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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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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我在这儿已经熟悉情况了，临时换了人，你不熟悉情况又要耗费时间。谈判很艰苦，你来了很好，就在这儿待着熟悉情况，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去。”这样报告给中央，中央也同意了。
记者：您印象中他生病时精神状态怎样？
李力：父亲工作很艰苦，有病也不告诉家人。我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我母亲一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生活完全乱了，也没人照顾，我们离得又远，他有事又不讲。我父亲有病，只在日记上记着，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还没有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老有所养，鳏寡孤独能够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件重要的工作。
记者：将军去世前的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你们家生活状况怎么样？
李力：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
记者：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他健康状况严重？据说将军最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隐蔽战线工作。
李力：1957年犯了一次病，是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一下子晕倒了，摔倒在石头台阶上，把脑袋磕破了，人当时就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月还昏迷不醒。那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好多同志都去看过他，我母亲说眼看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后来周恩来从天津找了一个姓赵的脑外科医生，赵大夫给他做手术，慢慢地人就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那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坏人，所以他给*写了报告，*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
记者：还记不记得将军去世那天的情景？
李力：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以后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住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
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位当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钦点坐镇开城的将军，曾经用“坐下去！”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没有战火熊熊，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高山、长河会作证，历史、人民会记住，这位未染硝烟的将军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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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1）
虎将本色
——采访贺炳炎的长子贺雷生、长女贺北生、次子贺陵生
采访时间 2003年3月
采访地点 北京 平安大道受访者家中
采访对象 贺雷生（时年60岁） 贺炳炎长子 转业后经商
贺北生（时年56岁） 贺炳炎长女 解放军某干休所干部
贺陵生（时年55岁） 贺炳炎次子 武警特警学院副院长
采访记者 王 哲
贺炳炎上将素以“独臂”和传奇般的骁勇著称，被誉为“孤胆英雄”。在他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他经常说：“我比很多人还是命大。”
提浆糊桶的小卒
1929年，贺龙领导的红军转战来到了湖北松滋，当地那个16岁的小铁匠贺炳炎再也无心打铁了，他尾随红军两天两夜，跑到红军营地又哭又闹，要跟父亲贺学文一起当红军，打坏蛋。因为他又瘦又小，红军怎么也不收留他，这时候贺龙军长来了……
记者：在开国上将里面提起您父亲的名字，人们的印象：第一是“独臂”，然后就是“猛悍”，都说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从将军留下的照片来看，他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魁梧，据说，他当年参加红军的时候因为个头不够还颇费了些周折。
贺陵生：对，我父亲个子当时确实比较矮，我父亲身高跟我母亲身高差不多，后来可能是营养好点，个子高了一点。以前大家都叫他猴子，在部队有的老同志开玩笑说，你爸原来外号叫猴子，又瘦又小，以后也是又瘦又小。16岁参军，那时可能就更瘦小了，成年以后，部队有湖北人叫他“幺娃子”，说你怎么来参军，连浆糊桶你都提不动。他原来要去当马夫，人家“马夫班”不要他，说你这么小，马料你也提不动，怎么能当兵啊。他就又哭又闹，非要当兵。后来贺龙从这儿路过，看到这个小家伙在这儿又哭又闹的，就说算了，留下吧。就在宣传队里提浆糊桶。他那时提着一个浆糊桶，给人家刷标语，他小啊，个头也小，军装都是缝了又缝，往里挽了又挽。
