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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掘真相-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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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中国警察居然监视到了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胡星的电话，“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有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
蒋平和卢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胡星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公使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汽车正要开动时，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要不要订机票？”那一刹那，蒋平陡生信心：“订！今晚就走，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监视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卢保良上了二楼。一切准备就绪，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挂断电话，手机定格在2月17日14时14分05秒。
等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周围，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
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到了英国没能入境，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还可以换取减刑。”
胡星抬起头：“蒋总，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4）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现自愿回国，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笔尖颤抖：“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胡星。”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在大使馆的通知下，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被击溃：“我是中国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要跟他回去，请给予方便。”
李水发握住蒋平的手：“祝贺你！我们已经研究过，支持你们把他带回去。但是，胡星现在得由我们看着，请你理解。你们抓紧时间办手续，通知我们航班号，我们机场交人。移民局方面也由我们来协调。”
蒋平也明白，自己带着胡星很可能被误会为跨国执法。他接受了李水发的善意：“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李水发摇摇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警察。”
两名职业警察的眼神交织在一起，蒋平在李水发的眼中读出了理解、尊重和钦佩。
下午4时30分，与新加坡警察交割完毕，蒋平才发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但饥饿感被胜利的喜悦压倒了，他与大家相视而笑：“今晚可以在这里吃顿开心的年夜饭了！”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胜利而自豪。但他们也明白，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远瞩，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胡案”，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追捕之剑”；后方，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刑侦、经侦、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广东省公安厅、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李汉柏、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胡星归案了。据这名目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外逃高官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滇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高达数千万元。
