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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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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初，像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南充师范学院不无例外的有一个诗社。万夏是诗社社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无依无靠、动辄反抗的诗歌别动队队员。其中有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强大的马松，有中国的“莽汉”第一人——一个诗歌圣战中的英雄，一个天才般的极乐行刑队队长——李亚伟。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在日夜酝酿着几个具有神化色彩的新时代的诗人。让我再重复一遍这几个人的名字：万夏、李亚伟、马松……他们自身的骚乱正体现着文明的骚乱。
在此，让我们简单推进一下这群诗人的生活快镜（这快镜与缺乏儿童好动症的７７级、７８级是迥然不同的）。逃学、瞌睡、狂欢、吃茶、吉他与歌唱、猎艳、打架、变卖衣服、借债远游、考试作弊、写诗……
“中毒”的青春激情正遭受现实生活的痛苦压力以及超现实的想象的双重折腾。这两股力交织着、抒写着他们最早的火红诗篇——那献给无人拥抱的绝对美人的诗篇。正如李亚伟所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
很快，南充成气候了，诗歌突然在这里——这出产偏僻美女的圣地生长了。它像五月的麦浪，在一场大风中摇荡着它年轻欲熟的身子，在正午的艳阳天形成一片璀璨夺目的闪光带。它向大地、向天空、向祖国猛烈地传送着初吐的刺鼻的芬芳、肉感的暖烘烘的气味。很快，这理想的麦浪进入操作的收获期麦浪。
万夏、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人于１９８２年暑假在成都“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新麦的收割仪式。尽管这场“策划”并非出于刻意，但它确实在冥冥中成就了“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这是一场关于青春与追逐的故事，“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一次说不清楚的幽会（或者说想象中的幽会），才偶然地走到了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个晚上”，杨黎在他的*《灿烂》里这样写道：少女帅青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是万夏中学时代的同学。１９８２年那个炎热的暑假，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万夏，兴奋地敲开了他的女同学的门。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带着一种可能的冲动。仅仅是一种冲动，青春的，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甚至没有目的。她对他说，晚上我们在国营冷饮店见。她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3）
而后面的事情，就从那天晚上的聚会开始了。
胡冬作为万夏最好的朋友和诗友，陪同着万夏一起去了那间国营冷饮店。这种陪同在我们那个时代是非常正常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而廖希，作为少女帅青的男朋友，也被帅青叫了过来。……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国营冷饮店，就在少女帅青的面前，在她青春和美丽的召唤下，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那次聚会是安静的。它和后面轰轰烈烈的运动差异太大了。当然，它其实也是那场运动一个合理的部分。在反抗的旗帜下，在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激情之下，在怪异的20世纪60、70年代像一本连环画一样翻过之后，“第三代人”打一开始，就和所有的革命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在怀念少女帅青。
所以，当我准备开始我的工作之前，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成都寒冷的街边小酒店里，胡冬半醉半醒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那是偶然的。他说的就是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次聚会，他和万夏认识了廖希。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更愿意这样来看这件事：因为少女帅青，使“第三代人”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本来就是喜欢美女的人。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同年１０月丰收仪式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正式演出。各路诗歌总教头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部队云集在这个太温柔、太古老、太浩大的校园里。他们正火热而亡命地讨论着“这一代人”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准备联合出击，联合反抗一个他们认为太陈旧、太麻木、太堕落的诗歌时代。目标：宣言；形式：诗集。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五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
