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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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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5）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住址，就是怕你们去看他，影响了你们的前途，当他突然看到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是不是很激动？毕竟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也抵不住亲情的温暖。
彭梅魁：我找到地方进去的时候，伯伯正在院子里。看见了我，就问，梅魁，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是边走边问来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吗？我说，这事我都跟党委汇报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来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划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说，人啦，就要做老实人。他就带我在吴家花园的院内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里吃了饭。
记者：您后来是不是经常去看彭老总？
彭梅魁：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阳门里大方家胡同，到他那儿去是相当远的，但我至少一个礼拜去一次。周末就带着我老伴还有三个孩子去。到那儿去玩一玩，让伯伯也散散心，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伯伯也盼着我们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上大学了，没有多少人到他那儿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说说话，问问他有什么事。再就帮他扫扫院子，干点简单的活。有时候我妈妈从湖南来，带点茶叶、苦竹子，我就给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记者：您是医生，经常去吴家花园，是不是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彭老总的身体？
彭梅魁：对，确实有这个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见伯伯一个衬衣的袖子撕破了，我问伯伯你这衬衣怎么破了？伯伯一边笑一边说，我掉到井里了。我问伯伯怎么掉进去的，他说他拿了桶去打水，晕倒掉到里面去了，要不是警卫员把他拉上来，我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他了。我说，伯伯以后你别干了，你血压低，很容易晕倒，这样很危险。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说劳动是他现在需要的。
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6）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到那儿去了之后，说没事，没有什么人再来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搁到那儿我也就放心了。
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7）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我一块儿去交给*。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8）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伯伯跟我说过，让我千万不要因为他就对党有动摇，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会总结经验，总结教训，不断前进的，有挫折也会转过来的。我跟伯伯说，我不会的。
记者：您恨那些当时打您伯伯的红卫兵吗？
彭梅魁：恨有什么用啊，我不怎么恨他们，这些人没有知识，反正是上边让我斗我就斗呗。都是军管会支持的。
在伯伯最后的日子
“*”开始后，彭德怀被造反派监禁起来，彭梅魁再也没有办法看望伯伯。几年中，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着相互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直到1973年4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彭梅魁才再次见到了他的伯伯，并陪他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记者：1973年彭老总得了直肠癌，医院要给他做手术，可彭老总一直不肯动手术，专案组特意找您去劝他，劝他动了手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9）
彭梅魁：1973年专案组来找我，说我伯伯病了。我去了，见伯伯在床上躺着。我喊了一声伯伯，伯伯说，梅魁你来了，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因为有两个大夫在旁边站着，所以没说别的。
记者：彭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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