4月27日，云南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决定，给予胡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等待胡星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刊发日期：2007…04…28
女开发商举报市委书记的前前后后（1）
文／叶铁桥 李墨秋
十年砍柴评点
民不与官斗，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即使富如明初沈万山那样的大商人，在朱元璋面前依然是蚁民一个，无非比别的蚂蚁更肥一些。权力的授予方式如果不变，这种关系一定也不会改变，哪怕官员披一件“公仆”的马甲。
2008年7月8日，记者再次见到于瑾时，这个曾经成就斐然的女开发商，看上去气色好多了。与2007年7月初她见本报记者时的惊恐相比，已是喜忧两重天了。
2007年6月21日，在监牢里度过509天后，于瑾被无罪释放，但她又得到消息说，有关方面仍想要把她“弄进去”，而检察院也确实对法院的无罪判决提起抗诉。于瑾不得不带着12岁的儿子东躲西藏，经常变换住处，变换手机号码。
此后不久，她带着儿子远避加拿大，直到今年3月才回来。
但这次，于瑾却晃着手里薄薄的几页纸，对记者说：“看，对我错抓错判的顺城区检察院和法院要向我赔钱了”。5万元左右的赔偿额，被于瑾认为是阶段性胜利。但这个曾开着奥迪A6、身穿两万多元貂皮衣服的女开发商，现在仍然处境凄凉：房子被拍卖，车子被扣押，儿子因无固定居所无法入学，以前积累的大笔财富在马拉松似的上访和官司中消耗殆尽。
“有人说，在中国，做个举报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于瑾苦笑道，何况我举报的还是市委书记？但不论怎样，连省纪委处理此案的专案组人员都认定，正是因为于瑾等人的举报，最终导致了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的案发。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于瑾说，为保证安全，她只能斗争到底，“稍一松懈，最后牺牲的只能是我自己”。
直到现在，她仍执著地走在上访路上，以争回自己所有的合法权益。只是她偶尔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时，会感慨“简直像看戏一样”。
而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这场戏开场时的那个骗局。
天上掉馅饼：553亩土地找上门2003年5月的一天，于瑾接到弟弟于加威的电话。于加威告诉她，抚顺市市委副秘书长秦连翚领着市长王某的妹妹找到他，说“你姐姐房地产搞得不错，抚顺市有项目，希望交给你姐姐来开发。”
于加威向于瑾介绍说，秦连翚引见的市长的妹妹叫王东霏，在抚顺很有能耐，不仅能拿到地，并且价格很便宜，才8万元一亩。
但此时，由于一场漫长民事官司而疲惫不堪的于瑾却不想在抚顺开发房地产项目。多年闯荡的阅历也警示她，商人扯上官员，事情就不好办了。
2003年7月底，于瑾返回沈阳。在于加威的介绍下，秦连翚再次出现。在沈阳新南国饭店见面时，秦连翚后面还跟着一个女人。秦介绍说，这是市长王某的妹妹王东霏，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非常有才。现在离婚了，心情不好，带着两个孩子跟他哥哥王某一起生活。
秦连翚接着表示，王东霏见你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合伙搞房地产，因为王东霏能拿到抚顺市望花滩的土地，“她没经验，想找你一起合伙开发。”
但于瑾根本无心重操旧业，“我答复他们，我不想干，你们开发，你们自己来，我可以帮帮忙。”
这时，一个来自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让于瑾改变了主意。开发商姓贺，是上海金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曾在抚顺当兵多年，想在抚顺投资开发房产项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女开发商举报市委书记的前前后后（2）
于瑾说，贺某在抚顺考察一段时间后，觉得抚顺市望花区营口路北的望花滩不错，值得投资。
但贺一打听，听说这块地要上市拍卖，他怕拿不到地，于是想找本地开发商联合起来干，他辗转找到于瑾，反复劝说她一起开发望花滩。
面对如此实诚的商业伙伴，以及看上去唾手可得且价格低廉的大片土地，于瑾最终动心了。2003年8月16日，她代表的辽宁圣新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贺某所代表的上海金鹤置业发展公司签署了《联合开发协议书》，商定双方按8∶2的比例合作开发望花滩。
随后，他们在抚顺注册了众城房地产公司，“拉开阵势，就等着砸下盘来。”
但于瑾说，由于她当时在抚顺的官司未了，不好抛头露面，所以抚顺方面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贺某来开展的。
而一直穿梭其间的王东霏，这时候也确实展现出了她在抚顺的活动能力。在于瑾看来，她和抚顺市的许多领导都熟，大小官员见着王东霏都敬其三分。
