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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下雨了，而且这雨整整下了一天。我没再去天竺支行上班，也没再去清水洼的旷野上漫步。想到集体宿舍马上就要交回去，等到老天终于雨过天晴的时候，我起程出门，准备去考察一下方子洲现在的窝。我对此，依然充满了好奇心。
　　京兴市的街景，有时想来，真像是一个老丑而又酷爱打扮的妇人，在厚厚的脂粉覆盖下，在她的面部，还可以看到一点灿烂，当你的眼睛再往下瞧时，却发现了她脖颈处，似松柏一样的年轮的褶皱，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在京兴市著名的回民聚集区，在高楼大厦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叫作“细米巷”的小胡同。自行车，在胡同口还可以勉强地一边擦墙，一边贴人地骑过去，可骑了没几米，便实在是骑不进去了。我只好把自行车再原路退回，索性把车扔在了胡同口。
　　小胡同的两边，是清一色的低矮的小平房。房顶是用青色长条型圆瓦铺成的，在圆瓦的中间，那排水的凹道里，稀稀落落地生着一两尺高的野草。墙是灰色的，墙面糊着的灰石灰，已经脱落了许多，露出了墙壁的碎砖，斑斑驳驳的，掩饰不住那历史的沧桑。方子洲的居所就是这胡同里一个大杂院儿中的两间小平房，这两间小平方是套间，外面的房子小、里的房子略大。
　　进到屋子里，一股湿气扑面而来。外面的小房六平米左右，经不住一天来细雨的蹂躏，湿得像个蒸气浴室，纸糊的顶棚，已经全部变成了熟褐色，地上也汪了水，昨天的雨已经把这间小屋淋漏了。小房子里除了一个木凳子上摆放一台十四英寸的旧款彩色电视机外，再没有其他的任何摆设。里间九平米的所谓正房，比小屋略好，只是在同样是纸糊的顶棚上，出现一个直径两尺长的褐色水痕，像一个腾云驾雾的哪咤闹海图一般。整个房间里都是黑洞洞的，好在房子的后墙上，开着一个不大的小窗户。几缕微弱的的光线射进来，使得我才能勉强看清房内的摆设。
　　在这九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再加上一个三人沙发已经占据了面积的大部分，一个大书架则把其他的空间严严实实的占满了，以至我连下脚都很困难。那个三人沙发很破旧，是木制的。虽然我来自遥远的古镇，虽然我们青山绿水的家并不富裕，但是，不到此处我也没有想象出偌大的一个京兴市居然还有像方子洲一样居住和生活的人！
　　他的书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除了书、杂志、报纸，就是录相带和插满像片的像册。我被他收藏的报纸吸引了，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载着他的摄影作品，有风景照、有静物艺术照，更多的还是纪实作品。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京兴日报》刊登着一则专访：《游侠擒狡贼，君子动手不动口》：
　　“入冬以来，本市某小区接连发生桑塔纳轿车被窃案，警方出警数日均被狡猾的窃贼逃脱。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兴市分局刑警队接待了一个神秘的举报者。此人提供了一盘录相带作为举证资料，使本案在接报二十四小时之内即宣告全破，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
　　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他是如何获得窃贼犯罪材料的？日前，本报记者带着上述疑问，根据警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位举报人。原来，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本市职业民间打黑人、著名的自由摄影师方子洲先生。下面就是记者的采访笔录：
　　记者：“久闻您的大名，今天才有幸见面，很感荣幸。”
　　方子洲：“我的职业优势就是戴着一层面纱，如果我像明星一样每日上镜，那我不但不可能再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手罪证，甚至连生命都会有危险了。”