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３０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中国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
接下来连续三天：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三天后，大家正式将“这一代人”命名为“第三代人”（一个重要的、日后在诗歌界被约定俗成的诗歌史学概念被呼之欲出、敲定下来）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万夏曾告诉我：“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
这也是一次未达最后胜利的聚会，青春热情及风头主义成了合作的龃龉。目标和形式都没有出现，两派形成了。廖希的重庆派，万夏和胡冬的成都派，三军过后没有尽开颜，而是鸟兽散……。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万夏负责起草《第三代人宣言》。看来这“慨当以慷”的诗歌麦收仪式并没有白白演出，“第三代人”已经提出来了。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这个“定位”已作为一个符码被连夜输入中国诗歌编年史的电脑。三天争吵，一个夜晚，一个“第三代”神话就这样被写进了中国的史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4）
同年１２月，胡冬、赵野赴南充与万夏讨论《第三代人宣言》提纲。
时间已到达了１９９３年９月，19８２年的聚会已是昨夜星辰、别梦依稀。那些早期诗歌战士中的大部分人倒下了，或转移了“人生战场”，少部分人获得了白银的丰收，或者说麦子的丰收。这丰收其实在19８２年年底就出现征兆了。“第三代人”这个口号，这团气氛已传给中国一个信息：北岛后的一代新诗人已快憋不住了，小老虎就要呼啸出林了。万夏、李亚伟、马松等人要热切地向这个世界表达他们的声音了。19８２年到了，该轮到另一种歌声了。万夏曾在一次喝酒中对我说：“我们当时的确觉得与以前的人写得不一样！”是的，歌声还在推迟，青春还在作最后的稍长的延误。
１９８４年之歌开始震撼人心，我们的耳朵却早已准备好了。
１９８４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没有一个明显传统（隐匿的传统是有的，如明清士人的交游与尚侠风气，这于“莽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来承担诗学的风险，他们只能以诗歌偏激的朦胧触角决定一赌。一锤定音，一赌成功！胡冬写出《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打击乐》、《莽汉》等，“莽汉诗”最早一批杰作出世。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就在这个春节，在这个写出“莽汉”诗的同时，万夏立即写信通知李亚伟，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诗歌革命的第一枪已经打响，进军就要开始。几天后的南充。酒店。万夏向李亚伟和马松朗诵在“无聊”的春节中他与胡冬写下的“莽汉”诗，仅仅一刹那，李亚伟沉睡太久的“莽汉”洪流冲开闸门甚至掀翻河道，恣肆汪洋，席卷八方而又顺理成章。
一夜之间，南充师范学院所有诗人在万夏、李亚伟的指挥下，以超速的进军号角卷入这一“莽汉”革命行动，行动目标：攻下“今天”的桥头堡，天使不须望故乡，只许飞行，再飞行。一捆一捆的“莽汉”诗被制造出来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弹被投掷出去了。“莽汉”诗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莽汉”的肇事者万夏、胡冬却只当了三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李亚伟和马松的莽汉热血却越燃越炽、越烧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远。
整整２４年之后，或者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已看清了“莽汉”激情。它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与“道”的对抗、“理想”与“理想”的交战，“莽汉”是生活、肉体对“道”的重创，对“道”的焚烧。尽管“莽汉”主帅李亚伟看上去有些羞涩，这与他的诗和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更秘密来源的一面却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从来没有丝毫表现过对“道”的挑战和迎战的妥协性。他质朴无华、挥舞铜锤迎面打来，奔向更为广大的生活，从南到北彻底拒绝了经济学和精神玄学。
“莽汉诗”就这样成了青春的重金属摇滚乐，成了硬要一头撞过去的惊人之举，成了肉体本身的剧痛，成了时代的迷惘、毁灭的大冲动。他们要挣脱焦虑和束缚、痛打压迫、高歌自由，他们年轻的呼吸真的不够他们出气了。他们要求生活不仅仅是大无畏，而且也应是大牺牲。正如李亚伟本人所说：“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哭。我反复打量过８０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操作，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来，要来！”新时代的“老知青”——李亚伟、马松开始了新时代的自我精神放逐和“上山下乡”。他们就这样走着，大步流星地到处“插队落户”，兰波式的贩运、醉卧舞厅、刺客般投宿、书稿买卖、雪亮的匕首、暗夜里的火药枪、马松的美女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5）
新的意识形态把异己力量的诗歌冒险家局限在一个被遗忘的南充小城，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忙于把经济界的冒险家局限在深圳这样一个大城。损耗和消解在南充和深圳同时发生，火拼、毁容、枪杀以及“不理睬他”同时发生。终于“莽汉”们从南充出发了，走在路上了，“红军长征”开始了，新的吟游时代到来了，仗剑远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新诗人形象当然也就出现了。
请听李亚伟２０岁的声音：听着吧，世界，女人，２１岁或者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它什么老玩意
