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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惨案大揭秘-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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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散“训练班”，把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放回， 回原单位工作，并将各县县委、区委的组织恢复起来，进行正常工作。
第三，改组了苏鲁豫区党委，为了稳定局面，白子明仍为书记，郝中士、 郭影秋为常委、孔真、刘剑为委员。
第四，把“暗害分子”王须仁逮扑起来（实际是软禁，枪支未缴，还配有警卫员和马匹），押送一一五师保卫部。
第五，将少数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没有弄清楚的人，送山东分局审查。
上述紧急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了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的乱扑乱杀，从根本上扭转了苏鲁豫边区由于“肃托事件”所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挽救了苏鲁豫边区的党，挽救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对我党在这个地区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具有重大的意义。
“肃托事件”的恶果
湖西“肃托事件”，到底杀害了我们多少党员和干部，到观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张子敬回忆，被杀害者有三百多人。抗战胜利后，在单县建立革命烈士陵园时，经他手收回的尸骨就有二百多具。随罗荣桓到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一一五师保卫部秘书高扬，在回忆材料中说，被杀害者为三百零五人。金合法（即李正道，当时为沛县中心县委委员）回忆说，被杀害者为三百一十五人。刘剑回忆，被杀害的干部约三百人左右。吴德勤（当时跟李毅、王须仁当警卫员）回忆，被扑者约六百人，被杀害三百多人。还有一些同志提供了一些内容大致相同的材料，此不赘述。综观之，这些同志回忆的数字，虽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中，被杀害者达三百人左右，则是毫无疑义的。
这些被杀害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区委委员以上和部队连排以上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时期的核心和骨干，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如王文彬，曾先后任我党徐西北区委书记、苏鲁豫特委书记，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政委、苏鲁豫区党委*部长等职。曾率领边区的人民和抗日的武装进行了对汉奸王献臣的战斗，深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敬。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湖边地委宣传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妇女部长常俊婷等等，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中，都是很有威信，深受爱戴的干部。再如，金乡县的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丰县的康文斌、孙兆立、史为功、路光前，砀山县的孟宪理、陈雪楼，鱼台县的郭耕夫等等，都是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开创者，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是旗帜、是榜样。但是，这些好同志被当作“托匪”杀害了。这是党内外广大群众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由于“肃托”，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地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过去，群众见到了八路军，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那种发自内心的亲热，常使人泪下；这时，群众听说八路军来了，多面有惧色，悄悄躲开。由于“肃托”，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甚至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也因害怕受累而逃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情景。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则乘机打击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拼命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采用种种造谣和欺骗的手段，把不少中间分子以至原来跟我们走的知识分子，笼络到他们的队伍之中。甚至接过“肃托”的口号，以“帮助共产党肃托”为名，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铜北“千里井事件”就是一例。这些顽固派，都借此发展了相当大的实力。后来，他们配合日伪专门破坏我党领导的抗日事业，给我湖西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日寇，汉奸看到共产党搞“肃托” ， 自己人杀自己人，拍手称快，演戏庆祝“肃托”是他们的胜利，希望共产党把“肃托”继续搞下去。同时，乘此机会加紧“扫荡”，安设了一些新的据点，破坏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逼使我们丢弃了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和汉奸的煽动下，组织杆子会，向我部队进攻，残杀我地方干部。
总之，由于“肃托”，破坏了我党领导苏鲁豫边区抗战的大好形势，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大伤元气。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有些刚开辟的地区，由于主要领导人被扑被杀，武装力量被改编，无法立足而垮台。有些地方，则被国民党顽固派抢占了去。在我边区内，造成了他们的许多“地盘”。我湖西抗日根据地，在以后数年之内，在敌伪顽夹攻之下，一直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之中，很长时间没能扭转过来。
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经过了一个极其曲折、极其复杂的过程。为处理这一事件，一九四O年六月山东分局发出《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一九四一年二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后来又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组成五人小组，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和处理。一九四五年湖西地委根据中央指示又作了“再次的检讨和处理”。现将处理结果综述于后。
1、中央指出，湖西严肃托事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在暗害分子王须仁的阴谋之下，采取非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扑等手段；其结果不仅造成乱打乱杀的恐怖，而上使湖西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要求全党“在残酷和紧张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面前”，引起严重警惕。
2、对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的处理。对王须仁，一九三九年底罗荣桓在湖西进行紧急处理后，即将王须仁押走。一九四O年春，在去一一五师途中，王须仁畏罪自杀于费县白彦村。对王宏鸣，中央在决定中指出：王宏鸣受暗害分子王须仁利用，假冒中央名义，乱杀乱为，既不报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一一五师的制止；，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事法庭判处徒刑。王宏鸣得此消息后逃跑，叛变投敌，在汉奸郝鹏举部为日伪效劳，成了真正的民族败类。对白子明，中央在决定中指出，应撤销其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此后不久，即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了工作。
3、对于在事件中被诬陷而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山东分局再次派员来湖西进行处理时，以受*中央委派之名，向烈士家属进行了抚恤和慰问，并在单东南辛羊周门斤了追悼大会，请被难烈士家属参加，印发告烈士家属书和告群众书，着重指出了托匪“借刀杀人”的罪行。党内外反映均好。
4、对在事件中因受累被扑在酷刑下被逼呐队参加托派（或供出别人）而又尚未被杀害的大批同志，在山东分局的调查报告和随后发出的《训令》中，认为这是“自首”、“变节”、“叛变”行为，分别给予永远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停止关系、最后严重警告、严重瞥告、警告等处分。党中央在《决定》和以后有关指示中，一再指出，应当强调“肃托”主持者的责任，不应把我们自己的审讯机关与敌人的法庭相提并论，应当原谅这些同志的“幼稚”，不应看作叛变行为。四一年秋在具体处理时，由于强调分局训令与中央决定精神的一致性，上述处分虽有些减轻，但仍然过重，许多同志有意见。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以后，湖西地委才根据中央五人小组的指示精神，对上述处分分别予以撤销、取消和停止。