　　记者：“我尊重您的职业习惯，所以今天我既没带照相机，也没带录音机，完全是笔录。您能不能把您这次的取证诀窍给读者透露一点？”
　　方子洲（笑）：“要说诀窍吗？就是我的摄影和摄像器材还算是先进。我利用照相机的长镜头，白天在数百米以外就可以清楚地拍摄犯罪嫌疑人的特写镜头；我利用摄像机的红外功能，躲在暗处，不用任何辅助灯光，就可以在黑暗中拍摄犯罪嫌疑人的全部作案过程。比如，这次获得桑塔纳轿车窃贼的材料，他们盗车过程，便是我在某小区黑暗处蹲守拍摄的；他们在修理厂重新油漆盗窃车辆的证据，就是我在五百米远的楼上拍照的。另外，我还有隐蔽拍摄设备，几乎对犯罪嫌疑人面对面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察觉。”
　　记者：“除了物质保证之外，还有没有人的因素？”
　　方子洲（玩笑着）：“如果说人的因素吗？大概就在于我身怀猴子一般的绝活吧！”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方子洲：“我虽然已经快四十岁了，但是，爬树上房选择最佳摄像位置的能力一点没减退。现在，我比十几岁男孩子的活动能力一点也不逊色。”
　　记者：“方子洲先生，您是自由摄影师，也是民间打黑能手。据我所知，这两项工作都是很难有稳定收入的。您是怎么维持生活，尤其是哪里来的资金购置这些高档设备呢？”
　　方子洲从背包里拿出一张存折，很自豪地说：“这是京兴市公安局给我的破案奖金。他们计划给我五万元，我认为我自己没付出那么多，所以，交完个人所得税之后，我只领了两万元！另外，我个人的支出很少，过日子也算计的比较仔细，我没别墅，更没私家车，而且，有的摄影器材，还是我自己改装或加工的，也节省了大笔开支。”
　　记者采访结束时，方子洲先生以玩笑的方式总结他的打黑取证工作，说：“我这里的犯罪嫌疑人证据就是他们被记录下来的行动，他们有没有犯罪，我不需要用嘴来解释，我动手拍摄就是了。别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到我这里，就是君子动手不动口了！”
　　二○○○年一月十二日《京兴晚报》的一则图片报道也很有意思，标题是《鸳鸯火锅热腾腾，锅底已历万人尝》：
　　“本报特约通讯员方子洲报道：京兴市某火锅店为挣昧心钱，不惜咂掉老招牌，他们居然把客人已经使用过的红锅底，重新收集起来，继续供客人食用。”
　　下面附着六幅照片。
　　照片一：热热闹闹的某火锅店，客人正大吃大嚼。这拨客人使用的火锅号牌为八号，用餐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
　　照片二：刚才用八号火锅就餐的那拨客人满意离去，时间是十二点二十分。
　　照片三：女服务员端走了刚使用完的八号火锅。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二分。
　　照片四：一个大师傅正从八号火锅里把红汤向一个大盆里挖，表情平静。那火锅一定是刚使用完的那个，因为，现在的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三分。短短的一分钟，火锅不可能更换。
　　照片五：另一个大师傅端来了九号火锅，同时，从大盆里往出挖红汤至九号火锅。时间也是十二点二十三分。被倒回去的旧锅底准备继续给新来的客人用。
　　照片六：一拨新的客人已经围坐在九号火锅前，开始吃喝。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五分。此时，红锅底循环使用，已成事实，铁证如山。
　　照片的最后，是写了带惊叹号的几句问话：
　　这是节省吗？这是习惯吗？这是该店秘方吗？可无论如何，您是忘了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
　　看了这则报道，酷爱吃火锅但肠胃极弱又极敏感的我，立刻就恶心起来，真的想吐。呕了几次之后，脾胃才恢复过来。
　　刚轻松一下，手机响了。没想到，打电话过来的竟是合作银行南郊支行的那个吴副行长。他寒暄之后，又把他依然欣赏我的话说了几句就言归正传了：“您还愿意到我们这儿工作吗？”
　　我感到突然，章副行长不会这么快就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工作吧？我依然记得上次应聘时被他们那个叫骆敬业的行长拒之门外的事儿，便不冷不热地说：“你们那个骆行长是要存款的，我没存款怎么有资格来！？”