我扛着旗帜，发一声呐喊
飞舞着铜锤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
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
——《二十岁》莽汉主义的敌人是社会，革命的手段是自我绚烂的毁灭激情。19８６年当李亚伟第一次读到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时，他用他调皮的川东乡音也嚎叫了一声：“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
“老莽汉”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他的《嚎叫及其它诗》。本书至１９７８年６月反复印刷了２９次，共出版了３７５０００册。而我手边这本《嚎叫及其它诗》正是城市之光出版社（一家美国、旧金山专印爆炸性地下诗册的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７８年６月平装版。这是一本最危险的书，毒中之毒也是花中之花的书。此书故意装订草率，纸张质量低劣，就是明目张胆地要向中产阶级表明：里面藏有诱人的躲也躲不脱的炸弹，这炸弹要毁灭你们平庸、乏味、秃顶的生活。
这本自惠特曼《草叶集》以来唯一震动过全美国的诗集，开篇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专为此书作的序，序中文字在最后一行这样写道：“女士们，提紧你们的裙子，我们就要穿行地狱了。”万夏、李亚伟、胡冬、马松正在带领我们穿行慑人心魄的、迷狂而刺痛的、幽默而反讽的、刮毒而致命的中国式地狱。而２８年前（１９５６年）美国人也曾穿越金斯伯格地狱。请随便听一听金斯伯格极乐、狂欢、深刻以及个人隐私的激情。他在１９７０年的一首《田园对白诗》（Eelogu）中这样唱道：千年之后，
如仍有历史，
它将这么记录：
美国是个讨厌的小国，
它充满了狗*。他在《嚎叫及其它诗》中一首《美国》这样写道：America when we will end the human war？
Go * yourself with your atom bomb。“*”（这个未被收入英文词典的所谓“肮词”，在日常生活中是美国人的口头禅，但在诗歌中无疑是一个禁忌）一词出人意料地带给诗歌一个２０世纪式的“新的颤栗”，这“颤栗”甚至超过了《恶之花》带给老雨果的颤栗。
“莽汉”们，中国的莽汉们无师自通，从学校到工地到江湖遍地都是莽汉诗句，拾起来就用，舞起来就圆，唱起来就好听。“莽汉”们——脚踩大地的祖国境况的歌手们，他们向中国、向压抑的全亚洲急促高吼、活蹦乱跳。他们是不可打败的，是成人的父亲、是绝不会颓废的。他们以他们敏感的触觉触到了新现实（１９８４年的现实对于当时的他们，现在的他们、未来的他们都将是新的），即所有跟踪追击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式的痛苦和欢乐。这些被排斥在诗歌法律之外的莽汉们已明确给了新时代的暖昧精神（*时代的过渡阶段）最强、最猛、最集中的一针，大气而至福的一针。我们在他们震痛的一针中恍然初醒，寻找到了新的疼痛点——生活——那从１９８４年起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物质生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6）
而“莽汉”早期组织者、发难者万夏，这时却松弛起来，游山玩水起来、纤细和洁癖起来（其实这是万夏品质中的“植物”宿疾在一贯地发挥潜在效力），第二个万夏（或许是更真实的万夏）就要出现了，从“宿疾”到“农事”，他从反方向朝我们走来。李亚伟也谈到这一点，两个万夏这一点：“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人注目，但那时（８０年代初）的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段，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理论。”但我却认为“色彩”万夏同样代表了唯美主义的梦幻和暗淡。他隐秘的颓唐早已在即将显形的“农事”中埋下一名怀旧的卧底。
１９８４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回到成都，立即又卷入更大的一场诗歌风暴。四川青年诗人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这时，他与杨黎过从甚密，日复一日喝酒论诗，做着文人的功课。
１９８５年，他与杨黎、赵野一道主编了《现代主义同盟》，后来此书改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万夏在目录里的栏目设计上作出了一个名堂：① 结局或开始（北岛及“今天”诗风），② 亚洲铜（具有东方传统意识的诗歌，海子，石光华、欧阳江河、周伦佑、廖亦武等），③ 第三代人（张枣等，强调北岛之后的新诗人）。这是第一本铅印的中国民间先锋诗刊，划代的问题也在此第一次正始亮出来了。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诗歌风水从北京到成都简直就像从雅典到罗马。历史和现实一个惊人的相似性！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万夏的第二个履历表被给出了，“农事”履历表出现了：
万夏载着他诗歌的一叶扁舟开始了“独钓寒江雪”的山水远游，“宿疾”的西式飞行器在这里减速了或者干脆搁置不用了，而“莽汉”，他早就告别了，这只断鸿零雁找到了新同类，石光华、宋炜，另一场汉字炼金术的冶炼开始了，“汉诗”这个更奇瑰的词语诞生了。他同石光华、宋炜共同创办了《汉诗·２０世纪编年史》８６年卷、８７年与８８年合卷。
他在１９８５年的尾声，写出了３００行长诗《枭王》，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一个转折点。
19８６年在孙文波成都火车站附近那间幽暗的密室（我当时常在那里碰见他），他细致研读《易经》半年，完成转入“汉诗”的精神准备。
19８７年写出小说中的小说或诗歌中的小说，典型的“汉诗”小说，我们诗人的宠物三篇：《丧》、《宿疾》、《农事》。这也许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伟大小说的一个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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