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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堂-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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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和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条件，就能把大伙留在这块土地上。这样，我们的农民工人即使工作离了土，但人没离乡；即使人进了厂，可所有的生活方式还在农村。这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党委一班人这么一总结，村干部们听后拍手称好。于是乡镇企业发展后，农民工人们仍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经验，从碧溪开始传遍苏州大地，并传进了中南海。
“很好，这有利于发展农村现代化，同时也减少城市的压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好，苏州的这个经验应当好好总结，推广到全国！”中南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几位最高领导听了“碧溪之路”的汇报，齐声赞扬。
1985年的金秋时节，常熟南郊的元和村。
这一天，村民唐桂芬正与她本村的几位种田“女老板”驾着收割机在田野里收割，突然来了一批警察，后来又来了很多小轿车，再后来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出现了……
“几位女场长快过来，你们看看谁来看你们了！”第一个跟唐桂芬她们打招呼的也是位女干部，不过唐桂芬在报纸上见过她，便惊诧地说：“你是顾省长啊！”
“是是，我是顾秀莲。”顾省长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把唐桂芬等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围在中央的干部面前。
哎，这位领导怎么这么面熟呀·对，像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个……哎哟，这不是*总书记吗！天哪，是胡总书记呀！这下几位种田女老板的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6）
“好嘛，听说你们是庄稼地里的女老板！不简单，不简单哟！”*伸出手一边跟唐桂芬她们握手，一边嘴里直夸：做得好，你们办农场的方法好。几个人种几百亩地，养活几百口人，搞机械化农业，扩大集体经济，让参加乡镇企业工作的同志安心做工。这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小平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嘛！好。我支持你们！
*到元和村视察前后虽然只有几小时，但这对当时轰轰烈烈的苏州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农村工作给予了巨大鼓励。可以说，80年代初的“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后来形成的“苏南模式”的代表。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元和模式”。
元和村位于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这个村的村支书叫姚得平。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响应中央号召，全面推广了土地承包制。苏州地区也不例外，农业联产承包和农田包产到户工作如火如荼地在广泛推进。但过去样样走在前头的元和村，这回有些落后了——他们村的土地迟迟没分下去。上面已经有人指着姚得平的鼻子责问道：中央政策，你想违抗·
那些日子里，姚得平很痛苦：分田到户，肯定没错。但咱们这里人多地少，而且在社队企业工作的人又多，田一旦分下去，没进企业的嫌活少，进了企业的家庭忙不开，这可怎么办·
村民会上，大伙眼盯着姚得平，看他拿啥主意。这是决定元和村未来命运的时刻，姚得平不抬头，也知道村民们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几天来，他姚得平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也一直在琢磨：一旦按人头分了地，那刚刚办起来的企业肯定垮台；如果不分地，上面追查下来又怎么办·
怎么办·大伙等的就是答案。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说话了，第一句说得非常沉重，令所有村民忐忑不安，“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
怎么分·一双双眼睛向姚得平聚焦而来。
“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和*说的，实事求是。”姚得平说得不紧不慢，“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的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村办企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全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村里的农田水利、收管种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这样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啥意思呢·具体说，就是把全村的粮田由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惩制度管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好！这样一方面顾及我们元和村的实际，一方面也跟中央的号召一致。”
“我看行。咱们搞企业就是讲的效益，种田也得讲效益。姚书记，我看就这么定了！”
“对，就这么定了！有人帮我们种地，我们也就安心在厂里为集体作贡献了！”
“好，既然大家赞同，那我们也得来一次表决。赞成的举手——”姚得平站起身来，第一个把手举过头顶。
“同意——”村民们齐刷刷跟着举手，有人还高高地将双手举起。
“全体通过！好，我们元和村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最后大声宣布。
在全国性的学习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的高潮中，在苏州乡镇企业面临一次严重考验的时候，元和村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又符合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的“联产承包制”之路，引起各方关注。
第5章田埂上点燃的熊熊烽火（17）
这路能走得通吗·
元和村不仅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光明：第一年，他们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村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
尝到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甜头的姚得平想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1984年，他在全村联产承包制基础上，进行了一次更大胆地尝试：以村委会名义，同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合作农场”协议。协议包括了以下四项主要内容：一、 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超出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 按照每年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 为稳定职工种粮积极性，村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笔者注）。
四、 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村农场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别小看了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国有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也就是农民工人种田制度，它是苏州人的发明，是苏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大发展后土地实行联产承包时期的一个伟大发明。这种“农民农场制度”，使得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家庭土地联产承包之间的矛盾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发明了不起，元和村的做法被中央命名为“元和模式”，并且介绍到全国广大农村。
实践证明，这一“农民农场制度”对元和村实用而有效。四名妇女与村上签订协议后，她们便以“女老板”的身份，又聘了18名志同道合的本村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负担25亩。第一年她们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每个妇女劳力养活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骄傲，就连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间，关于苏州有个元和村办起农民农场、一个妇女能养活50张嘴、一年之内实现全村小康生活等等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新闻，从苏州传遍大江南北……
