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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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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立兹：但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公司在香港注册后，以香港外资公司的身份重新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你认同这些国有企业所采取的这种避税做法吗？
朱镕基：这就表明竞争有多么的不公平。我们把这种公司叫做“冒牌外商”，名义上是外资公司，实质上却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先到境外去，然后又回来。我当然不认可这种有失公平的做法，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者是不让它们回来。第5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3）
柴德立兹：随着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何差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是否正在消失？
朱镕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仍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我们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同。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探索过程之中，目的是要发展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中国为探索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进行了各种尝试。开始是依照苏联模式，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经过多年尝试，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滋长了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这显然不能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继续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社会公正。我们相信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尽管此前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我们不会照搬其他党派或国家的做法，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这种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柴德立兹：中国能从新加坡、日本这些成功的亚洲国家身上学到什么？
朱镕基：我们充分参考了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经验。但是，中国与它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新加坡很小；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而新加坡没有。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外部资源，而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但新加坡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如城市发展、开发区建设、金融和旅游业发展等。
柴德立兹：很多人担心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上不易相处的伙伴。你对此有何回应？
朱镕基：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可能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凭历史教训得出这一结论：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扩张。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他们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好好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还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中国过去饱受列强欺凌，而从来没有欺凌过任何国家。即便中国在很久以后经济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永远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其次，这种担心是那些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散布的。总之，中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威胁。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也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去年，我访问了北欧，几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都抱怨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这样做也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企业有责任对他的工作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此外，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而企业还可以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安排一些职工就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岗不离职”。
现在，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第6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4）
柴德立兹：世界上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出口继续扩大。他们会说，中国追求一切好处，却跟日本一样，别人进不了它的市场。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中，我们只占很小的比例，大约是2％或3％。虽然我们的贸易总额有1000亿美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海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创造的。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都比不上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在抱怨对华贸易存在逆差的问题。实际上，他们不应该责怪中国，而是要怪他们自己的企业，是这些企业导致了如此之大的逆差。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所以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这部分出口都算做是中国的出口，事实是大部分收益并没有装进中国的口袋里。每100美元利润中，我们只能拿到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被美国、日本和英国在香港的公司赚走了。
现在，香港人比我们还要关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彭定康先生正在美国呼吁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他非常清楚，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不是中国内地，而是香港将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这也意味着在港的美国和英国企业要遭殃了。
柴德立兹：从你的话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彭定康也不全然是那么糟？
朱镕基：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柴德立兹：你计划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吗？你将阻止人民币正在贬值的趋势吗？
朱镕基：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但这恐怕还需要时间，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目前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实事求是的，也与外汇收入和出口额的比例相符。关于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我认为那种汇率水平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长期维持的。现在外汇调剂中心的汇率这么高，这是由于很多暂时性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当所有人都想快速发展经济时，对外汇的需求量就增大了。第二，大量的外资企业本应出口它们的产品，却在中国进行销售。为了保持外汇平衡，它们去外汇调剂中心获取外汇，这也抬高了对外汇的需求。第三，那些认为人民币不久将进一步贬值的人正在进行投机买卖，造成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然而在我看来，人民币官方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供求将在一段时间后达到平衡。
柴德立兹：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社会快速转型还会带来社会问题。你将如何在这方面给予支持？当今中国，每个人都想发财，除了家庭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难道没有被完全忽视吗？
朱镕基：的确，在中国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外界对它的影响也在增加。在这方面，东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冲突，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有不同。因此，在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我们还有腐败的问题。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即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中国优秀文化教育，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教育等。这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在我们党和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些腐败的人和腐败的现象，然而一旦被发现，他们将会被依法严处。江泽民总书记就在昨天还号召人民与拜金主义作斗争。腐败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加大努力，加强教育，进一步发展经济，这些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不会成为社会主流。
