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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翅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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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 ——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 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沉重的翅膀 三(3)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 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 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 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 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 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 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 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 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 ”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 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 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

沉重的翅膀 三(4)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话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
  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
  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 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 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
  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 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谠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 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213 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 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投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
  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 房问——冯效先的办公室。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沉重的翅膀 三(5)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
  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 我找你? 谁通知你的? 老何? ”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卡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哗叽的。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 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 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 又有多少资历? 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 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 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 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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