于瑾和贺某喜在心头，认为对于项目的牵线人——市委副秘书长介绍的“市长妹妹”王东霏不能亏待。于是，2003年10月19日，贺某与王东霏签订合同，“委托方委托居间人替其获取该地块的商品居住用地权”，也就是说，这块地上市后，让王东霏帮忙摘牌。至于居间报酬，双方约定，“合同约定的土地地价扣除委托方实际支付给抚顺市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价及应交的契税，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居间报酬。”
居间合同注明，开发商愿以每亩万元价格购买这块土地，总价大约为万元。也就是说，不论王东霏支付抚顺市多少买地款，差价都归王东霏。
而且，如果王东霏真能拿下这块地，他们愿意再付给王每亩2万元的居间费。于瑾说，按市价来算，望花滩涂地每亩20万元左右，如果他们能以万元拿下，也是很有赚头。
贺某因此激动不已，望花滩土地共553亩，这意味着能盖出35万多平方米的房子，分三期开发，开发个四五年没问题。他们预计，虽然总投资将达到亿元，但预期收益也会非常可观。
但他们没料想到的是，这个馅饼竟然演变成一场骗局。
“市长妹妹”是假的事实上，王东霏并非市长王某的妹妹。她1963年出生于辽宁丹东，曾于1991年被判刑3年。
在2002年升任市长之前，王某曾担任抚顺市副市长，他之前的从政经历还包括在辽宁丹东凤城市任副市长。
有媒体报道，在王某调任抚顺市副市长之前，他与王东霏保持着情人关系，而当他调到抚顺后，他们的关系已经日渐淡薄。
但王东霏随后也来到了抚顺，并与市委副秘书长秦连翚交往密切，由于都姓王，且市长王某也有个妹妹与王东霏年龄相仿，所以秦连翚经常以“市长妹妹”介绍王东霏。
有媒体报道，就这样没两年，王东霏在抚顺不但住上了高档住宅，还在抚顺北站租了一栋1600平方米的房子，开了一家叫“结一庐”的酒店。
但于瑾与贺某并不知道内情，他们一直把王东霏当成市长妹妹，而且深信不疑。
王东霏与贺某等签订了居间合同后，办起事来也特别卖力。她前期活动也没少要钱，于瑾就曾先后两次从公司账户上给了她100万元。
前期似乎顺风顺水。居间合同签订的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10月20日，王东霏告诉于瑾和贺某，抚顺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说了，那块地可以给你们，需缴纳土地保证金62万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女开发商举报市委书记的前前后后（3）
王东霏还特别强调，保证金要现金，“因为国土局现在现金有点紧。”
事情办得这样顺利，开发商当然愿意掏钱。但多了一个心眼的于瑾，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就让弟弟于加威陪同王东霏去交钱。
到了国土局楼下，王东霏对于加威说：“你不方便进去”，让他在外面等着。于加威虽口头应承，却不放心地悄悄尾随观察王东霏的举动。
结果，他看着王东霏确实拿着一袋子钱进了国土局的一个办公室，出来以后，钱没有了。于加威回来后责怪姐姐于瑾，“你看，总说不放心人家，这不，土地保证金都交上去了。”
土地保证金是分两次交的，一次30万元，一次32万元，交完后，王东霏还给了贺某一张专用收款收据，上面注明收款事由是“购买望花滩土地保证金”，收据上还盖着“抚顺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的鲜红印章。
于瑾稍稍有些诧异：收据怎么不是财政收据，而是国土局的收据呢？但那时候她没有深究。
2003年10月23日，于瑾和贺某又接到王东霏的电话，说让他们来签《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贺某就带着律师、测量人员等浩浩荡荡地去了。
于瑾说，贺某去了以后，先测量望花滩那片地，来来回回认真测量了个遍，“就像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地一样”。
28日，王东霏和秦连翚将国土局签好的合同交到贺某的手中，秦连翚设宴招待贺某，席间还请来了当地水泥厂和钢铁厂的厂长，说要替他们牵线搭桥。
贺某随后回到上海，但王东霏的电话追随而至，声称合同没有签订完备，让贺某把合同寄回来补签。贺某留了个心眼，将这份合同复印了一份。事实上，这份合同后来成为了关键证据。
由于事情办得顺利，给王东霏的居间合同费也源源不断地转到了她的账户上。最终，连同土地保证金在内，王东霏一共从于瑾和贺某手中索取了近240万元。
但接下来，事情却慢慢不对劲了。
合同寄回去后，王东霏那边突然没了动静。已经回到上海的贺某很着急，一次次地打电话给王东霏，又先后两次来到抚顺催办，但王东霏每次都说正在加紧办理，让他等着。
此时，身在沈阳的于瑾却听到一个说法：王东霏并非王某的妹妹，而是情人！
她把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贺某，贺某却不肯相信，“不能吧，哪有高官把情妇放在自己身边的？”
电话里，贺某甚至对王东霏是市长情妇的身份更为放心，认为这种身份更有能力把土地拿下来。
但于瑾接下来听到的消息却让她感到震惊：市长王某被举报了，原因跟王东霏有关。
于瑾马上找王东霏核实，王东霏承认确实如此，并表示，因为太想得到这笔巨额居间费了，多次强迫王某批地，但王某坚持原则没有应允，一怒之下，她将王某举报了。
于瑾和贺某认为，既然办不了，王东霏就应该退钱，被逼无奈的王东霏说，实在不行，就帮他们找到抚顺市委周银校书记，“他肯定会帮忙”。
但于瑾对王东霏的说法嗤之以鼻，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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