柴德立兹：谢谢你，副总理先生。
朱镕基：我建议德国企业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信心。我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出现过热，对这种可能性我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不想发展得太快，谁也不必对中国发展放缓感到惊讶。我相信我们能保持8％到9％的增长率，那就很了不起了。
不久前我见了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我告诉他，我对中国增长速度过快表示担忧。他说，他见过很多国家的部长和总理，我是唯一一个担心增长过快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对增长缓慢忧心忡忡。
请转达我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朋友们的问候。第7节：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1）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
记者联合采访
（2001年10月22日）
记者：总理先生，德国总理施罗德将于下周第三次访华，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发展良好。你认为，德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德国是否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朱镕基：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我和施罗德总理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多次见面，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这是他第三次访华，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会很好地接待。我认为，德国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德两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希望德国在今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乐于看到这一点。
记者：总理先生，你和施罗德总理推动一项备受瞩目的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项目以来，成立了很多研究和工作小组，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一些法学家在中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权力高于法律，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彻底改革，那么法律什么时候才会高于权力？
朱镕基：中国与德国在司法方面的合作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迄今为止只跟德国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德国的法律比较健全、严密，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现在这一合作进行得很好，双方政府都对此十分肯定。德方能够在中国看到我们实行法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很好，我们感到高兴，这样能够针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中国正在建设并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我们实行的是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已经有390多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有几百个，各个地方制定的法规有好几千个。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备了，但我们吸收和借鉴了各国的立法经验，来建立适合中国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
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和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我们各级监督和审计机关对发生的腐败现象从不姑息，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于行政渎职的现象，我们进行严肃的处理。你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安全事故，如煤矿爆炸，我们一直处分到省长一级，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省长受到了记过处分。
记者：过一段时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要来中国访问。在德国，如果谁对施罗德总理不满意或者对他的政策不满意，可以上街组织游行，举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施罗德，你下台吧”，或者也可以组织反对党使他落选。现在中国老百姓是不能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如何发泄不满呢？
朱镕基：中国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许多城市经常有这种情况。现在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们阻断交通，在铁路上卧轨。不过打出牌子来要我下台的还很少，群众主要是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
记者：总理先生，在德国许多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的印象，认为中国每年对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者施以死刑，并且追捕“法轮功”成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
朱镕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我们有侵犯人权的现象，但在哪个国家没有呢？我们始终在加强立法，并且严格执法，在改进这方面的状况。我认为我们是有进步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改善。
至于“法轮功”，我亲自跟“法轮功”分子谈过话。他们当面向我承认，“法轮功”不是宗教，也不是气功。中国的气功还是有一些科学性的，“法轮功”只是骗人的邪教。可是，它为什么能发展到有那么多人呢？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些低层次的人身上，当然一些高层次的人也相信，其中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绝大部分是比较低层次的人，他们没有受到很多教育，收入比较少，对社会有不满的情绪，因此他们容易相信“法轮功”。绝大部分“法轮功”的痴迷者是群众，对于他们，我们采取的完全是教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教育。只是对那些极少数与国外“法轮功”分子，比如和“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有直接联系的人，我们是要把他们抓起来的。即使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法轮功”分子，我们还是很少采取判刑的手段，而是采取教育的办法。如果没有国外的反华势力支持这些人，给他们提供经费，支持他们在国内闹事，那么应该说“法轮功”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第8节：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2）
记者：总理先生，我们记得，你刚刚当选为总理的时候，表示要在任期之内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当时不仅是中国国内，包括一些德国人都很高兴看到你当选为总理，大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有希望。但是现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对政治改革的现状却比较悲观、失望。你当时说过，你在政治改革方面是耐心最少的人，你要尽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自由化，现在你个人也有些失望情绪吗？你现在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者吗？
朱镕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在本届政府就职时提出的经济改革目标，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我说的基本实现是指我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整体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要走的路还很远。
至于你所提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政治改革和我们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和法制。西方国家认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是否实行多党制，是否实行普选，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当然感到失望，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政治改革。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可以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道路一定可以走通。我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失望，而是满怀信心。
记者：你认为今后3年中国经济领域改革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朱镕基：今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像走钢丝一样，要保持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必须通过竞争使经济有活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开放不至于使我们的农民和大部分企业破产。有一些企业破产没有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如果多数企业都破产，那怎么得了？！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哪些产业会因此受益，哪些会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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