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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社会-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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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与其说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前一段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即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不但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能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候美国面对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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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正遭遇跟当年大萧条一样的坎儿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而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换言之，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而言，卖不出去的牛奶确实没什么代表性。
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其他产品，如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等，也就是耐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台电视机。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这个转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我查了一下材料，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当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达到500多万辆。而我们2007年的汽车产量是1300万辆，国内的市场是800万辆。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菲特、里斯，198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正是美国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时期。无独有偶的是，房地产和汽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仍然是一对难兄难弟。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每个人月收入50元左右，加在一块100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七八十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开始是替代进口，接着开始成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房改，住房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家用轿车也开始大面积进入百姓生活。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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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耐用消费品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须说明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后，许多过去在经济中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这种危机实际上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先，除了偶然的天灾人祸，柴米油盐这些产品的产量起伏不会太大，一般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缓慢上升的因素大体能抵消。其次，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起伏也不会太大。对于生活必需品和人口之间的失衡，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三把刀”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不一样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只要技术进步的条件具备了，新的耐用消费品品种的出现，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就有可能。这样，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不过近些年来，由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体制日益完善，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就如同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相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倒是由过度的消费引起的。
再比如说，消费信贷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耐用消费品的特征之一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当时的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这样就需要信贷消费。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这个信贷消费就无法实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就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所谓消费信贷，就是指金融机构为购买消费品的客户提供的一种信贷业务，它以消费者未来的购买力为放款基础，旨在通过信贷方式预支远期消费能力，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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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迈不过坎儿是因为背后的畸形社会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福利资本主义、中产阶层、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20年代甚至可以被称作“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1922~1929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一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生产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莱维·巴特拉，1988）。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威廉·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有一个畸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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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罗斯福新政的实质
是以社会进步创造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也许应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包括当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
但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它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由这些措施构成的社会进步要比第一阶段那些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看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穷人。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社会救济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社会救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不仅在危机中保住了底层的生存底线，而且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再看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的美国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资强劳弱，劳工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当时的经济转不下去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工会问题的是1933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更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为了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该法律对一系列可能妨碍工会作用的行为，如歧视工会会员、收买工会等，明令予以禁止。
另一个重要措施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转引自李昀，2007）。于是就有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85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解力夫，1994）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
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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