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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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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枪和子弹的热情从何而来？多年之后想到枪，我还会想起“九二九”指示，九二九，一条跟民兵，跟枪有关的最高指示，它使我们上高二的时候就全体当上了基干民兵。高中二年级，那年的九月十月，我们每天下午都在学校操场上练习瞄准，像猫头鹰一样把一只眼闭得紧紧的，三点成一线。枪这种东西使人无端兴奋，我们是那么喜欢不同凡俗的事物，枪这种东西原本是电影里才有的，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神话，但现在，它来到了我们的手里，沉甸甸的，闪着铁质的光泽，散发着铁的气味，手上接过来，心中一凛。它真是不同凡响的。我们趴在草地上，草地有点湿，但我们是不怕，我们已被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脏和湿就更不怕了。实弹射击，令人兴奋，我马上想起高二的那次，在陆地坡，我趴在草地上，闭上一只眼，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右手一扣扳机，耳边一声巨大的闷响。
生产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直接来到我们的灶间，他站在门口，问我们晚上吃什么菜，罗东抢先说，吃猪肉炒咸萝卜，这是少有的好菜，这天正好赵战略出墟，顺便割了肉。由于刚刚吃到了猪肉，所以每个人脸上都喜洋洋的。队长就说好，你们明早不用出工，到大队集中，基干民兵，实弹射击，算一天的工分。
简直就是双喜临门！才吃炒猪肉，又打实弹枪，百里六感横渡，极目什么天舒呢？（毛泽东原词为：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我马上听到了想象中的各种枪声，重机枪的声音比较厚重，有点像沉闷的鼓声，咚咚咚的；嘎嘎嘎的是轻机枪；嗒嗒嗒是冲锋枪；砰砰砰的是手枪。“枪声响，军情急”这两句词以京剧《杜鹃山》柯湘的唱腔出现在混杂的枪声中，这时我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革命时代，在《英雄儿女》的召唤下，日夜想象自己置身于烽火连天的战场。
难道我是一个不热爱和平的人么？难道我天生热爱战争，是个嗜血之徒么？千真万确不是。完全是因为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立下了雄心壮志，一要解放台湾，二要解救天下三分之二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第二天上午，社员们都在坡地上种红薯，他们看到机耕路上陆续走出了各生产队的知青，赵战略理着平头，面色严峻，目不斜视，罗东嬉皮笑脸，走路晃里晃荡的，边走边远远地跟放牛的三公打招呼。有人看到水尾队的安凤美也出来了，她穿着一身蓝衣服，挺胸收腹，走得一弹一弹的。地里的人叹说，这南流街上的妹娘走路就是好看些，她们走得像根丝瓜，我们走得像只南瓜。
这次实弹射击很平淡，每人打三枪，赵战略失手打飞了一枪，只有二十环，我和高红燕都打了二十六环，罗东是二十三环，安凤美也都打了二十二环，丁服打了二十九环，公社人武部对她很满意。她很谦虚，浅浅笑着，说她还要努力。她比在高中的时候又成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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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1）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样好玩的事情竟然让我们撞上了。有一晚，公社武装部突然命令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之后到毛窝山和牛角山抓空降特务。特务这个词我们从小就熟，他们在电影、戏剧、广播、课堂的故事中鬼鬼祟祟（这是男特务）或者妖里妖气（这是女特务）地出现。可惜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这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大大的悬念。