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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村上春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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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阅咸粢晕鳌返敝小＜犹僭凇洞迳洗菏骰埔�2》一书中明确地分析道：这个被人们忘却了的时间的扭曲，乃是为了将“异界的人物”引入作品世界而准备得相当周到的一种文学装置（几乎堪称村上春树特有的“指纹”）。
加藤的村上论变得“易于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本《村上春树黄页2》中，加藤采用了通过三十一位读者的“集团性阅读理解”来展开分析的评论方法。作为有利于评论家摆脱某种固有的“语境”，而让“快门完全打开”的一种理想状态，显然，用“复数的视线”来同时阅读一个文本，不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吧。为了解读村上春树的故事世界——复数的时间、复数的叙述者相互纠缠的世界，加藤慢慢地把复数的读者所呈现的复数的“阅读路线”加以整理和汇总。我想，这是加藤所抱有的信念在二十年间充分深入的结果。即他相信，村上春树作品中“激剧欠缺的东西”，对于从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而言，也肯定是“欠缺的东西”。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村上春树在世界上广受追捧？
其原因在于，他的小说中“激剧欠缺的”东西，并非仅限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这一本土地域所特有的阙如，而是我们大家所生存的整个世界所欠缺的东西。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解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评论家们完全不愿提起‘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和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东西，并非“共同拥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同欠缺的东西”。对于这一“悖论”，评论家们毫无觉察。
村上春树并不是因为证明了“我知道并能体验的事物，他人也知道并能体验”这一点而获得世界性的。而是通过描述“我所不知并无法体验的事物，他人也不知且无法体验”这一点，才获得了世界性的。
我们所“共同欠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就是某种尽管“不存在”，但却深切而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些生者的行为举止和每一个判断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死者们的逼近”这一阙如性的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生者与生者发生关联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死者“以与存在不同的方式”（autrement qu’être）去影响生者的方法，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因为“不存在之物”绝对不会被“存在的语法”，换言之，即被各自的“语境”或“国语”所侵袭。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描述着死者以阙如的方式支配着生者的生存方式这一个主题，而且是一直都只描写了这个主题。他从未选择过此外的主题，这种甚至于有点过剩的节制（这一点确实存在）提高了村上文学的纯度，给他文学的世界性提供了保障。
因此，窃以为，加藤在他最初的村上春树论中（大概加藤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写下了透析村上文学本质的决定性语句。加藤非常准确地写道，在这里“人并不是活着的”。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一节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
“村上春树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
冷不防被学生这样问道。
的确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毫无疑问，尽管他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一种主张，即“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真是风味绝佳”，但这并不能称之为“主题”。
但是，要对一切提问都能立即作答，是大学老师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所以，我当场回答道：
“这个嘛，吉冈同学，就是‘邪恶的力量乃是存在的。’”
回答完毕，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说中了正确答案。
村上的小说构成了某种连续体，无论在哪一部小说中，主人公都是“我”。
《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舞！舞！舞！》中的“我”，根据其职业和交友关系，可以看做是同一人物。在其他的作品中，虽然每次“我”的风貌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也还是同一人物。
“我”并不是冒险性的人物，也没有世俗的野心。只是一个喜欢美味的啤酒和美味的通心粉、喜欢爵士乐和熨烫衣物的普通青年（逐渐变为中年）。他所渴望的，仅仅是不被任何人恶意地捉弄，就像手艺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做好托付给自己的工作，过一种“正正经经的生活”。
在《舞！舞！舞！》中，“我”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像“文化积雪清扫工”一样的东西。
一旦下雪，人们就会明白，尽管“扫雪”并不是谁的义务，然而，这工作若是没有人干，最终大家都会非常为难。说来，这工作几乎没机会得到好处。可恰恰是多亏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扫雪”人，世间不利的胚芽（比如，脚下一滑，摔坏了头盖骨之类的厄运）才得以被摘除少许。我想，这就属于那种“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吧。
当然，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样的生活，是无法成其为世界文学的。理所当然地在“我”身上发生着令人惊讶的事情。说来，大都是一些“异界的人”翩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如《寻羊冒险记》中的“鼠”，《舞！舞！舞！》中的“羊男”，《奇鸟行状录》中的“加纳马耳他”，《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等等。
“我”在他们的引导之下，触碰到与现实迥然不同的世界。然而，当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故事渐入佳境之时，这些“异界的人”们大都会在留下谜一般的信息后，倏然消失不见。
