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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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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黄宗英一样，都是浙江人。1941年冯亦代在重庆担任中央信托局重庆造币厂副厂长期间，曾牵头组建中国业余剧团，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与赵丹等从上海撤退到重庆的演艺界朋友交往很多。因为他性格随和，仗义疏财，在家他又排行老二，所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二哥”。当年还只有十六七岁的黄宗英，也跟随大伙管他叫“二哥”。在她的心目中，“二哥”知识渊博，犹如浩瀚的大海一般。她十分尊重这位“二哥”。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回到上海，特别是黄宗英与赵丹结婚后，赵丹与冯亦代这个老朋友经常联系，黄宗英自然也对冯亦代更加熟悉起来。
1949年冬天，冯亦代调北京工作后，每次赵丹和黄宗英到北京来，都要去看望这位“二哥”。在赵丹逝世后15年的1992年秋天，在一次文化界的聚餐会上，黄宗英又与“二哥”相遇了。他们互相陈述自家的遭遇。当黄宗英得知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已经过世多年时，她的心为之一动。过了段时间，黄宗英给她的大哥写了封信，表示她要与冯亦代结婚，要是不同意就算她没有说这件事。大哥对小妹再婚并没有意见，只是担心冯亦代比小妹年长12岁，是否合适？对这个问题，黄宗英回答得很干脆：“正是因为他年纪大，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才想到与他结婚的。”既然如此，大哥也就对她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黄宗英收到了冯亦代的问候来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联系。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互通了近500封信。1993年10月底，黄宗英给冯亦代的信说：她要来北京。11月6日这一天，80岁的冯亦代要了辆面包车到机场去接黄宗英。当时，他心里喜洋洋、美滋滋的，但不知见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黄宗英推着行李车走出闸门时，冯亦代的女儿给她献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冯亦代笑嘻嘻地呆望着黄宗英，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片刻，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早上又写了篇文章。”实际上他们心神互通，彼此了解，朴实真挚的内心情感，都包含其中了。
在他们举行婚礼仪式时，很多文化界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著名作家袁鹰当场口占一首打油诗：
白发映红颜，
小妹成二嫂；
静静港湾里，
归隐书林好。
袁鹰刚朗诵完这首打油诗，黄宗英就高兴地说：“明年我们就给大家看个胖娃娃！”一句话语惊四座，大家有点瞠目结舌，此时，黄宗英卖了个关子，又补充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合作的一本文集，叫做《归隐书林》。”
他们结婚后，冯亦代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一路散步一路思忖，我的脚步比以前轻盈多了，我自己感到我的心情比之于前完全不一样”，“我做人重新有了一个目标，我感谢你给我的爱，滋润了我衰老的心田，是你用爱情给我的复苏。我真感谢你，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这是冯亦代的真实心声，也是这对老年夫妇心声的真实写照。。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危难中相救扶的恋人。萧军，本名刘鸿森，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筹组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亡哈尔滨。为了维持生计，他用“三郎”的笔名投稿，初展文学才华，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后应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1932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署名张迺莹的女读者的求救信。信中倾诉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官僚士绅，逼他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到北京。这个“未婚夫”追到北京，骗她回到哈尔滨与他同居。后来因欠下东兴顺旅店600多元房费，那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归。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写信求助的女人张迺莹，就是未来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裴馨园读了这封求助信，很同情这位素昧生平的女读者，就让萧军前去旅馆探望。萧军到旅店找到萧红。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穿着破旧，同情与怜悯的情怀便油然而生了。
当萧红得知来探望她的青年是经常发表诗文的三郎时，便从心底滋生了敬佩之情。他们谈得很投缘，萧红将郁积心底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一股脑儿倾吐给萧军。萧军见她将自己难言的屈辱，痛苦的经历都坦然陈述，则更加同情这位女士。特别是萧军偶然间从萧红的床上，发现了她画的画和写的诗文，萧军更加同情这位落难才女。此后，萧军经常到旅店去探望萧红，并警告旅店老板不要逼良为娼。
1932年秋天，松花江江水泛滥，淹没了哈尔滨的大部分街道，萧军趁机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他们同居了，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萧军为了养活产后的萧红，不辞辛劳，或写稿，或兼职授课，想方设法地赚钱，结果还是经济拮据，只好将新生的女孩送给他人。萧军很器重萧红的才华，鼓励萧红写稿。她就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