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不由得把周围的人想象成特务，一个灰头灰脑的男教师或者一个花枝招展的归侨女教师，他（她）真是太像特务啦！有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我在无聊中走火入魔，认为我最亲爱的外婆是潜伏的特务，并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毒死我。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毛主席刚刚逝世，大家觉得世界末日到了，空气沉重，前途渺茫。男生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说打仗好，他们做梦都想打仗。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们都是一些没有思想、不懂政治的傻瓜，在偏远的小地方长大，从来没有听说过灰皮书，也缺乏觉悟，如果我们生长在北京，就会有所不同，我们将会意识到，毛泽东逝世，不但世界末日不会到来，我们还将迎来命运的巨大转机，我们将不再依靠基层的推荐，凭自己的能力就能考上大学，我们不必再争当先进知青，也不必再搞那些稀里古怪的一技之长了。
但我们生长在南流小镇，从小被教育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所以一听说毛主席死了，就觉得天已经塌下了一半。这样的想法比较正常。特务这个时候来空降，很像是要打仗的样子。当我在夜里跟全公社的基干民兵爬毛窝山的时候，我感到世界大战已经打响，而我则置身于一支游击队之中。
我往山上走，毛窝山很近，就在知青点的对面，我们天天看着，还曾经上山打过几次柴，向来觉得它比较平庸，一览无余。现在天上降下来的特务居然要落到它头上，这使它平添了一层神奇。看到黑暗中各种树木深浅不一的轮廓，一支熟悉的歌子就从我的脚下升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支名为《游击队员之歌》的革命歌曲，它给我火上浇油，我们都是神枪手这样的句式使我融入了战争年代那个在芦苇荡里的“我们”，我身穿大襟衫，腰扎牛皮带，皮带里别着驳壳枪，短发齐耳，英姿飒爽。不过我很快又明白，这其实是《渡江侦察记》里张金玲的打扮，我把人家抄袭了。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女游击队员是否还有别的打扮。
想到驳壳枪我如梦初醒，发现了自己手里拿的是扁担，肩上挎的是一根绳子，绳子上绑的是电筒，手上没有枪，腰里没有枪，肩上也没有枪。没有枪，我的英雄美梦将在何处着落呢。
我们从山脚走到山腰。
我的左边是高红燕，右边是罗东，比起安凤美，高红燕是真正朝夕相处的同队伙伴，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这好像是《老房东查铺》，该歌充满了叙事性，歌词冗长曲折，只有记性特别好的人才能从头唱到尾。说到高红燕，她的故事太少了，她活十辈子都不如安凤美，她是一个好女孩，但一般好女孩不太有趣，但凡有意思些的事情，往往是坏女孩干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口令从左手高红燕这边传来，再从右手罗东这边传走。口令说：关掉手电筒，停止前进。我把口令传下去之后就关掉了手电筒，同时我对停止前进十分不理解，因为出发前武装干事指示我们，从毛窝山的这一面排成一线往山上走，一直走到相连的牛角山，叫做“过篦子”，我们一两百人组成一把巨大的篦子，把整座毛窝山和牛角山统统梳一遍。篦子是一种特殊的梳子，是用来对付虱子的，它两齿之间的缝隙极小，只能通过一根头发丝，虱子是过不去的，于是虱子就被篦掉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只大篦子上的一只梳齿，我们在半夜里要篦掉两座山，以便把那个空降的虱子篦出来。
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2）
公社的武装干事出发前要我们用手电筒仔细照射每一处旮旯角，遇到灌木丛或棺材坑（这里有起骨的习惯，在死者葬后的第二年开始敛骨，再进行二次葬，所以有棺材坑），更要仔细看清楚。我们刚刚上到半山腰，又忽然命令停止前进，这等于这把篦子梳到一半就不梳了，那空降的虱子岂能篦得出来？这使我大惑不解。
