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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至1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及爱听相声。
　　17至22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及爱写相声。
　　22至27岁——爱说话、爱听笑话、爱听相声、爱写相声及爱说相声。
　　28岁——结婚。对象：相声。
　　从这位年轻人的简短的履历表中，新加坡人之如何热爱相声艺术，可略见一斑。
　　在新加坡一炮打响之后，邀请演出的人接踵而来。1990年4月，经新风相声协会会长杨世彬先生的引荐，天地文化私人有限公司又邀请我们赴新公演。这次，我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以我为团长，成员有王景愚、赵炎、赵世忠、王金宝、刘伟、刘惠、王谦祥、李增瑞、戴志诚、郑健，还有秘书长王玉珊和节目主持人余声，共13人。还没启程，对方负责主办的苏华源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五天的票已全部售光。我们原订只演五场，演完后苏华源又要求增加场次，结果加到13场，最后两场从1100人的剧场改在1700人的剧场演出，部长级的人物来了四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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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3）
新加坡演出刚刚结束，马来西亚华人协会又发来了邀请函。苏华源见有利可图，又主动负责承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人是一个贪婪狡诈的经纪人，唯利是图，背信弃义，毫无人格道义可言。他极会钻我们法律常识缺乏的空子，不顾我们的阻止，翻录演出节目，我们应得的报酬他谎称汇到北京，结果不仅分文未付，以后去找他，竟销声匿迹，再也见不着他的人了。
　　马来西亚政府对外来演出团体控制很紧。我们刚去，我国大使馆便转告了他们的五条规定，如不许演未经政府允许的节目，不许散发小册子等等。内政部还派来一位叫卓哈里的公职人员跟着演出队伍巡逻各地。开始几天，卓哈里每天都要向上司禀报一次我们的演出情况。后来逐渐了解了我们纯粹是为艺术交流而来，不仅放弃了戒心，还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主动帮着开车，帮着搬运道具，帮着维持秩序，一个多月演出结束后，临走时她感动得哭了。
　　我们这次演出纯属义演，为马来西亚文化教育机构及残障协会筹募基金。首场演出定于5月1日在吉隆坡安邦马路马华大厦三春礼堂开幕。开幕式上有四位部长剪彩，代表政府发言的卫生部长非常幽默地说：
　　“相声是笑的艺术，常听相声就可以消病免灾，为什么让我来剪彩呢？可能是以后卫生部的事就少了吧！”他的简短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马来西亚，我们一共演出了17天14场。历经吉隆坡、槟城、怡保、红土坎、马六甲等七个城市。很多时间花在转点旅途上。有一个小镇叫“实兆远”，我叫它“实在远”。那里是一位文化官员的家乡，非让我们去演出不可。小镇条件很差，演出地点设在电影院，没有休息室，我们就在汽车上化妆。舞台有两米多高，演出得爬梯子上去。晚上住“美丽华大酒店”，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个乡村小旅馆。晚上睡觉个个都咬了一身大红疙瘩。郑健从天津带出来十几个小蛐蛐，用有机玻璃盒子装着，一路上活得挺新鲜，这回一晚上全被蚂蚁给咬死了，郑健为此好一阵伤心。演完后那位文化官员请我们吃夜餐，桌子上他举杯祝酒说：
　　“感谢你们，由于你们的帮助，我最少能多获10票！”
　　原来他拉我们演出，是为竞选提高身价，我们稀里糊涂在国外做了一次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五百多万，他们热爱相声的程度简直难以想象。那里天气炎热，好多剧场又没有空调。观众为了占个好坐位，不少人提前几个小时就来了。剧场里挤满了人，走廊上、窗台上都塞得满满的，想上厕所都挤不出去。一位老华侨为看演出，开车追了七个城市，长达几百公里，一直买不到票。最后跟到新山，向剧场老板恳求，只要能让他进去，哪怕出几倍的票价都行。我们闻讯后很受感动，由赵炎出面将这位老先生请了进来。
　　这次演出之后，从1990年开始，我还多次应邀去马来西亚举办相声艺术讲座。先后在新山、摈城、吉隆坡举办了四期。1992年，我和王金宝在那里呆了五个多月，讲座27场，场场满座。马来西亚的报纸，几乎每天都发布我的消息和活动照片。报纸评论说：“这次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邀请马季前来传授相声艺术，除了促进两国相声欣赏、创作和表演交流外，最主要的是希望在他们的协助下，提高我国相声艺术的水准。”