　　吴副行长挺实在，说：“小柳同志就是谦虚！今儿这个电话就是骆行长让我打的。他说，京兴摩托车股份公司的章总找了他，说准备在咱们南郊支行开户，开户时就存过来一个亿。还指名道姓地要求我们让您作客户经理，说您能干，和他在爱农银行时合作得非常愉快。”
　　“那一个章总？”我诧异了。我想，总不会是章副行长已经摇身变成京兴摩托股份公司的章总了吧？
　　吴副行长更加客气了：“我就说您是个人才，在我们这儿一准儿能干好。瞧，透着您联系的客户多，这么大个老板，您竟然忘了。就是主管公司财务的章亦雄副总经理呀！京兴摩托车股份公司，是薇州摩托车集团公司的分公司，资产好几个亿呐！”
　　我不禁脱口而出：“他这么快就过去了？”心里又惊又喜的。
　　“小柳同志，骆行长指望着您明儿个就来报到！”
　　我对如此快地改变工作环境没心里准备，心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嘴上也就支支吾吾：“那一个亿存款不是还没存过去吗？我这么过去¨¨¨”
　　真爱更是糊涂的
　　吴副行长却是实实在在地为我考虑：“我们这儿进人已经没问题，骆行长已经把给管理部人事处的报告写好了，只要您愿意来，他就签字送批了。我不是不惦念着您马上来，我倒是想给您几天时间休息，下星期再来上班。”
　　鉴于我目前的工作状况和章副行长的良苦用心，我也很爽快，立刻答应下星期到合作银行报到上班。
　　吴副行长竟连声和我说谢谢，说马上就向人事部门报材料，争取我下星期一上班就能成为南郊支行的正式员工。我想，他和那个势力的骆行长一定已经把我将给他们带来的存款业绩以及盈利算清楚了，否则，他们对我同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呢！
　　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我继续看有关方子洲的报纸。在下面的报纸里，还有方子洲炮制的更刺激的采访和报道，什么《扮小贩，揭开生猪注水黑幕》、《暗访京东妓女街，嫖客半成是农民工，半成竟是国家干部》、什么《斩断伸向学生钱袋的黑手——书商与教职人员沆瀣一气行销盗版教材纪实》，等等等等，简直是一部揭黑打假大全。
　　我正准备翻看他的相册时，却听到外面的门突然有了声响。我一惊，不知道又有哪路的神仙找到这儿来了？想到方子洲的所作所为，对好人和政府来说是英雄事迹，对恶势力和阴谋诡计者来说，这当然是惟恐天下不乱的行为！他们当然要除之以后快！而方子洲房间里的相片和录相带，我没看也知道都是些什么，一定记录着某些人某些组织已经曝光或者还没曝光的丑事恶行！因此，这两间小屋也就无异于是一个随时可以喷发的极为不安全的火山口！
　　我秉住呼吸，对着门口再听。门外，分明是有人把门锁弄得“悉悉簌簌”响，分明是有人在外面企图开门！
　　我只得大着胆子，颤栗着声音问：“谁？”同时，拿出了手机，随时准备用自己屡试不爽的手段：拨110。
　　我的话音未落，手机也根本没来得及拨一个号码，门已经开了。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笑嘻嘻地闯进来。
　　“方子洲！”我的心情一紧一松，腿立刻发软，几乎站不住了，“你可把我吓死了！”
　　方子洲顺势抱住了我：“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我真的有几分气愤：“你都干了啥子呀！这能不让我提心吊胆吗？”
　　方子洲拉着我坐在占了房间一半地方的旧沙发上，那久已不用的沙发，突然承受了他们两人的体重，“吱吱呀呀”地怪叫着，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
　　方子洲像个急巴巴的猴子，先来亲吻我，我的心里乱糟糟的，没兴趣与他共渡爱河，便挣脱了：“先说你的冤屈，是怎么伸的！”
　　方子洲坐起身，视线离开了我，直奔他的书架，眼睛上下搜寻片刻，刹那之间，他脸上的阳光突然换成了乌云，露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恶声恶语地对我说：“我不希望你翻我的东西！”
　　我还没受过男人这样的轻慢，以为他的此举是因为我拒绝与他做爱而进行的报复，于是，我内心压抑的不畅快，立刻变成了怒火，我站起身，大声吼叫：“你凭啥子这样跟我说话！我不关心你，翻你的破烂做啥子吗！？”
　　方子洲见我真的发火了，立刻软了下来，重新拉了我的手：“我是说¨¨¨我是说我这些东西¨¨¨”
　　我继续不依不饶：“你是说你的这些东西可以卖钱是吗？”
