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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世家-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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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长,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 (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 (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 “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至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 “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到用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枝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枝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姑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 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 “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海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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