一个半大孩子抓了47个俘虏
这个可爱的小贺炳炎引起了贺龙军长的特别注意。第二年，贺炳炎被提升为贺龙的警卫班长。此时的贺炳炎，天天巴望着上战场打仗，他盼得心都冒火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竟一个人抓来了47个俘虏。
记者：您父亲一生文化水平不高，有的人甚至说他识字都识不全，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过人的勇敢和智慧，这其中有很多很出名的故事。据说，您父亲有一次一个人抓了47个俘虏，那是怎样一个经过？
贺陵生：那是在1930年，有一次，贺龙说你去给部队送个信，就像传达命令一样跑个腿。送了信以后那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他一看，也拾起手榴弹扔了几个，拿着枪就往回跑。走在回来的路上，看见有几十个敌人逃兵。他拿着枪就喊：“你给我站住！”结果那几个人站住了，因为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敌人回过头一看，只见那么个小孩子，拿着枪。敌军官拿着枪就想反抗，我爸爸用枪把他给打死了，又扔了两颗手榴弹炸死几个，这伙敌人就全老实了。我父亲叫他们都趴下，把枪栓拉下来，让他们一个人背枪栓，几个人背枪，就把他们都押回来了，一共是47人。他当时才16岁，也就是个半大小子。大伙儿说，你看贺炳炎这么小，押回来47个俘虏。后来贺龙说：“哎，看来你还很能打仗啊，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2）
记者：据说您父亲当时有一个心理，就是看见别人扛枪打仗他羡慕得不得了，天天巴望着自己也能上战场，但是别人都嫌他太瘦小。通过抓俘虏这件事，贺龙就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贺陵生：对，抓完那47个俘虏，第二天，贺龙就说，你再给我抓个“舌头”回来。第二天他又去了，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跑到敌人阵地旁边，撒了只野兔子。果然有个军官去追兔子了，他就拿树枝子顶在那军官的腰眼上，说不准动，那军官以为是个枪呢，就把他的枪给卸下来，把那军官带回来了。那军官是又高又大。人家说你一个人弄了个顶你两个块儿大的军官。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快带你‘请’来的客人吃饭去。告诉炊事班，不要怠慢了‘客人’。”从这儿以后，展现了他灵活机动能打仗的一面，贺龙慢慢就派他到作战部队去了。
记者：就是因为他的机灵和英勇善战，让他在部队很快得到了贺龙的赏识，并且提拔得非常快。
贺陵生：那年就当上了贺龙的警卫班班长，因为他机灵。他在部队成长得很快，18岁就当团长，长征的时候已经是师长了。
人称“贺小龙”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因为人多枪少，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他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了刀下鬼。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部队。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菜刀队长”，也有人依照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典故，称贺炳炎是“贺小龙”。
记者：由于您父亲和贺龙同姓，他又是贺老总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在军事生涯上，您父亲可以说追随了贺龙一辈子，是不是也有人会以为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啊？
贺陵生：在一些称呼上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在二方面军就习惯叫“贺老总”和“小贺司令员”，“小贺司令员”指的就是我爸爸，说“贺老总”就是指的贺龙，成了一个习惯，所以一直有演绎。我当兵以后，入党正好赶上“*”，贺龙还属于被审查阶段。人家问我，贺龙跟你家什么关系啊？我父亲跟着贺龙几十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我父亲跟着贺龙出生入死，贺老总还救过他两次命。
记者：一位是贺老总，一位是贺司令员，在作战中通讯不发达，是不是关于他和贺龙的身份也有过搞混发生误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类的故事？
贺陵生：父亲有一次到另外一个部队去任职，因为敌我之间犬牙交错，当时就派部队去送他。他这个性格，人家都愿意骑马，而他愿意骑个骡子。他就讲，这个骡子好用，病少有劲，但是骑起来不舒服。马跑起来比较稳，骡子跑起来不是很稳，但是他一直骑个骡子。路上遇见敌人，当时误会了，我父亲还问：“你是哪个部队的？”结果一看碰到的国民党是敌人，敌人人多而他就带了几个警卫员。他就赶紧从骡子上翻下来，从悬崖底下跑了。西北那个地方都是深沟土坎。警卫员就还击了两枪，结果警卫员被打死了，马夫受了伤。国民党问马夫，说你拉的是谁？马夫说，贺司令员。国民党就层层往上报，说打死了贺龙，报上也登了。中央就急了，说贺龙给打死了？毛主席发了电赶紧问，贺龙就说：“肯定是贺炳炎的事。”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3）
记者：贺龙对您父亲可以说是十分钟爱，因为他特别能打，确实称得上贺龙的臂膀。据说贺龙曾经感叹：这娃子，烧火棍到他手上，都能当机枪使！
贺陵生：贺龙形成一个习惯了，打仗一攻不下山头就喊：“贺炳炎呢！”成了他的口头语了，一到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就喊：“贺炳炎呢！”
