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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的事情写出来。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很痛苦：他写不下去，条件和环境跟他过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1957年，发生了一件我这辈子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情。
　　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心想学医或者学美术，但当时的形势是号召大家去学兵工，我就响应号召去学兵工了。在大学里，我入了党，做了团总支部书记。但是到了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事情发生以后，我没有敢跟家里说，借口工作忙，长期不回家。但是到了后来，我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了一切。这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家人说，然后回到了家中。
　　我回到家中之后，父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我。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也是我终生忘不了的，就是把他的一位老朋友刘祖春请到了家中。刘祖春是在抗日战争就到延安的老党员之一，当时被下放到昌平。我们两个人在院子外面的小路上边走边聊，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很多，这种心情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反右”的时候，你本来是革命里面的一员，还是一个小头头，忽然就成了反革命，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集中批判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还得认着。但是忽然来了一个跟你经历相近甚至比你还委屈的人跟你聊天，不是来安慰你，而是让你正确对待、看得平常一点，至于自己，该坚持什么就继续坚持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下子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但是后来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觉得这是父亲的刻意安排。刘祖春当时下放在昌平，我也只是在周六、周日才能回一次家，我们的会面决不是偶然的。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既有一点自负、还有一些自尊、同时又有一点自卑，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的人来说，感到十分适用。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1）
人物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现四川省内江市的东兴区）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范长江
　　
　　口述：范苏苏
　　父亲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的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父亲生于1909年10月16日，四川内江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了初中和高中。后来受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参加了一些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初，父亲到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去上学。后来学生们闹学潮，继而爆发了1927年3月的“三·三一”惨案，父亲说当时他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之后他就到了武汉，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生营，并随之到了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现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里还有父亲的照片。
　　起义的队伍被打散之后，父亲几经周折，先后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他当时上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以为到了学校之后通过念书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父亲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后，逐渐认识到学校当局在态度上倾向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此十分反感。有一次，当时的学校军事训练点名查学生在不在，点到父亲的名字，他出列之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次演说，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之后，父亲决定彻底地和学校决裂，于是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地离开了学校。后来发现自己穿的鞋还是学校的，他就把鞋折成价钱，把鞋钱给学校寄了回去，以表明自己的决裂之心。
　　父亲离开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在北大选择了半工半读。他和另外三个人早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卖面包，借此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逐渐开始给一些报社投稿，最早（给报社投稿）是在1933年，父亲24岁。当时他还不能算是记者，他只是给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说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等报纸）投稿。没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给发表了，父亲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后来加入了《大公报》，正式涉足新闻界。从那时起，一直到1952年父亲担任国务院文教系统的领导工作，一共是19年，这19年的新闻生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2）
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父亲的新闻生涯之中，有三个最为关键的阶段。第一个就是西北之行，时间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当时父亲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他觉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后抗日的大后方。因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又在东南沿海逐渐侵占中国，父亲觉得西北这些偏僻的地方会成为抗战的根据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区的情况。第二种考虑是，父亲想了解一下当时红军的动向，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北上开始长征，之前父亲只是看过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不是很了解，所以父亲产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于是父亲就跟《大公报》商量，说自己想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到西北去，《大公报》只需要给他一个记者的身份，旅费由他的稿费支付，对于他的报道，文责自负。
　　《大公报》同意之后，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从成都出发，越过祁连山，跨过贺兰山，最北到达包头，东部到达西安，西部到达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进入荒漠之地。其间父亲骑过马，坐过汽车，乘过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当然还包括步行，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六个省。车马小店、寺庙、贫民百姓的土房子、当地土司头人的帐篷，父亲都住过。父亲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对于西北的经济情况、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军阀争战和风土人情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报道。父亲这些报道后来编成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写生动，涉及的面非常宽，里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成书之后非常受欢迎，连出七八版都抢购一空。
　　与当时其他记者不同的是，父亲在发回的报道中直接称红军，而对于剿匪则加上引号。父亲的报道让民众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读到之后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父亲的文章，张爱萍将军在世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当时将军在天全县最初看到父亲文章的情形。张爱萍将军读到父亲对于红军动向的分析的时候不由地赞叹：想不到一个党外的记者，尤其是国统区的记者，居然能够分析到红军的动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后来张爱萍将军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还特别说到这一段往事，说跟父亲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父亲收获非常大，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然而这时父亲的西北之行并没有结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宁夏赶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被封锁，父亲拿自己的一顶非常好看的毡帽和斗蓬跟守城的士兵交换，才进了城。
