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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不是真反动，是别人给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们是既有界线又有联系。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3）
所谓划清界线就是在经济上没有来往，政治认识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场，生活上就更不能有“亲密接触”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时在他那里呆三四个小时，有时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赶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我们都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体上怎么生活。
　　当时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访张燕妮不知道她说到过没有？（记者插话说，说起过，张老师说起梁先生当时到张先生家里去，就给张先生打电话，说让大嫂给我准备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宽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幅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的，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虽然造成了我们与父亲的距离，但是父子之间的情谊很默契。
　　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国之后父亲退出政治舞台，世人多认为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说触犯了毛泽东，被迫离开政治。其实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亲就写信让周恩来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不想参加联合政府，只想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志向。但是当时毛泽东不同意，他对父亲说，搞政治与搞研究并不妨碍，你可以一边做联合政府的成员，一方面搞你的学术研究。作为父亲多年老朋友的周恩来说得更直接：我们一起把蒋介石逼得放开了政权，让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权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亲最终并没有如愿，一方面是两位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民盟没有秘书长，有些人想当，但是别人却不愿意让他们当，而父亲不想当却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亲答应在民盟暂时当三个月的秘书长，可是三月之后父亲依然无法脱身政治。
　　1949年3月，父亲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这次到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吧？父亲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吗？当时毛泽东就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不满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发作。父亲当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参加政府，就落到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当时父亲的想法，可谓天真极了。
　　到了1953年，毛泽东的不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之后，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被迫耗费了自己治学的时间，但是对于父亲来说，那却是个耕耘和收获的年代，他陆续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著作。《人生与人心》是父亲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个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亲弥留之际，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帮助，同时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时候，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划清界线、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虽然没有人说那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遵守了，无形中也就不存在了。当时父亲住在一个一居室里面，他和继母一人住一个屋子。我过去也没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频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继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宽下班之后轮流过去陪他一起住。后来哥哥梁培宽的儿子也过去陪他。父亲说他当时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着以前的习惯”。在父亲那里，为了迎合他的生活习惯，我们都主动放下了自己的生活爱好。他是绝对不听西洋音乐的，虽然我喜欢西洋音乐，也只好不听。而谈话，则就是围绕着学术或者政治这些话题展开，但也只有我和哥哥这一代人能够跟他沟通了。
　　1984年，父亲因为患肾衰竭进入了协和医院，后来他去世，也是因为肾衰竭。在他1988年进入医院之前，我已经看出他不行了，作为儿子，我们只能尽量多陪他走过最后的岁月。但是父亲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还不去，到了医院还一直嚷嚷着回家。但是过了几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点自己的病情，就没有坚持回家。
　　为了排出他身体中的毒素，医生给他开了很多泻药。他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并不是十分认可，但是他认为医生为自己看病是在尽一个医生的责任，医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应该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医生，那就会让医生为难。所以虽然他觉得泻药并没有必要吃，可是还是按照医嘱吃了很多的泻药。
　　这期间我去美国参加了一次会议，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宽的电话，告诉我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回来后我听培宽说，当时他在父亲的身边，父亲让他取纸笔过来写遗嘱。父亲没有什么财产，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钦东（我的儿子）保存。后来钦东说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还不如捐赠给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好捐赠给哪个机构，所以文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宽那里。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1）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也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
　　
　　口述：宗璞
　　虽然父亲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父亲晚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每天上午他都是在书房写作，很多年都没有中断。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开过夜车。在晚年，父亲依然保持了他持之以恒的规律生活。每天上午一进入书房，各种哲学上的思想就纷沓而来，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口授存在他头脑之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父亲的晚年生活很艰难，因为身上各种病很多，眼睛也不行了，所以采取口授让人记录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著作。我最近在报上看到让年轻人戴上各种仪器来体验老年人的生活的实验，以此来说明老年人的生活就像带上了各种枷锁，关节等身体的各个方面都不灵了。父亲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来坚持“写作”的，虽然身上有各种“枷锁”，但是思维却十分清晰，而且还去掉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枷锁”　。
　　那个时候，他经常去医院，吃各种药。他经常说：现在是因为书还没有完成，等书完成了，有病就不用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他的腿肿得很厉害，我就叫人给他做了一个放脚的木架子，以便让他能够舒服一点。现在我的脚有时候也会肿，但是那个木架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当时我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的。　。　想看书来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2）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批评毛泽东的有碍文字，我拒绝了。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两次提出：人民出版社应该把冯先生的书出全。政协委员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答复，说第七编有问题，不能出。后来我也曾经给李瑞环写信，但是却没有下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几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书中的有关字话去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能出版第七册，就是因为书中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其实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大家讨论，才算是百家争鸣。）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经写道：这本书如不能出版，余则为王船山矣。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给七姑拉纱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南去。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3）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一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我想，那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经把父亲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自我”，然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时候，是在“实现自我”阶段。那个时期父亲在清华做文学院院长，一共做了十八年，对于清华的文科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校的行政工作，一边还在著书立说，抗战前是《中国哲学史》，抗战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那是他的哲学体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改造时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父亲“失落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冯友兰一个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这个过程在父亲身上体现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个过程归结为“冯友兰现象”。汤一介说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伤害，的确是大大的伤害。思想改造绝对不是只触及皮肉的运动，那是要触及灵魂，要把知识分子改造到“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时候我在城里上班，并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代以后，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开始回到家里来住。在母亲去世之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他“回归自我”的阶段。当时我为自己封了六大头衔：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当时对他帮助很大的人，则是蔡仲德。蔡仲德除了在“冯友兰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之外，在家里，作为女婿，他对父亲的照料也十分尽心，在生活上帮助我照顾父亲，一丝一毫不肯懈怠。他本来是比我小的，没想到倒比我先走了。
　　母亲在校医院去世，父亲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
　　从七十年代起，我们家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1974年，我的姑姑冯沅君去世；接着1975年，我的姐姐（父亲的大女儿）去世；随后的1976年，我的叔叔冯景兰（著名地质学家）去世；然后1977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了；到了1982年，我的弟弟也走了。我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遭遇了这样一系列的打击，他依然能够保持平静。一来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中国哲学作为支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还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母亲的去世。母亲在校医院去世，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现在，这房子更空了，一个个的亲人都离去了，我还住在里面。
　　父亲曾经说他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性：一个是我的祖母，一个是我的母亲，另外一个则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母亲打理，以便让父亲能够专心做学问。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谁做学问的条件都没有冯先生的好，他一辈子都没有买过菜。其实父亲在昆明最困难的时期也买过几次菜，不过很少。母亲过世之后，我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些事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4）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查，曾经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把《中国哲学简史》两卷本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教授卜德到北京来，曾经向有关部门要求见我父亲，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卜德对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