　　在我的淫威之下，方子洲立刻变得低声下气了：“我是说我的职业很危险，你没必要瞎搅和！”
　　见他在我面前已经卑躬屈膝起来了，我即便是八国联军也应该见好就收了。于是，我重新坐在破沙发上，轻声叹口气：“看来，人呀，相见容易相知难，贪欢容易相爱难呐！”
　　方子洲把被我翻乱的东西收拾起来，重新恢复了他那宽厚的笑脸，对我说：“不管你怎么样，我可是一开始就爱你！我可不是情不自禁，是追了好久才追上的！”
　　我已经没了怨气，好奇心又恢复了，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警察同志就这么好糊弄？”
　　见我追问得饶有兴趣，方子洲便拿了搪，逗弄我：“派出所所长不但给我平反昭雪，而且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
　　方子洲告诉我，我和章副行长才走不久，他就遇上了京兴市的一位警察。方子洲的打黑事迹才被这位警察说了一部分，方子洲就已经由阶下囚变为了座上客。而后，他还和这位京兴市警察一块儿又侦察了一个大案线索，完了事，才匆匆忙忙地赶回来。
　　“最后怎么给你结的案？”我问。
　　方子洲无奈地摇摇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政策法规都不健全，看在京兴市警察的面子上，我和那倒霉的派出所彼此都不了了之了呗！”
　　“那么，咱俩到底是爱情还是卖淫嫖娼？”我很认真地问。
　　“你说呢？”他向我挤了挤眼睛。
　　我明白，他是在借机问我是否真的爱他。我倒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便在他的肩膀上重重的打了一巴掌：“我怎么晓得？”
　　但是，如果说我和他在东北天海闹出的绯闻，是出于一种好奇、感激、好感、彼此身心需要的复杂情感，那么，现在我对方子洲的情感里倒的的确确有了真实的爱。只是这爱有多深，会不会发展为婚姻，现在我还说不清楚。
　　虽是秋季，可京兴市的小平房里却是阴冷的，再加上不习惯方子洲单人床的凉和硬，我简直难以入眠。窗外的蟋蟀，在深秋里悠扬的低唱。从蟋蟀们不同的鸣叫声里，方子洲可以判断出蟋蟀的品种。发出“嘟嘟”声，声音脆且直的，俗名叫“蛐蛐儿”，圆头、细尾，由于善斗，是历代最受欢迎的品种，大家不辞劳苦，争相来抓的便是这个品种的蟋蟀，为的是与他人的“蛐蛐儿”相斗，作为游戏，找个乐子。而那“咪咪”声的，叫作“劳咪子”：“吁呦呦”声的，叫作“呦葫芦”：“叮叮咚”声的，叫作“金钟”，这些品种的蟋蟀抓来，由于他们不会打斗，只能听它们唱歌，所以，不讨大家的喜欢。而现在那窗外秋虫的低唱，“嘟嘟嘟嘟”的，既脆且直，声音宽厚，一定是一个大个头的蛐蛐儿！
　　“我能听出哪个蟋蟀在独唱，我还能听出哪个男蟋蟀在与女蟋蟀谈情说爱！”听出我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躺在沙发上的方子洲也没睡着，便说。
　　“我不相信。”我说，睡意已经全无了。
　　“母蟋蟀是不会叫的，会叫的全是公蟋蟀。当公蟋蟀还没找到配偶时，他总是‘嘟嘟’地独唱；谈上恋爱后，他便只会‘呵嘶、呵嘶’地说悄悄话了。”
　　“挺好玩的！”我感到有趣。在我的童年里，除去读书，没有抓蟋蟀的任何经历。
　　“你说，动物们，包括小虫子的恋爱、交配，都这么自由，而咱们人类为什么反而这么麻烦呢！这到底是进步，还是泯灭天性？！”方子洲有意提到了性，晚上临睡前，我没让他得逞，他依然不甘心。
　　“人类进步了，当然活得更愉快，更幸福。只是中国的老传统影响着大家吧？”我说，有意没有应和他。
　　“比如说咱俩，也没人管着，也没人看见，明明两个人睡着滋润，可偏偏要让我独睡沙发！”
　　窗外蟋蟀“呵嘶、呵嘶”的谈情声，仿佛越来越大了，以至吵得人心烦。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身心的渴望。
　　“方子洲，我的肚子疼。”我说，声音尽量轻轻的。
　　“我来给你揉揉！”他终于找到让他和我都能接受的再一次共上一床的机会。
　　虽然有了东北天海的那两次亲密接触，可他的手却是第一次认真地摸到了我的腹部。
　　“是这儿吗？”他问，话语里只有一分认真，却含了九分虚假。我想他的思想，现在恐怕已经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飞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