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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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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中反间计，枉杀袁崇焕（1）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崇祯中反间计，枉杀袁崇焕（2）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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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祖大寿（1）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收买祖大寿（2）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获传国玉玺，立中原之志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