋又到上海演出。这时，俞父已经去世。程砚秋见到俞振飞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你不能再说是你父亲不让你演戏了吧。”然后，他说服俞振飞随他北上，介绍他拜京剧小生程继先为师学习京剧。可是，俞振飞初在北京登台，被戏迷们欺生。他一怒之下，不告而别。
转眼又过去了两三年，程砚秋与俞振飞又在上海见面。在程砚秋的力劝下，俞振飞第二次为程砚秋下海。从此，两人合作演出长达四年，直到抗战爆发。在这期间，“程派”大多数新戏里的小生，都有俞振飞担当。
由于时局混乱，演艺环境越发恶劣，戏院冷清，各戏班都陷于无戏可演的窘境，收入锐减。面对经济危机，程砚秋决定缩减开支，因此取消了俞振飞每月250元的固定包银。这令俞振飞相当不满。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不惜采取了罢演的极端方式。两人的矛盾，就此公开。随后，俞振飞发表声明，宣布脱离程砚秋的“秋声社”。两人分道扬镳。
抗战结束后，程砚秋主动求和，又力邀俞振飞合作。经过数载风雨之后，两位艺术大师弥合了裂隙。一切恩怨，就在热情相拥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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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醋并存：张爱玲与苏青
张爱玲与苏青同为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对女作家，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常被人相提并论。而生活中，她俩也是常相往来的朋友。
张爱玲与苏青的交往，是从苏青1943年秋创办《天地》杂志向张爱玲约稿开始的，那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人又是有架子的，稿子不肯随便给人。苏青颇知人心理，在写给张爱玲的约稿信中，打性别牌，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心就软了，何况《天地》也并非末流刊物。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鲁迅与钱玄同是浙江籍同乡，一个是绍兴人，一个是吴兴人。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只是鲁迅早于钱玄同四年。1906年鲁迅第二次到日本时，钱玄同刚刚来到日本留学。1908年，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成了同窗好友，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钱玄同性格活泼，他们在一起交谈时，说到激动处，钱玄同总是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可见他们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鲁迅回国后于1912年到*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佥事。他每天很轻松地处理完公务之后，无事可干。尤其是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更觉得心性寂寞。于是他就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有一天，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来看望学友鲁迅，见他正在抄录碑帖，就问他：“你抄这些碑帖做什么？”鲁迅回答说：“不做什么，消磨时间而已。”钱玄同当时刚刚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立时想到请鲁迅给杂志写点东西，就说：“你给《新青年》写点文章吧！”钱玄同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思考，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突然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突然感到鲁迅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样，在钱玄同的启示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使得鲁迅成为新文学的领袖。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钱玄同与鲁迅并肩战斗，发表了很多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观点一致，同仇敌忾，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携手战斗的战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得很尴尬。突然钱玄同见到桌上有张署名“周树人”的名片，他就随口问道：“你又用三个字的名片啦？”鲁迅却冷冷地回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一听这是针对他常用的笔名“疑古玄同”而发难的，一言未发，拔腿就走。
鲁迅之所以这样冷漠地对待好友钱玄同，主要是因为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满；鲁迅则认为钱玄同是站在资产阶级*主义的立场上空谈革命，喜作惊人之语，而不想干实事。
1932年鲁迅再次返北平省亲时，钱玄同竟然公开声明他不认识鲁迅，阻挠鲁迅到北师大演讲。当时钱玄同在北师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听说鲁迅回到北平，想邀请他来校演讲，但不知鲁迅住在哪里，便去问钱玄同。钱玄同一听就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认识鲁迅！”学生们决定自己去请鲁迅，钱玄同威胁学生们说：“要是他来演讲，我就辞职！”学生们没有理钱玄同，请来鲁迅演讲，钱玄同为此很生气，但也没有兑现诺言：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到此，过去的同窗、同事和战友，已经成为陌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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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1920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决定改组《小说月报》，责成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做这件事。他就交给该刊“小说新潮”的编辑茅盾来完成，并要求1921年1月出版该办的第一期。茅盾立即着手组稿。他早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可是与他们素不相识，苦于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想到了王统照，他曾经给王统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就写信给王统照，请他帮忙组稿。
几天后，茅盾突然收到一个叫郑振铎的人的来信。他们也是素昧生平，郑振铎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统照的好朋友。他们由周作人牵头正在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希望他能参加。这样，茅盾就与周作人、鲁迅取得了联系，彼此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鲁迅多次为《小说月报》提供稿件，支持茅盾的工作。像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特别是在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都发表文章，给予茅盾很大支持，使得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改革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阵地。这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
附带说一下，“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鲁迅在*任职，根据北洋政府的《文官法》的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而鲁迅没有参加“文研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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