5、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指示，要进行“彻底调查”，如果发现在被杀者中确有托派分子及暗害分子，则应公布其罪状。四一年秋分局派员来湖西处理时，则宣布魏定远、 曹广善、朱华、朱新民、王天章、单子英、牛籍庵七人为“真托匪”，其余被杀者均为好同志。从此，这七人的问题就定了案，在以后各次“再处理”中，都没有提到这七个人的问题。
5、郭影秋怀念罗荣桓
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
惠及死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
这首诗，是曾于抗日战争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工作的郭影秋所作，怀念罗荣桓以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纠正湖西“肃托”冤案，救出了500多名干部。
1939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正率领一些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由鲁中向鲁南转移。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及苏鲁豫支队彭明志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电报还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读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和陈光召集一些领导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研究后决定立即打电报给王凤鸣，命令他立即停止捕人杀人；打电报给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叫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的指示；决定罗荣桓会同将去延安的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分局*部长郭子化、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一道，去湖西处理该事件。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原来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苏联曾开展大规模的反托斗争，将许多人当作托派杀掉。在中国，陈独秀等人曾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分化。抗战时期，托派已没有统一的组织。可是，王明和康生于1937年11月回国后，却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8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懂得托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受到康生的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AB团”、“改组派”来理解。
1939年8月，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在王须仁残酷的肉刑之下，魏定远招认自己是“托派”成员，并且还供出了第一批“托派”成员名单。
王须仁的“肃托”行动得到了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根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有苏鲁豫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好几百人。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多人被无辜杀害。二王肆无忌惮，草菅人命。他们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汇报，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拍电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给他们处理。杨得志赶紧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回电严词拒绝了二王的无理要求。不久，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而王凤鸣置若罔闻。事后，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作了汇报。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得知梁兴初等人被扣押，就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想抓彭明志。彭明志已知自己无法扭转这种险恶局面，只得设法脱身并打电报将情况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传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赶紧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以便向罗荣桓汇报，同时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肃托”还在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也被投进了牢房。他给牢房里的蒙难者带来了好消息：“罗政委要来了！”蒙难者们欣喜之余，急切地盼望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平原披上白衣，好像在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如火焚，率领干部、战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
罗荣桓带领一行人马赶到湖西四大队所在地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同时把自己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以调查事件真相。
王凤鸣走进罗荣桓的屋子，赶紧向罗荣桓敬礼，同时忐忑不安地观察对方反应。他发现罗荣桓没有向他还礼，罗荣桓皱着眉头，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
平时非常有耐心的罗荣桓，这时打断了王凤鸣那些漏洞百出的汇报，严厉地问：“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进一步追问。
王凤鸣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罗荣桓一阵连珠炮式的发问。
王凤鸣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梁兴初等人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处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终于瘫软在椅子上。
这时，进来一个警卫员：“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进门来的是一位个头细高、面容憔悴的汉子。他穿着灰旧的棉衣，袖子上的“八路”臂章已被扯掉。他就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牢房出来，因而对外面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见罗荣桓，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哭叫道：“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
罗荣桓赶紧搀扶梁兴初坐在椅子上，仔细察看了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接着问了梁兴初一些情况，勉励梁兴初振作精神，好好工作。
梁兴初走后不久，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被带去见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罗荣桓。罗荣桓询问了郭影秋一些情况后，决定立即释放他。郭影秋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影秋事后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个小时，我和李乾贞、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就被拉出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紧接着，罗荣桓还与张经武、郭洪涛等去牢房看望了李乾贞。李乾贞是最早建立湖西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他受了重刑，躺着不能动弹。罗荣桓亲切地安慰他之后，马上叫人把他抬到卫生队治疗。李乾贞被这突如其来的拯救，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像春潮冲破冰封，像光明突破黑夜，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
两天后，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大会。在会上，罗荣桓面对那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用手绢擦着眼泪，有人开始低声哭泣。
“现在，我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这哭声，是对党的感激，是对死者的哀痛，是对刽子手的控诉。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沉痛地指出，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工作，尽快挽回损失，推动党领导的山东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西“肃托”冤案被纠正后不久，凶手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则乘对他看管不严之机，逃跑投敌。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处分自己，并且在一一五师一次政工会议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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