“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上世纪80年代曾经被中央认定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它使苏州乡镇企业在农民与土地之间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寻找到了一条可以共生共荣、不断前进的发展道路，因此它对苏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起过历史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理当记住当年创造“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的时代英雄，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2007年和2008年，我专程重访过元和村的老书记姚得平和原碧溪乡党委书记之一的闻永昌。闻永昌后来当了常熟市政府领导，他说当年的“碧溪之路”对后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小城镇起到了先导作用，就今天而言，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我再到碧溪看一看，“那里的农民都是民营企业的工人了，他们仍然坚持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基本工作与生活状态，这是当年抓碧溪镇建设所起的作用。农民们不用出小镇，同样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种种条件，再者，小镇挨着大伙的家乡，什么事都方便。就是像我这样早在城市工作的人，也愿意经常回到小镇上住几天，因为那里有我的亲朋好友，有我生命的根……”闻永昌说。
当我再访元和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唐桂芬她们当年的农场了。
“我们全村都划归为常熟市区了，当年的农田，现在都变成街道和商场，村也不叫村了，叫社区。”老书记姚得平有些失落地对我说，“比起当年，我们元和村现在冷落多了，但你看看，这条路，这些设施，还都是当年建设的，要是没有当年的努力，元和村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也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和谐。所以我对昨天的‘元和模式’怀有深厚感情。”
姚得平和元和村人民绝对有理由为昨天的辉煌感到自豪，因为正是他们的不懈探索与大胆实践，苏州农村和全社会的改革开放浪潮才一浪赶过一浪地向前推进着……
第6章八仙过海（1）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这个“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苏州的经济告别了几千年来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楼房住，第一次尝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生活，也造就了一批后来成为支撑富裕苏州的诸多集团老板和老总们。千万别以为这些人就是些“只认钱，不认字”的老土。他们中有不少人像王金华、秦振华一样当上了苏州市、县级领导，更有一批能人甚至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了向“六○后”、“七○后”的大学生传授经济学的教授先生。你不信·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人叫袁勤生。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那时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龄”的大学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派头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学教授的派头要大得多。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教授仍属于没有富起来的一个阶层。但“袁教授”不一样，他不仅有几个大学教授的头衔，而且有自己的几千万资产，出门是“林肯”车，身边还有一两个秘书——他的讲演和课程被排得满满的，如果没有秘书帮忙，他是绝对忙不过来的。这种状况在当时也只有大学校长和像*那样的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办公室，“袁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五个大学的教授聘书给我看。真的，一点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学。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
上海人把种田的农民叫“乡下人”或“阿乡”。“阿拉”和“阿乡”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不仅受到了“阿拉”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十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你的企业咋办·”我有些担心。
“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一年有近千万元的利润就行了。没有刻意要做到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课堂教案的案例。这是其他乡镇企业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时间去当教授，一半时间用在管理企业上……”袁勤生说他没有因为当教授而影响了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乡镇企业家。他说能把自己的“农民办工业”的经验和学问搬到大学讲堂，比办企业本身更有意义。
上世纪*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城市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灵活的机制，灵活的管理，灵活的分配形式，对长期吃大锅饭的城市国有企业是个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乡镇企业职工的待遇和企业所形成的高速的经济效益，在当时的国有企业员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第6章八仙过海（2）
“阿乡”比“阿拉”吃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苏州农民们的聪明和闯劲，改变了几个时代的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人听了他的课和赚钱经验，时常目瞪口呆，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时候城市的职工和市民过的日子并不怎么宽余，也就刚刚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冰箱、抽水马桶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开着“大林肯”招摇过市的绝对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就听说，有上海剧团某女名角欲“下嫁”苏州的乡镇企业家，条件是：一幢别墅，一辆“皇冠”。“不就是三五百万嘛！”苏州乡镇企业家中有几个*一些的家伙对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属于“档次高一点的人”，他不换老婆，但他要换自己的身份——在家当农民、当乡镇企业家，而到了城里他是教授，开林肯车，身边外带秘书，这在当时是最阔的那一族。我的这位老乡牛就牛在他当教授可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广受大学欢迎的真教授。
他头上冠有几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被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乡镇企业家；第一个出书的乡镇企业家。够牛！“我叫袁勤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现在的这个厂过去是个小水泥制品厂，就是做些水泥楼板一类的东西，最好的一年也有过30多万元的利润。但后来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开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来一个客人十个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后负债15万元，可固定资产只有13万元。后来我接手该厂，觉得不能这么干。乡镇企业也得有个发展不是·有人说农民办厂多半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我不服，于是就试着上任了。企业好坏，人是关键。于是我慢慢摸索并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方法。概括起来两句话：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准干部向下面的人说‘调动’积极性，而是要求他创造有积极性的环境和气氛。我们这里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不像国有企业，开除一个人要报好几级组织批准，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开了他。但我从不用这样的权力，我靠宽容来软化和教育那些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从不看档案，我只看他的表现。他表现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现在出去讲课，十天半月不回厂，也不会有问题，企业生产照样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勤生时，他在现场给一个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讲师授课时所说的一段话。
当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听课的那些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他们个个神情兴奋，满脸不可思议——
“对人讲宽容”、“用人不看档案”，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就像今天我们听“神舟七号”飞天那么新鲜。
袁勤生在苏州乡镇企业家中算非常另类的一个，而且至今人们对他仍有争议。多数乡镇企业家是纯粹的农民出身，或者说是农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头脑“灵光”（聪明）一点的人，但他们都带着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与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赚钱是他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于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益，即账面上的钱数，而这种思维导致的直接管理行为是抓工人们“手头的活”、抓工厂“供销账本上的数字”。这都没有错，乡镇企业毕竟是“企业”嘛，市场经济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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