在村上春树的仙境中，“异界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究竟。他们会是某种隐喻吗？还有，在他们的言辞中，是否包含着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构造的重要信息呢？
在村上的作品中，一旦异界的人物粉墨登场，故事便会迎来大团圆的局面。如果只看故事的这种结构，则浅田次郎①也与此类似。那么，村上春树和浅田次郎所描写的会是相同的事情吗？（不会吧。）——就这样琢磨着，我恍如钻进了死胡同里。
然而，在回答吉冈同学的问题时，我忽然注意到，“异界的人们”其实是为了将读者引向死胡同而特意设置的道具。
我认为，来自异界的使者们一定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才现身于“我”这个主人公面前的。因而，我试图理解他们“信息”里的“意义”。可是，来自异界的人们所说的话语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
村上春树与冷酷魔境（2）
（《寻羊冒险记》，2001年，300页）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
（《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嗑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2001年，73页）
我们也毫不例外。像“被老虎钳夹过的猫爪”那样“毫无意义，又残###之极”的经历，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处等着我们。
其几率相当高哟，村上春树说。
所以，拐弯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尽管或许这也只是徒劳之举。）
我认为，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种危机预感中的人，才懂得像扫雪之类“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才能“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的绝佳风味”中，发现无可替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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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二节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
整天都在爬格子。
拼命撰写着《街头的美国论》。
因为是把录音带上的内容改写成文字，所以，不时会出现突然断句的情况。这到底是因为MD录音效果不好，导致无法听清呢，还是因为我的思路脱缰暴走，以至于理解不了？抑或是因为M岛君认为过分无聊，而大刀阔斧地删除了部分内容？其中的缘由不甚了之。
但如果只先来一个煞是奇怪的引子，接下来却没有相应的正论部分，那么，读起来总觉得有点于心不###。
无奈，只好将漏掉的部分加以适当的填充。即是说，依靠发挥想象力来填充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不知道该称之为“创作”，还是“篡改”，反正，肯定变成了与原始内容大相径庭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是在一年前谈论这个话题的。当时的我与此刻进行校对的我已经不能说是“同一个人物”了。
自己先铺排好引子部分，然后再缀写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句子。在从事这种操作的“我”中间，分明聚集着一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对自己撰写的文稿进行校对，这是一项充满乐趣的工作，但又多少不同于对文章进行推敲和雕琢的乐趣。不，这是因为，从那些“自己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书写”的句子里，能够感知到那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间隙”似的东西，还有通往“异界”的隘路似的东西。
据说村上春树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通常都是先整理好文稿，随后又重新改写。
可以推想，他这么做，与其说谋求的是“完成”工作的愉悦，不如说是谋求着另一种愉悦，即追随着“我为何会如此书写”这样一种“源于自己心中之谜”的踪迹，而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也有些作家能够完全驾驭自己的运笔，一开始就对文章的内容成竹在胸。不过，在读者看来，出自这种作家笔下的东西或许有点缺乏悬念。
睡觉前，阅读村上春树的《象的失踪》，竟拉拉杂杂地想到了这些。
尽管其中收录的十七个短篇小说都是我读过的作品，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编者，菲斯克琼①具有绝佳的品位。
我个人认为，村上春树的最佳短篇当属《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去中国的小船》和《下午最后的草坪》，而这三篇都被悉数收录其中。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是一篇特别沁人心脾的短篇佳作。
美国读者也对它不难理解吧。
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过两三次这样的体验，徜徉在大街上，突然得到一种恍如遭到电击般的确信：“哇，此刻从那边走来的女孩，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当然，也仅限于获得一种确信，然后就各分东西了。但事后也总会有种感觉，自己和那个女孩在某个地方是“维系在一起”的。
比如，我的女儿和那个女孩的孩子，或许几十年后，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
偶尔会有些人尽管是初次见面，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我的记忆，而是源于“某个人”的记忆。
在撰写《美国论》的过程中，突然很想拜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①的《论美国的###》。而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又涌起了想读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念头。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2）
读着读着，又想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
尽管以前我也曾论及过这种“连锁式读书法”，但它却是唯有暑假才可能实现的至福体验。
“没准‘这个’就是‘那个’吧？”——在怀着这种念头而打开的书本里，肯定潜藏着某种成为“钥匙”的想法，而且这种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此番我不能不再次认识到，名叫马克斯？韦伯的人的确堪称了不起的人物。或许读者会说，事到如今才领悟这一点，又能如何呢？
他在处理问题时运用的“手法”非常严谨致密。
他不是事先设定好一个“体系”，然后再根据它来对资料进行取舍，而总是循着资料的整合性很可能发生破绽的那条模糊的“缝合线”，逐渐呈现出能够对它做出说明的“体系”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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