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坚持多久，1938年他们到延安后，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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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人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临汾这段时间，萧红与端木蕻良接触较多，她对端木蕻良产生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情。特别是端木蕻良曾当众说萧军在文学上不及萧红的话，更满足了萧红的虚荣心。不久临汾告急，萧军准备跟随“民族革命大学”一起撤退；而萧红和端木蕻良则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西安。这意味着萧红和萧军同居六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半个月后萧军与萧红在西安相遇时，萧红已与端木蕻良“定情”，他们只得选择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旋即去了武汉。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胡风提议他们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1938年8月，日军轰炸武汉，人们纷纷逃亡。他们决定撤离到重庆。当时，罗烽和白朗夫妇与他们的母亲都在武汉，端木蕻良托罗烽买船票时，只买到四张。这样五个人只能有四个人乘船。端木蕻良让萧红与罗烽一家一起走，而萧红则坚持自己在武汉的朋友多，过几天可以弄到船票，让端木先走了。当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不久就帮助她买到了船票，来到重庆的罗烽家，生下了一个死婴。
1939年年底，日军飞机几乎天天在北碚上空侦察、轰炸。肺病日渐加重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商议前往香港避难。当时端木蕻良举棋不定，就去找华岗征求意见。华岗鼓励端木夫妇前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许多文化工作可做。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创作了《科尔沁前史》。这时的萧红身体很虚弱，精神上也感到很郁闷和烦恼。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当时萧红的肺病越来越重，端木蕻良委托文友骆宾基代为看护萧红，他外出筹集医疗费用和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几经转移，萧红被送入了一所女校的红十字会临时救护站。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以31岁的英年离开人世。萧红的遗体火化后，端木蕻良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瓷瓶里，与骆宾基一起，设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按萧红遗愿，将一骨灰瓶葬于滨海的浅水湾，把一块事先写上了“萧红之墓”字样的木牌竖立于墓前。另一瓶骨灰则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埋在萧红逝世的女校后山山坡的一棵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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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与共的夫妻：吴晗与袁震
吴晗和袁震的结婚照 吴晗与妻子袁震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认识的。袁震是湖北光化人，1921年和她姐姐袁溥之在武汉读书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大革命失败后，袁溥之被捕，袁震只得离开武汉，转学到清华大学史学系。后来，由于她身患肺病，没有读到毕业就休学在学校养病。
吴晗在史学系任教时，受其朋友的委托照顾养病的袁震。当时的肺病没有特效药，袁震的身体非常虚弱。吴晗对这个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照顾得无微不至，帮助她治病和料理生活起居，尤其是在交往中吴晗对袁震的学识和进步思想更是钦佩，就向袁震表白了爱慕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1938年吴晗的父母也来到昆明，听说吴晗有了未婚妻，就催促他们赶快结婚。吴晗当即给袁震寄去路费，要求她尽快来昆明结婚。不料吴母见到的未来儿媳却是个弱不禁风，面色苍白，身体羸弱的女子，便改变初衷，不同意举办婚礼。吴晗没有因此而疏远袁震，反而对她照顾得更加体贴入微。吴母也很同情袁震，向吴晗表示：只要不与袁震结婚，宁愿变卖全部家产，为袁震治病。可是吴晗却认为，袁震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朋友间要患难与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该关心、爱护人家，更何况人的感情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就这样，吴晗说服了母亲，终于在1939年10月与袁震举行了婚礼。
后来吴晗对他的朋友们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吴晗与袁震携手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在“*”期间夫妻二人都被投入监狱，先后于1969年的3月和10月被折磨致死。
父亲认可了他们的恋爱：钱钟书与杨绛
著名文学家钱钟书是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他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挥毫为文，感情淋漓，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学子。
杨绛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文学。她刚一入学就读到了钱钟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很是景仰他的才华。由于他们所学的学科不同，几乎没有机会相识。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一天钱钟书去女生宿舍看望一位老乡时，无意间见到了老乡的同学杨绛，而且他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开始单独约会，继而私定了终身。
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热恋中的恋人分别后，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鱼雁往还频繁。这引起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注意。有一天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被钱基博看到了。信中杨绛提到只有求得双方父母和兄弟们的认可，他们的爱情才能得到生存的土壤，“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基博从杨绛的信中感受到准儿媳的通情达理，由衷欢喜，便直接给杨绛回了封信，称赞了杨绛的孝悌情怀，认可了她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杨绛读了钱基博的信也很受感动，就大胆地将自己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早年担任过京师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此时已经辞职，在苏州当律师。开明通达的父亲，对钱钟书的家世、人品很满意。但在当时儿女婚事除了尊奉“父母之命”，还要经过“媒妁之言”来搭桥，于是由两家分别请彼此都熟识的朋友说媒，并约定吉日，在苏州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订婚仪式。这样，这对恋人才正式订立了婚约。