　　参加听讲座的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主要是中小学生，教师、商人、牧师、推销员、医生也常来听课。我曾问一位牧师为什么来听，他说他听相声讲座，并不单纯为了欣赏艺术，主要是通过学习相声，锻炼口才，增强布道的影响力。我对牧师的谈话非常感兴趣，相声竟有这种功能，真是我想不到的。回过来再审视一下相声艺术的语言魅力，我干了几十年，似乎第一次才发现它是如此强大，不可抵挡！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宣传普及相声艺术，我煞费苦心地设计如何进行讲座。讲深了不行，语言太专业化了也不行，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更不行。怎么办？我来了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灵活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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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东南亚（4）
开始我从相声的起源和发展讲起。一般认为相声起源于民间笑话，我就举上几个民间笑话的例子；后来短笑话发展到长段笑话，无故事情节的笑话发展到有故事情节的笑话，我就说上一段《黄半仙》、《日遭三险》或者《山东斗法》。这种笑话经艺人之口就成了单口相声；后来，为了增强效果和减轻说的人的负担，逐渐发展到两个人，另一个人在旁边“哼、哈、咋、是”地帮帮腔，于是就有了对口相声。对口相声又分“一头沉”、“子母哏”，还有“柳活”、“腿子活”等等，我又一一举例并和王金宝表演。
　　这种讲座非常受欢迎，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接受。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说既能欣赏到精彩的相声表演，又能获得相声艺术的理论知识，比单看一般性演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艺术享受。
　　马来西亚的社团组织非常多，在我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办事都很认真。我每到一地办讲座，当地主办单位都首先成立《马季相声讲座会》工委会。设顾问、主席、副主席、秘书、副秘书，乃至财务、票务、布置、纠察、招待、音响、摄影、司仪等等。分工非常细致，职责到人，工作井然有序。
　　他们也经常宴请我，宴请的经费既不是政府出钱，也不是社会出资，一律是参加宴会的人士自己掏腰包。这种公私分明的风尚很值得我们国人学习。我开始不理解，背地问一位朋友，让自己拿钱能来多少人呀？朋友告诉我说，在马来西亚，人们都以受到邀请为荣，认为自己是有身份、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仅愿意掏钱，还愿意多掏钱。因为座次的前后是以捐助金额的多少来确定的。我又开了一次眼界。
　　新、马两国对相声艺术的普及推广非常热心，非常积极。槟城著名相声演员洪昆券说：“相声在前阵子较为陌生，最近这几年来，文化团体一直推动主办，皆因相声已逐渐为民众所接纳，成为文化的一环。”他们推广普及相声，除了相声艺术本身所具的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侨胞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语言的无限深情，而相声，恰好是最便捷、最易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形式。
　　新、马两国有一批为普及发展相声艺术而艰苦奋斗的有志之士。比如新加坡的韩劳达和马来西亚的姚新光两位先生，他们都不是专业相声演员，都有本职的工作，但他们不仅身体力行，既创作又演出，而且还积极组织有关活动，促进相声的普及。他们是那样的积极认真，具有敬业精神，比起他们，我们国内的有些笑星们不免相形见绌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1996年10月，在马来西亚“堂联绿野文化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主持倡导下，约请“南方学院”马来学系，从我的作品中选出20到30个段子，翻译成马来文出版。“管委会”主席陈达真先生在报上撰文说：
　　“为了在我国承传和推广相声这门艺术，以及促进国内华、巫文化的交流与马、中文化交流，我们决定来一次大胆的尝试，要将华族的相声翻释成马来文，让友族同胞也得以分享。”
　　翻译我的作品，当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光荣属于伟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的作品能为民族之间的团结，国家之间的友好作一点微薄的贡献，那是我一生之大幸，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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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割断了儿子与相声的缘分（1）
