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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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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啊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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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啊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啊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啊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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