　　1937年的2月3日，父亲进入了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政策和道理，让父亲“豁然开朗”。后来父亲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经过周恩来的联系，延安方面同意了父亲的要求。2月6日，延安方面派罗瑞卿和博古专程陪同父亲向延安进发。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国统区的记者到达过延安。
　　2月9日下午，父亲参观了红军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红军的领导人。当天晚上，父亲到了毛主席的窑洞，据父亲回忆，他那天晚上跟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长达10个小时，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顿开茅塞，豁然开朗”。父亲非常兴奋，当时就想留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然后写几本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主席之后，主席认为他在国统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劝父亲回到国统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3）
毛泽东接见范长江
　　
　　父亲听从了主席的劝告，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父亲说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这篇文章发表在2月15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揭露了很多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恰巧于2月15号召开）不敢公开的内幕。第二件事，是在《国闻周报》发表了《陕北之行》；第三件事，是发表和召开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演讲和座谈会，更直接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父亲说：钱是不能收的，好话也不能说，除非你们能够掉过头来去打日本
　　父亲新闻生涯中第二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7年11月4日，父亲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个座谈会，当时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团体，并推举父亲、恽逸群还有羊枣负责筹备。四天之后的晚上七点，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了，羊枣、恽逸群、我父亲、章丹枫等15个人出席并参加了这个团体。最后，父亲和另外四个人成为协会的总干事。
　　协会成立之后，授权我父亲到武汉去发展分会，推动协会的发展。1938年3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口召开了更大规模的成立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大会成立之前，父亲他们到国民党中宣部申请立案，国民党的中宣部答复说：你们用学会可以，但是协会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时候，就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了。
　　这次的成立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上海、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参加，当时轰动一时，国内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远、沈钧儒、《新华日报》的潘梓年、《大公报》的张季鸾和王芸生、《扫荡报》的丁文安、《武汉日报》的王亚明，国际友人如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罗果夫等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由父亲主持，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并选举理事和常务理事。常务理事由父亲、徐迈进和钟期森担任。学会成立后，党派陈同生同志领导学会的工作。
　　青年记者学会的成立等于把全国的青年记者从原来的分散状态集中地组织起来了。在此之后有很多记者有组织地到抗日前线去采访。当时“青记”就成为了团结广大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核心。父亲为了学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父亲有几件事情值得一说。其一是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可杀刘汝明》。刘汝明是国民党察哈尔地区的主席和一个军的军长，由于他采取不抵抗主义，父亲愤而写了这篇文章。刘汝明得知父亲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就派人来收买父亲，表示如果父亲能够写文章说说他的好话，就给父亲多少多少云云。父亲说：钱是不能收的，好话也不能说，除非你们能够掉过头来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略有不同。当时汤恩伯的部队有抗日的表现，父亲就在文章当中赞扬了他。汤恩伯得知以后立刻托人送给父亲五千大洋，父亲对此更是坚决地拒绝，并指责汤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体现了父亲作为记者的操守。
　　周总理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
　　1942年8月，父亲到达新四军总部。1946年5月，他又到南京参加中共代表团跟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这四年期间，父亲主要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的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社长以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等职务。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4）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父亲奉调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亲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父亲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重要的时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当时毛主席决定放弃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打游击，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当时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纵队，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数字是八百多人，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
　　父亲当时领导的五十多个人被编为四大队，主要的任务是收集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翻译和编辑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考。另外一个任务，则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论和评论转发给涉县的新华总社，然后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
　　在极为艰难困苦危险的环境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给予的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据当时曾经在四大队工作过的李东生同志回忆：1948年2月12日，主席正在忙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当时要经父亲的手由新华社电台发到全国各地征求意见。主席在2月16日凌晨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长江，争取下午拍发完。当时主席所说的三章总共有七千多字，上面还有很多主席修改过的地方。这样紧张的任务，李东生回忆说不亚于“一场战斗”。但是就是这样繁重的任务，在四大队同事们的集体努力之下，当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亲曾经给廖承志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父亲在信中说了自己的几点感受。父亲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处理上认真求精的精神，“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重要的文章绝大部分都要在任、周、陆详细传阅研究后，主席又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时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中央纵队几百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赶冒雨行军。在天快亮的时候，周总理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父亲痛快地答应道：要写，要写。解放以后，父亲一直记着总理说的话，在工作之余就写了一个转战陕北的剧本提纲。但是当时工作繁忙未能完成，随之而来的“文革”运动使父亲这个梦想更加没有实现的可能。“文革”之前，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