回顾我从事相声的经历，酸甜苦辣都有，但是苦的、酸的占一多半，其中的磨难、磨砺啊，真够我受的。因此，我的儿子马东，我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辙，走我这条路。另外，我也看到眼前所谓的是世家子弟，多得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功的例子很少。所以，我的儿子，我不让他去学相声。我一直教导他，你发挥其他方面的技能，不要跟在你老子后面吃相声这碗饭，没有出息。
　　当然这话说出来有时候也得罪人，我说过一句话：我太喜欢相声了，但是我太讨厌这支队伍了。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说出来了，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可以克服相声界的一些坏习气，但我担心我的儿子随波逐流。
　　马东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十分喜爱相声、快板书等曲艺节目，四岁半时他就能背出整段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近20分钟的节目），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是跟谁学的，他说是收音机。他对相声也有一定的理解和看法。我曾经创作了一个段子《地名学》，这段子也脍炙人口，是我在西单剧场从青年曲艺队那儿听来的一个垫话：“您这脑袋上尽是地名，您整个一个地图哇，您让大伙看看，您前面这个‘门头沟’。”“我这个‘门头沟’哇？”就是这么两三句，我听了以后受到启发，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写一个这样的段子，叫《地名学》。我兴致勃勃，很快就把结构出来了，写完之后，我叫马东，说你听听这段子，他当时十几岁了，我夫人也在旁边，我就开始念，念完了，我夫人摇头；我儿子呢，我拿他当孩子，不懂事，结果他说：“思想性不强。”他走了之后，我思索这个东西，“思想性不强”是什么呢？好像这段子没有内容，只是利用“字音”上的巧合，产生了一些笑话。这样的段子，在传统相声里有很多，像《打灯谜》之类，都属于这类段子，这类的段子能不能成为相声呢？记得一位领导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段相声怎么样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让他笑了，而且是健康的笑，向上的笑，这不也同样可以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吗？”因此，我坚持下去，再改得巧一点，使它趣味性更强一点。改完之后，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联合会，在中直礼堂。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喊：“让马季上来给大家表演表演！”一个人表演什么呢？正好构思完这段，我上台一说，观众非常喜欢！马东的一句话使我对相声的认识变得更成熟了。
　　写《舞台风雷》的时候，五天没出门，马东放假在家，看着我整天就在那儿写。我写的时候，我一遍一遍老要说，怎么上口怎么写，代表甲和乙两个人，就跟对词一样。马东特喜欢这个，我哄他进屋去玩儿，他坐在那儿偷着听。我写完了，差不多他就能背下来了，小孩脑子快。写完之后，我把赵炎找来了：“今天下午四点出发，清华大学演出。”“马老师，我行吗？”我说：“行，你一定行！”我们就排练，排练的时候赵炎忘词，这时候马东憋不住了，从里头出来，一探头，帮他把台词接上，完了对赵炎说：“连我都记住了。”
　　马东很喜欢相声，经常偷偷地翻看我创作的本子。他那时正上学，我催促他早点睡觉，明天早上好上课呀。但听到他在房间里“哈哈哈”的笑，我说你笑什么呢？原来他在看《四大本》，相声小段，刘宝瑞回忆的，看到精彩处便忍不住大笑。笑完呢，他都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跟老师们一再声明，您可千万别引导他，一引导他就过去了，他就把精力从学习上转移了，现在让他好好学习，至于说不说相声，等他长大了再说。
　　之后，他留学国外。学成回国后投身电视行业，最初主持的节目是“有话好说”。看了这个节目，我感到他作了很多努力，有很大的进步，我很为他骄傲。我曾经想让他帮我总结我的艺术经验，写回忆录。因为他最了解我，我跟他深谈过这些，他的一些想法，使我也很受感动，我觉得孩子成熟了，他很多看法，对我来讲是一种教育。比如说，我跟朋友、师徒之间的关系，他是局外人看得很清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分析有一种时代感。有时候，我钻到一些问题当中去，他给我讲，我觉得挺好。但是我提出来让他给我写回忆录时，他说：“我完不成。我和您是父子关系，中间必有一种亲情，使我们看问题具有局限性。”我认为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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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割断了儿子与相声的缘分（2）
但是，我十分庆幸我割断了他和相声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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