我靠在一棵松树身上坐着，屁股底下横着我的扁担。虽然隔着扁担，又湿又凉的地气还是从草根升上来，此外还有夜气和松脂的气味。夜气是蓝色的，有点像烟又有点像雾，从四面八方飘过来，松脂则在我背靠着的树身上，松脂的气味芬芳馥郁，一阵又一阵，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气味，所以我闻了松香就像有些人喝了酒，浑身上下十分舒服。亲手抓到空降特务的念头就瓦解了。
我靠在松树上，浑身松软，我看看天，又看看地，看看近处，又看看远处，看到山下我们知青点，在秋天的星星下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像一排木箱那么大小，村子里的灯都熄掉了，村子的轮廓有点模糊，但忽然我又觉得它是清楚的，有一片温暖的黑暗。每次打柴，都要从山上远望村子，很奇怪，这时候看到的村子，就会产生一种温暖的家园之感。那一次，我们手执柴刀站在山上，又累又饿，割下的茅草还不够半担，而村子里的炊烟已经升起，有人去挑水，有人下菜地，有人赶牛回栏，这一切融在蓝色而温暖的炊烟里，在村子的上空盘桓不去。那一次，我们刚刚插队两个月，是第一次上山打柴。后来天完全黑了，半边月亮升上来，我们都没有力气了，每个人靠倒在一棵树上，直到队长带人点着松明上山把我们找到。
特务和打柴连在一起真是奇怪。蹲了大半夜之后特务没有抓着，最后传来的口令是：原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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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自行车成为一种夜行动物（1）
我的这间屋子，它在六感学校最边缘的角落里。它只有厕所那么大，如果用来当猪圈，只能圈两口猪，若圈三口，就有点挤。这是我当代课老师后，学校分给我住的。
我的屋子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放不下桌子，我搬来了半扇床板和砖头，把床板架在垒起的砖块上就成了“桌子”，砖块不能堆得太高，不然容易倒下来，所以这张桌子只有我的床一样高，我必须坐在一张很矮的凳子上才能使用这张“桌子”，我总是坐一会儿腿就麻了。
从水冲村到六感学校有两条路，一条是泥泞的小路，另一条是泥泞的大路。如果这两条路在北方，就将是两条尘土飞扬的路，北方一年到头不下雨，土路干燥，浮尘极大，与之相比，我宁肯走六感那种路。如果不下雨，我就穿解放鞋，若下雨，我则穿一双黑色的雨靴，我们管这叫水鞋。水鞋在南流是一种有点奢侈的东西，虽然大多数家庭有，但小孩肯定没有。我的水鞋是当代课老师后买的，面很软，又黑又亮，鞋跟有点像现在的中跟鞋，比起穿解放鞋，更有一种挺拔的、亭亭玉立的自我感觉。我喜欢穿着这双自己买来的水鞋走在细雨飞扬的路上，我戴着一顶笠叶帽，雨点落在帽子上就像落在陈年的落叶上，发出一种沉闷的响声，而且这种笠帽还散发出一种陈年落叶的气味，戴上它就像站在千年老树的树底下。
我中午饭和晚饭都回水冲知青点吃，我在队里记工分，在队里分粮食，晚上我住六感学校的小屋子里，水冲到学校的路我每天都要走上四趟。更多的时候我骑着我的双杠自行车走大路，大路就是机耕路，下雨的时候，拖拉机把机耕路辗出两道很深的车辙，后来的自行车就沿着车辙前进，于是机耕路看起来像是两条小路并起来的大路，中间突起来，还长了一点青草，但两边的车辙比较平实坚硬，只要不下大雨就不会存水。我很喜欢这样的大路里的小路。
星月朗朗，我骑着自行车走在机耕路的车辙里，没有车灯，也不打手电筒，车辙在月光下微微发白，有时不留神自行车就走到了中间突起的地方，连人带车一起颠起来，我忽地一下腾空，又忽地一下落地，在撞击中升升降降的，很像坐在一匹奔跑的马背上；马儿踏踏，在青草上狂奔，我的身体跟随马背起伏，风从我的脸上飒飒而过，我的头顶对准一颗星星矍矍冲过去，像子弹一样呼啸，像剑一样耀眼，像闪电一样锋利。当然这是做梦。
在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夜里，四周一片漆黑，开始的时候我把手电筒绑在车头上，绑的时候角度不够精确，车一颠，更照不准路，忽而冲左，忽而朝右，有时索性只照天上，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电筒，只怪机耕路中间突起的那道长着青草的死泥，是它把电筒颠歪了。在墨黑的夜里，我和车头上绑了手电筒的自行车就像一头奇怪的野兽，目光如炬，瞪着大眼东看，西看，望望天又望望地，傻呆呆地不得要领。后来我改用右手单手扶车把，用左手举着手电筒，这样就有点接近杂技演员。我也以为自己无师自通，以为只要大胆，杂技演员谁都可以当。有一次，我心一横，就把两手同时松开了，结果一秒钟都没到，就连人带车摔了个四脚朝天。后来我习惯了夜路，再不用电筒，既不用绑着，也不举着，我和自行车成为了另一种夜行动物，我们不再长着傻乎乎暴露目标的发光大眼，我们的眼睛在身体的内部放射一种冷光，别人看不见我们，我们却能看见别人，我们竖起耳朵耳听八方，四只爪子在泥地上潜行不发出一点声音，我们真像一只机警敏捷的豹子啊！我们又像一只笨大熊，无论豹子还是笨熊，都使我感到我的脚掌直接碰到了地面，有点湿，有点粘，有时又有点干硬，有点凉凉的。