当时有一段时间，搞“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抓起来了，说我父亲是“改组派”，别人只捆一根绳子，因为我父亲性格暴躁，就给我父亲捆两根绳子。后来贺龙就说，贺炳炎打仗不要命是为了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是反动派反对共产党啊！他怎么可能是“改组派”！要不是贺龙这句话我父亲可能就被枪毙了。不让我父亲在战斗部队了，就让他到师里当管理科长，管理科长就是管吃喝拉撒睡。但是哪次战斗我记不清了，战斗又打响了，贺龙又喊：“贺炳炎呢！”人家说，贺炳炎在当管理科长。贺龙说，当管理科长也上！我爸说好，他又上去了。
“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1935年11月，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猛烈阻击，为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贺炳炎挥动右臂命令机枪手加强火力掩护，率部与敌军展开硬拼。
战斗中，贺炳炎负伤，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
记者：据说，在开国将领中一共有18个独臂将军，像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等等。“独臂”往往让他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要讲他们的故事，一定会讲到他“独臂”的来历。据说您父亲的右臂是红军时期在一次战斗中因为中弹失去的，您有没有听说过他那次负伤的经过？
贺陵生：1935年11月，那次他中弹的时候，是完全打在右臂上，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粉碎性的，但是筋连着，还没有断。我父亲说，他下来的时候，人家说贺炳炎你挂花了，我父亲一看，哟，这时才发现胳膊打成那样子了。
记者：那这个胳膊是不是当时就保不住了？您父亲当时的反应怎么样？一个指挥作战的将领要失去一条胳膊肯定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贺陵生：当时贺彪是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贺彪说要截肢，我爸就骂人，就不让锯，所有人都来劝他，他都不让锯，说谁给我锯这个胳膊我枪毙他。贺龙就问，能不能胳膊不锯？医生说不锯就要威胁到生命。实际上骨头都打碎了，不可能再保留了，接也接不住了，而且打得比较高位，那胳膊后来剩了很少一点。
贺龙说，贺炳炎，你不想活了？你锯了胳膊，你还可以再打仗嘛。我爸说还能打仗吗？贺龙说还能打。后来就让锯了。
记者：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是个什么状况？据说那时候做手术的麻药是非常紧缺的药品，那么截肢就意味着您父亲要忍受更大的痛苦。
贺陵生：因为部队转移，后勤机关都转移了，只剩下掩护部队在那儿掩护。手术的器械没有了，贺彪亲自做，拿了一个钢锯子，消消毒，拿火烧了烧，就活活地把我爸的胳膊锯下来了。锯掉的时候因为当时接的皮非常少，而且组织也都打烂了，所以当时在包扎这个残端的时候就非常费劲。最后就把剩下的那点皮给他勉强对合上。所以在他的残端就一层皮包着，本来应该是软组织包着，合不上了，这样勉强给我爸缝上了。缝上以后当时也没有什么药，就给他敷了一层南瓜瓤子。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4）
当时他咬在嘴里的铅笔和毛巾都成泥了，全部都咬碎了。所以妈妈讲那次手术给爸爸精神和身体造成很大损害，爸爸以后经常头痛，不舒服。
记者：父亲在世的时候您有没有看到过那个伤口？
贺陵生：这个伤口我们都看到了，他的右臂只剩下一小截，有10多公分。现在动手术，一般是把骨头锯得长一点，肉留得多一点。当时锯的时候，就是这么平着锯下去的，所以伤口愈合的时候，肉跟骨头只是一个很薄的片片，就是薄薄的一层皮。
胳膊就这么锯了下来。贺龙拣了块骨头，拿毛巾包好，装在兜里，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我要保存好。”
独臂也英雄
贺炳炎锯掉一个胳膊，他只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下来跟普通战士一起行军。不久，他率部首战雁门关，再次威震敌胆。
记者：雁门关伏击战是抗战之初八路军有代表性的一个大胜仗，您父亲作为一二○师七一六团的团长，他是这场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把他描绘得异常神勇。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雁门关大捷的经过？
贺陵生：我父亲当时和政委廖汉生是搭档，根据侦察知道敌人经常在雁门关附近运送物资，车队来往比较频繁。日本人也怕游击队整他们，所以他们的车队基本上都串在一起走，这样互相之间有个照应。当时零星的一些抵抗部队打不了这种战争，部队多了，运动又不方便。他们在雁门关多次侦察敌情以后，就确定要到雁门关来打这次伏击战。大概前前后后准备了十来天时间，侦察敌情，我父亲亲自到现场去看，把部队都布置好了。正好那天先过来了大概有300余辆日本人的军车，战士们都很兴奋，这时候可以打一仗。可是正赶上从对面的方向又过来100多辆日本的军车，400多辆军车交会在一起了。这时候打还是不打就有点犹豫了。你要打，万一吃不掉，咱们一个团不过几百人，也没有什么多少真正的重火器。尽管这样，还是坚决打，部队就冲上去了。
记者：据说您父亲在断臂之前，一打仗常常不顾自己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冲在队伍的最前面。那么断臂之后，他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贺陵生：包括他断臂之后，我父亲从来都是身先士卒。那次他也冲上去了，三个日本人拿着枪过来，一看我父亲就一个胳膊，就想过来整我父亲。我父亲左手拿了把长刀，一个人对着三个人砍。后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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