友朋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1926年，设于北洋民国政府工商部的地质研究所收归北京大学，重新定名为地质学系。此前，北京大学曾设地质门，因招生不足而停办。该系恢复后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来到正由丁文江主政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每人分给10种岩石让他们识别，结果没有一位能够及格的。丁文江带着成绩单去找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胡适问难，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几天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都不及格，你看这份成绩表。”胡适问他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是想同你商量，我们一起去见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看看这份成绩表，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办得怎样糟糕，你说他不会怪我吧？” 丁文江与胡适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丁文江这番话，这在某些人看来无异是在告胡适的状。但丁文江并没有这样想，而胡适也没有这样想。他们共同关注的都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胡适立即答道：“蔡校长一定会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的。”
丁文江和胡适一起去见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听了丁文江的批评，又看了成绩表，不但不生气，而且很谦虚地向丁文江请教整改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一，请李四光来北大任地质系教授；第二，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葛利普后来为中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建、黄汲清、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为开发大庆油田、为新中国摘掉贫油帽子立下汗马功劳。
“见到了一线光明”：丁玲与鲁迅
丁玲在1924年她的好友王剑虹病逝后，心情沉郁，只身离开上海北上。到北京后仍然找不到出路，更陷于精神苦闷之中。在这种心境下她重读鲁迅的文章，感到“有所慰藉”，于是就如饥似渴地搜寻鲁迅的文章来读。从中她似乎“见到了一线光明”，就给鲁迅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当时鲁迅对丁玲一无所知，没有给她回信。
丁玲与鲁迅见面则是1931年的事了。当时她受左联的委托在上海筹编文学刊物《北斗》，她想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质朴而有冲击力的插图。冯雪峰得知后，就在1931年7月31日带着丁玲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当时鲁迅正为柔石等烈士的惨遭杀害而痛心，就为《北斗》选了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登在创刊号上，以此表达了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纪念。
此后，丁玲多次到鲁迅家去，也多次在左联的会议上见面，鲁迅对她很关注。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向她要了十几本，将这些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以扩大丁玲的影响。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鲁迅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不久传闻丁玲被杀害，鲁迅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秋风守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时，丁玲被绑架，断了她母亲的生活来源，鲁迅则与出版丁玲的《母亲》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联系，给丁母分期汇寄稿酬。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就选编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小说，可见他们是将丁玲的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荐的。
1936年夏天丁玲得以逃出南京，是曹靖华将丁玲的处境告诉给鲁迅，鲁迅通知给冯雪峰，帮助丁玲逃脱虎口的。丁玲到上海后，要求会见鲁迅，但因鲁迅病重，未能如愿，不料丁玲到达西安时就得到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她只好以“耀高丘”的署名致信许广平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情。
大师与平民的真挚友谊：胡适与袁瓞
袁瓞，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读到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他因无一技之长，曾卖过豆腐，做过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袁瓞爱读书，尤其喜欢与人讨论英美政治制度问题。一次，他不揣冒昧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此时正执掌“中央研究院”，接到这封信，对这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深感精神可佩，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所提问题如实作复，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卖饼的，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这件事“使我乐观，使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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