什么叫做南方？在我看来，南方就是常年打赤脚的地方。插队一年半载之后，我们的脚底就磨得像树皮那么厚了。
刚来的时候，喜坤喜凤喜月喜莲来看我们洗脚，她们三三两两的搭伴来，先在我们门口探头探脑，然后一挺身就入屋了，入了屋也不坐，站在屋子中间，看看我们的蚊帐被子和枕头，又看看我们的铁皮桶脸盆和木箱，一边看一边嘴里发出啧啧叹声，说郑屋那边大木的新娘的嫁妆还没这么好，夸过之后又看我和高红燕洗脚，我们刚刚把脚举起就引来一阵惊叫，她们叫道：到底是南流街来的啊！脚底板比我们的脸还要白。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出去，队里的姑娘媳妇都来看我们洗脚，连玉昭清扬都来了。来得最多的是喜凤喜月，喜月喜欢把她自己的脚底举给我们看，她说：你睇我的脚，跟树皮那么厚，刺都刺不进呢！她用长长的指甲揿给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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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自行车成为一种夜行动物（2）
现在我的脚底板也有树皮那么厚了。光脚上山打柴或者走在多砺石的路上，或者走在草上、沙子上、锄过或未锄的泥土上、水田里、泥泞的路上，我的脚底板已经见多识广，它亲历的事物比脸还要多，在关于夜行动物的想象中，我的脚最先产生反应，脚和手，立即变成了四肢，我四肢着地，前右踩着了一块石头，前左探着了一洼水，后右陷在了一摊烂泥里，后左稳稳地立在一块平整坚硬的地上，这一瞬间的感受如此丰富，它聚集在我的四肢上，并且不断地游动、放射，紧接着我感到小腿一片冰凉，这说明一，有风吹来；二，我的裤腿挽到膝盖，小腿完全裸露，风一吹就直接吹到了皮肤上。
冰凉的小腿使我完全记起夜晚骑车到学校的情景了，皮肤的记忆真是比脑子要好，经久不衰。我光着脚，把裤腿挽到膝盖，在漆黑的夜里呼呼踩车，这副打扮完全不像一个知青更不像一个人民教师（每到开会，这个光荣的词总要频频出现在我们头上），当然更不像一名马上佩剑的侠客。多少次我把自行车当成马背，梦想着自己是一名携剑的侠客，穿着白色的衣衫，如流星般迅猛，轻盈地飞越六感的上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裤腿挽到膝盖，现在想来，是为了一旦不慎，从自行车上摔到稻田里，我可以单腿着地，而水田里的泥水最多不会超过小腿的深度，我只需把腿上的泥浆冲干净，把裤腿放下，就可以干净整齐地出现在六感学校我的班级的门口。如果卷裤腿，万一掉入水田，拖泥带水稀里哗啦地走进学校大门，这副样子跟一名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相去甚远，倒像一个逃犯或者是一名捣蛋鬼。
我从水田里拔出脚，扶起自行车放稳，看到只有我脚下的几株禾苗被压歪了，三五步外的稻田静如处子，沉在水里的细泥像镜子一样光滑细腻，泥面上的一层水清澈透明，跟井水一样干净。我撩起一捧泥水洗小腿上的泥，泥面上的水一时就变浊了，我就再走几步，再撩一捧水。几捧水就把泥腿泥脚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再骑一小段路到学校，我换上解放鞋或者凉鞋走进教室里，晚自习刚刚开始，学生们差不多到齐了。我的裤腿有点皱，但每个老师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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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感学校长出三头六臂（1）
九点多就下晚自习了，我回到我的小屋子，就像鸟儿从笼子回到了树林，我的笼子就是一节又一节的课，一摞又一摞的作业本。我不太喜欢讲课，也不喜欢改作业，我喜欢带学生劳动。这种劳动跟生产队里的劳动不一样，带有嬉游的气质，如同城市里的春游或郊游。教育革命的语录是怎样说的了，“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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